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学宫，是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重要场所。身处其中的稷下先生们留下了《管子》，内容包括反映黄老之学的《宙合》、阴阳家学说的《五行》、兵家思想的《兵法》、儒家思想的《小称》、法家学说的《法禁》等篇。稷下先生们都有人数相当多的弟子，又都喜欢辩论，比如孟子人称“好辩”，邹衍人称“谈天衍”。在辩论中，各家思想相互诘难、相互影响。

——摘编自孙开泰《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与相互影响》

材料二   

18世纪后期，工业成为城市形成和发展的新动力。在英国，棉纺织业、冶金和矿业的发展使许多小镇迅速发展起来，曼彻斯特、伯明翰等新兴工业城市甚至跻身于大城市之列。铁路的发展，也使得沿线出现了许多铁路城镇。19世纪中期，城市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52%。城市化不仅仅是城市人口的聚集，也是发展城市建设、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改善城市居民生活和工作条件的进程。城市生活方式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观念。

在19世纪的城市化过程中，英国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城市病从地理空间上凸显了社会不公。工人住宅区是大城市和工业区的贫民窟，成为贫穷、疾病和犯罪的渊薮。工业和生活垃圾造成了整个城市、整片地区的环境污染。恶劣的卫生条件导致流行病频频爆发。过度的劳动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使工人及其子女的健康受到了严重摧残。工人的寿命大大低于其他阶层。

在有识之士和专业人士的推动下，英国的城市病引起重视，并逐步得到有效的治理。1848年，议会通过了《公共卫生法》。1876年，政府通过《河流防污法》。1890年，议会还通过法律，责成地方政府改善穷人的居住条件。到19世纪末，英国人（包括工人）的生活普遍变得文明体面。

——摘编自武寅主编《简明世界历史读本》

明朝初年，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户籍管理制度。户籍管理的核心内容为里甲制。里长、甲首皆轮流担任，他们要负责管束所属人户，统计其丁、产变化状况，督促生产，调解纠纷。在设置里甲的基础上编造黄册，每里一册，登载该里110户的丁、口数以及年龄、财产状况。

明朝的正役以里甲为单位轮充，亦称里甲正役。里甲正役的主要工作，是协助粮长催征钱粮，协助官府维持治安、拘捕罪犯，办运上贡物料，支应官府公用等等。

随着赋役制度的改革，里甲制逐渐瓦解。明朝后期，开始采取新的户籍管理制度保甲制。其重点在维持地方治安，与金役无关，保甲的册籍只书写籍贯、丁口，不载财产状况和户籍类别。但里甲制并未取消，只是渐趋有名无实而已。清朝前期，里甲、保甲并存，里甲负责管理户籍，征收丁银，保甲负责维持治安。雍正时期赋役制度改革，里甲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渐与保甲合并。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法国三级会议中古时期，法国市民阶层力量逐渐壮大，他们渴望统一、为寻求王权的保护，以金钱和武力支持王权。1302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召集了有市民代表参加的“三级会议”，商议与罗马教廷对抗事宜。这次会议有高级教士、贵族和市民上层（各城市有两名代表）三个等级的代表参加，各等级均持有一票表决权，但实际上市民阶层总是处于少数地位，农民和城市平民更是被排斥在等级机构之外。三级会议支持国王，反对教皇，确立了国王有权征税的原则。三级会议由国王召开，也由国王决定解散。百年战争期间，王权出现危机，三级会议频频召开。此时第三等级力量壮大，提出了一系列争取权利的条件，比如允许会议代表参加御前会议和行政管理，三级会议有权每三个月自行召开一次会议等等。到18世纪时，三级会议的代表向国王发难，逐步演变成国民会议和制宪会议。

——摘编自武寅主编《简明世界历史读本》

“六经”作为先秦的重要典籍，经孔子整理后，成为儒家的经典。后来《乐》经失传。汉代，“五经”流传，并出现了对“五经”的注释、训诂等方面的学问，称为经学。建元五年，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被认为是经学确立的标志，“五经”成为社会公认的经典。此后，儒学的发展便采取了经学的形态。

因儒学章句繁杂，注疏极不一致，唐太宗时，孔颖达等人撰定《五经正义》，后颁行全国。经学至此虽归一统，但长期以来墨守成规，僵化缺乏生命力，明显呈现出衰颓趋势。唐末及五代时期儒家的道德信念逐渐丧失。宋代学者掀起了儒学复兴运动，重建对儒家道德的信仰，他们力图挖掘儒家经书的思想内涵，强调学术为现实服务。朱熹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为四书做注，“四书”之名确立。明初沿元之制，尊奉程朱理学，编纂颁行《四书大全》《五经大全》诸书，用于科举取士。

——摘编自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等

儒家追求社会的完善，要求人们超越自我，把他人利益、社会整体利益放在首位，把社会完善作为人生责任。在道德教育上，儒家注重培养为官者“以民为本”、对百姓负责的责任意识，“操心也危，虑患也深”“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的忧患意识，主张为官行政，必须有公正无私、勤政有为、清廉自守的道德规范。儒家也重视“教化”“化民成俗”，重视“礼”的道德规范的作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在道德教育上，道家认为道德是自然存在，呼吁为官者应尊重自然，尊重规律，尊重百姓，要顺人之心，顺物之性，无为施政，不扰民生，不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道家以政不扰民作为行政者最重要的道德要求。道家的社会道德规范要求是慈、俭、不争，这里包含着清心寡欲，淡泊名利等一系列社会道德规范。

——摘编自邹强、王松《中国古代儒家与道家道德教育思想之比较》

材料   1880年以后，日本文部省接管了全国各地的职业学校。19世纪80年代—20世纪初，日本文部省相继颁布的《农业学校通则》《商业学校通则》《实业学校令》等法令法规，其中规定：实业学校的目的在于对从事工业、农业、商业的实业者施以必要的职业技术教育。1894年颁布的《实业教育国库补助法》规定：每年支出15万日元，用来充实和兴办实业补习学校。1930年，日本初等职业教育的实业补习学校数量已增加到15000多所，在校生127万余人；中等职业教育的实业学校已发展到974所，在校生28万余人；高等职业学校的实业专门学校增至51所。1937年，日本政府成立教育审议会，全面扩充和增设实业学校。在农业教育机构中努力培育面向大陆的开拓者。在工业教育机构中，重点扩充与机械、船舶、采矿、冶金、化学、电气等工业部门相关的职业教育。1943年，日本政府颁布改正的《实业教育规程》，体现出浓重的军事化色彩。职业教育的政策完全抛弃了之前以谋求大多数国民享有安定的社会生活的目的。1945年，日本战败后，其各级、各类职业学校都几乎陷入瘫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