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朝前期内阁的功能在于辅助皇帝批示和决策，由此节省皇帝处理政务的时间。明朝中后期，内阁运作模式日益复杂，其职权不仅限于执行，还监管六部。总体来说，内阁从初具雏形发展到鼎盛时期，在名义上始终只是一个辅助皇帝的工具，并不是正式的行政机构。虽然内阁大臣与皇帝关系密切，却没有实权，这必然会引起诸多矛盾。例如，明朝中后期许多内阁臣子致仕启归，而皇帝不准，两者之间的冲突日益严峻。嘉靖年后，内阁成员评选、任用、去留等规定模糊，阁臣内斗也异常激烈。但是在皇帝厌政怠政之时，内阁大臣票拟功能表现出的意义非凡，内阁会通过“祖制与天意”来影响皇帝，劝诫皇帝不违祖命，造福百姓。

——摘编自周硕人《从明朝内阁制度看封建皇权的演变》

材料二   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后，政府机构不断增加，内政外交事务日益增多。内阁唯恐其政策不能迅速全面地付诸实施，遂依仗在议会中拥有多数票，反复更改议会工作时间表，使议案和辩讼尽量集中于“国家中心问题”。20世纪以来，政府议案更难被反对党修正或否决了，议会也被反对党戏称为“内阁的专用议事厅”。19世纪晚期以后，大臣们清楚地认识到议会选举胜利对于延续内阁任期的必要性，因此内阁更加重视对大选的操纵。经国王爱德华批准，授予内阁首脑“首相”的称号，并在法律上明确了首相与其他阁员之间的主从关系。首相在地位显著提高后，作为执政党党魁就不再被看作“同辈阁员之首”了。

——摘编自韦荣建《论英国内阁制度形成与发展》

材料一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美国国会不断出台对华科技遏制法案，如第116届、117届国会出台了多项法案防止美国高新技术进入中国，美国通过拉长“实体清单”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精准打击与制裁，阻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2018年，在美国应对外部技术威胁为由的“中国行动计划”推动下，司法部发起至少68项相关科研人员司法诉讼，针对的是大部分美国高校中的中国籍专家学者。美国政府在多个场合公开宣称“中国科技威胁论”。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沃尔夫条款”限制中美航天技术的科技交流。特朗普政府修改中国留学生签证的发放政策，中止学术交流项目，限制相关机构在美国的科研活动，均阻碍了中美科技与人才交流。

——摘编自郭永虎于艳文《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演进、影响与中国应对》

材料二   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不断提升以及对外科技合作的不断拓展，西方科技压制有效性不断削弱。一方面，面对美国的科技竞争和“卡脖子”威胁，中国始终把坚持科技自强作为追求目标，致力于通过自主创新引领发展。在此原则指导下，中国的整体科技实力跃上新台阶。在5G领域，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在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方面持续发力，正在从追随者成为引领者。另一方面，相比于美国拉帮结派以阻断科技正常交往的行为，中国始终秉持正确的义利观和亲诚惠容等理念，积极参与多层次科技合作，致力于通过推动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完善科技治理、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

——摘编自秦渝斌   江天骄《拜登政府对华技术地缘政治竞争——限度与应对》

材料一   明清时期城多呈现出“一体化”的特征，城多间人口流动更为频繁，更为自由。由于农业部门的剩余增长有限，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移，其中一部分流入大型城市，另一部分则流入近域的集镇从事手工业生产。在农村集市发展的影响下，未从乡村体系中流出的部分农民也开始从事服务于市镇消费的商业化农业生产，如江南地区农村以输出棉布，绸蛾为主要生计。工商业者也出现了从事农业的情况，其兼业形式基本都是以消费市场的需求为主。当农产品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专业的工商业者就会增多；而当手工业生产条件恶化，工匠又会转为从事农业，所谓“四民”分业已远无法概括行业间或部门间分工的实况。这些变化“模鞠了城多界限”,而将农村与城市、小农与市场联系在一起。

——摘编自陈海明《中国城多的复合双重结构——唐宋以来城多发展脉络的启示》

材料二   

——摘编自买丰华韩文龙《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城多关系：历史脉络、阶段特征和未来展望》

材料一   恰克图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距多伦、张家口等地也较近，于是恰克图成为清中后期中俄经济贸易往来的最重要枢纽。18世纪中叶，由于沙俄威胁边疆，故清朝采取罢市的方式使其被迫与清廷谈判订立条约。沙俄在东西伯利亚地区兴建了许多呢绒厂、制革厂和羊毛加工厂，恰克图边市贸易还为俄国国库填充了巨额税收。经营着“万里茶道”的晋商为及时运送茶叶等货物，不断扩充商路上的船行、车帮、驼队等运输组织。张家口在明朝时只是一个小边堡，到清朝却成为华商从事边市贸易输出输入货物的重要基地。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后，俄国获得了许多在华贸易的特权，特别是1903年东清铁路的全线通车，使贸易的重点转移至黑龙江地区和铁路沿线，致使商品赴欧洲的运输时限大为缩短。至此恰克图市场丧失了中俄贸易的中心地位，并逐步走向衰落。

——摘编自史军伟《试论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市贸易》

材料二   近代以来，徽州茶叶和福建茶叶都面临着严峻挑战。徽商具有“贾而好儒”的特征，在商业活动中往往是重义轻利，南宋大儒朱熹曾在福建生活讲学多年，其思想对福建商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近代徽州茶商和福建茶商的经营活动中，家族传承的经营模式屡见不鲜。明清时期，广州地区的外销茶贸易几乎为福建茶商和徽州茶商所垄断。五口通商以后，徽州和福建地区茶叶出口贸易迅速发展。徽州茶商往往在本地进行茶叶的收购和加工活动，依靠长江和京杭运河两大水系，然后运往上海或广州进而销售到国外，销售的产品多为精装绿茶。而福建茶种类丰富，以红茶、绿茶和砖茶为主，就地销售给山西茶商，再由他们北运至恰克图等地销售，产茶地与贸易地之间的距离遥远，给茶叶的外销造成了极大不便，尤其“自粤逆窜扰两楚，金陵道梗，商贩不行，佣工失业。”

——摘编自楚子轩《近代福建茶商与徽州茶商比较研究》

材料一   该法（1601年英国济贫法）首次正式确立了政府负有对没有工作能力的贫困者提供帮助，帮助贫困的孩子做学徒，给身体健全者提供工作，以及保障穷人的最低生活水平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该法令还将救济对象分为三种，区别对待。通过设立教区的贫民监督官和教育济贫委员会，建立贫民教养院、贫民习艺所，组织贫民和孤儿习艺所等措施开展救济。

——摘编自贺葸葸《评析中世纪晚期英国济贫法》

材料二   1945年，英国工党上台执政，颁布以下法令。

——摘编自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第三编）

材料三   当福利国家制度造成一系列麻烦乃至危机，迫切地需要改革时，其改革的主动权却掌握在民众的选票之中。普通民众对自己的直接物质利益显然有着更为感性的认识，因此他们往往本能地反对一切有可能削减福利的改革……事实证明，不改革是等死（国家被福利包袱所拖垮），改革是找死（执政党立即下台）。政府在这样的形势下，想不“混日子”也难。吕磊、陈晓律《当代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以英国为例》

材料一   近代以来，棚户区作为上海平民的栖身立命之地，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严重困扰着城市现代化的发展。为稳定秩序巩固统治，1928年10月，上海市政府组建了“筹建平民住所委员会”，着手勘定建筑地点，开始兴建第一平民住所。此后，市政府向市银行借贷兴建了第二及第三平民住所，为不少平民提供了较好的可供居住的场所。1935年，市政府成立平民福利事业管理委员会，并向沪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借贷，开始营建平民村，进一步推动了上海住房救助事业的发展，但财政的窘困决定了市政府无法满足广大底层民众的居住需求。

——摘编自刘荣臻《近代上海平民住房救助与社区治理》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提出“必须有计划地建筑新房，修理旧房，满足人民需要”的指示，住房重建计划被上海市政府提上议事日程。从1951年起，在借鉴以往城市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上海先后建成曹杨新村、控江新村等几十个工人住宅区，并配套建设诊疗所、公共厕所和公共浴室等公共设施。“一五”期间住宅建设合计总投资额为1.54亿元，约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10%。与此同时，“自建公助”等住宅建设形式也大量出现。这些新建住宅不再集中在市中心，而是从市区向外辐射，星星点点分布在市区周围。此外，修理的老公房因价格较低，也受到不少市民的青睐，从而基本满足了职工及家属的住房需求。

——摘编自师吉金《新中国城乡居住条件的初始变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