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被誉为“中国法制史研究发展中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该书成书过程中广泛采用了《汉书》《晋书》《旧唐书》中的《刑法志》篇目及相关的人物列传，又大量引用了《唐律疏议》《明律例》《清律例》等。此外，像《颜氏家训》、宋代钱易的《南部新书》、苏洵《嘉祐集》、明代祝枝山的《野记》等私人撰述也被大量征引。该书运用家族、婚姻、阶级、巫术及宗教这些社会史的范畴，将中国古代自汉至清2000多年间的法律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分析，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其主要特征，以及这种精神和特征的变化轨迹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由此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研究体系，它可以被称为“法律社会史”。

——摘编自王健《瞿同祖与法律社会研究—瞿同祖先生访谈录》等

材料二   中国法律并不是自上古时代以来即为儒家思想所支配。秦、汉的法律是法家所制定的，其中并无儒家思想的成分在内。曹魏而后每一新的朝代，必制订一套本朝的法律。法典的编制和修订落入儒臣之手，于是他们把握时机，可以大刀阔斧的方式为所欲为，有更多的机会尽量将儒家之精华“礼”糅杂在法律条文里，一直到法律全部为儒家思想所支配为止。此种程序自魏晋便已开始，而北魏尤其是一大关键，至南北朝已大体完成，不待隋、唐始然。比如晋代时期出现的按照“服制”定罪、父母诉子不孝处死；北魏时期对于犯死罪者祖父母、父母老又无亲戚赡养可以免除死刑等。

——摘编自瞿同祖《瞿同祖论中国法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