材料一   “夷狄不可为帝王”是自先秦至魏晋华夏社会根深蒂固的观念。十六国时期众多少数民族统治者争正朔、明法统，开少数民族统治者论证自身正统性的历史先河。匈奴人刘渊，以“晋为无道，奴隶御我”为理由反晋，并宣称“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不久称帝。羯族人石勒建立后赵政权后，担心因东晋政权的存在而“书轨不一”，自己的正统地位得不到天下人的承认。对此，徐光劝慰说：“陛下既苞（包）括二都（即占据长安和洛阳），为（就是）中国帝王。”淝水战前苻坚在阐述攻打东晋的理由时说“帝王历数岂有常哉，顾惟德所授耳”；“非为地不广、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少数民族政权排定自己的五行历运，后赵承晋，为水德，前秦与前燕承赵，为木德，后秦承前秦，为火德，北魏建国时承秦，为土德。

——摘编自邓通《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正统意识与正统之争》等

材料二   按照中国史学的传统观念，某个王朝纂修前朝历史，就是对前朝具有正统性以及本朝是前朝法统继承者的承认。元朝自从议修辽、宋、金三史之始，围绕着纂修义例，即辽、宋、金三朝“正统性”的问题，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论。一派主张，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另一派则主张独尊宋为正统。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下《修三史诏》，指出辽、宋、金三朝“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两年后，修史工作大功告成，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辽史》《宋史》《金史》。这一撰史原则无疑更加符合五代辽宋金元时期多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的客观历史。

——摘编自江湄《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

材料一     约公元前4500年，苏美尔人迁移到两河流域南部。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具有灌溉知识，使用金属工具，用削成尖头的芦秆或木棒做笔，在未干的软泥版上压刻出符号。从此时到约公元前2900年，以城市为中心的聚落逐步扩大，城市的功能不断完善。该时期的一块石碑上雕刻有一个统治者，他戴头冠，穿长褶裙，孔武有力。同时期的一枚印章上，有一个人正主持宗教仪式，手刃敌人，表明他拥有宗教和军事权力，在同时期的雕刻中还出现了奉献产品的民众。这些情况表明苏美尔地区进入了文明时代。

材料二     公元前4世纪晚期，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率军入侵并灭亡了波斯帝国，随后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亚历山大远征期问，在野蛮部落建立了70多个城市，定都巴比伦城，保留波斯帝国的行政制度，鼓励东西方种族通婚，以马其顿人和希腊人作为骨干力量，保证征服者的统治地位；袭用东方的专制政体，并利用宗教进行统治，宣扬君权神授，从而使帝国的统治呈现出东方、马其顿、希腊城邦三种因素的混合现象。

——摘编自齐涛《世界通史教程（古代卷）》

材料一   （西周）被封者率本族人到封地后，首先建立军事据点，由点向面扩展。这种据点称为“国”，“国”以外称为“野”。国、野的居民称为国人、野人。前者是以周部族为主体的统治部族成员，承担当兵作战的义务；野人是被征服地区的传统居民，是井田制下的劳动者。

（秦汉）在郡县在籍男子承担徭役的基础上，普遍征发丁役当兵。如汉代男子在23﹣56 岁之间，必须服兵役2年。汉武帝时还从熟悉胡、越情况的汉族、匈奴族平民中募兵，以应战争需要。

——摘编自韦庆远《中国政治制度史》、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等

材料二   官府经营贸易称回图贸易（简称回易）。在两宋时期，军队广泛从事回易活动。宋初，太祖特许将领在“所部州县，笼榷（指盐铁酒等商品专卖）之利悉与之，恣其回图贸易，免所过征税”。中央政府为军队回易广开绿灯最直接目的是补贴军费，但将领“名为赡军回易，而实役人以自利”。由于回易的普遍，大量士兵不参与训练，军中有“匠民、乐工、组绣、机巧，百端名目，多是主帅并以次官员占留手下，或五七百人，或千余人”，所制产品多为将领回易赢利。“诸军屠酷（指经商）城市，日夺官课，重载络绎，不税一钱”“且是挟朝廷之势，以争利于市井”。

——摘编自李洪《宋代军队回易述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