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

材料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外交主体不仅涉及各国工人阶级政党，还包括右翼政党等其他类型政党。在新型党际关系下，政党之间的交往不仅涉及政治议题，还聚焦经济、贸易、文化、社会、党建等多个领域。随着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转型，其政党外交的形式也日趋多样。政党对外交往的出访人员不仅包括外交有关部门负责人，还增加了政党高层官员，形成了高层密切交往、多层级参与的政党外交方式。中国共产党已与多个国家的多个政党形成了定期互访机制，定期举办双边或多边理论研讨会、商贸会。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党外交的对外宣介力度进一步加大，宣传治国理政经验，与其他政党交流互鉴，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

——摘编自臧秀玲《中国共产党百年政党外交的转型与经验》

材料   抗战时期,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根据地的教科书都加入了有关抗日战争的内容。各种算术课本的目录上,大都以战争术语作为标题,如“做兵”“做子弹”“排枪炮”“打靶”等,以所学知识为副标题。各种战时国语教科书内容几乎都涉及时事讨论,救国演讲等,有救国运动的文电和诗歌,救国运动的戏剧和故事,民族英雄传记,少年爱国故事,民族英雄抗战史实;等等。学生作文包括翻译重要救国文电为通俗大众文,拟为救国运动告民众书,拟致各国儿童宣布中华民国解放运动的信件,拟募捐启示,拟救国演讲词,订救国运动标语,记救国运动的事实;等等。写字包括写标语、宣传、图表、布告、壁报、民众课本等。

——摘编自袁文静《抗战时期国统区特殊教科书简析》

材料一   自17世纪起，大批旅游图册的出版与热销帮助欧洲人建构了相对系统完整、全面清晰的“中国图像”，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的窗口，满足了欧洲人对神秘东方的好奇心。此外，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成熟与时尚资讯的迅速传播，时装版画也成为欧洲人了解东方与世界服饰文化的平台。“18世纪英国的乔治时代，即使在偏僻的乡村杂货店中，也能买到东方缎带等一些时髦的奢侈品。”东西方服饰贸易出现了繁盛局面。来自异域的新鲜生活信息与时尚潮流资讯伴随着借助海洋贸易流入的大量东方服饰纺织品向西方扑面而来，冲击着西方传统的服饰纺织文化与相应的“衣冠之制”。

——摘编自宋炀《17—18世纪东方国家外销服饰纺织品与近代世界文化建构》

材料二   随着18—19世纪英国产业革命的成功，清政府不断颁布的“禁海令”对于正处在世界范围的经济扩张高潮中的英国人来说显然是一种障碍。1791年，英国对从中国进口的瓷器、漆器施行严格的高额关税，很明显就是为了遏制中国商品对英国本土企业的冲击。在此情况下，英国政府便向中国皇帝派出了第一个使节，说明此时清廷“禁海令”已然不仅仅是海上商业贸易层面的事了，已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中英双方的冲突也在所难免了。

——摘编自胡良益、潘天波《清代海上丝路漆器文化外溢：贸易、想象与环流》

材料   京张铁路的建成通车对张家口的影响重大，它不仅是张家口与京津和晋蒙广大地区的交通枢纽，还直接促成了“新型城区”桥东区的形成，从而奠定了张家口近代城市格局的基础，更给张家口带来了近代文明之光，促进了当地近代工业的勃发。张家口“外向型经济”对商业贸易的高度依赖，决定了其“华北第二商埠”地位的不稳定性。中国近代动荡的国内外社会环境，对张家口的商业贸易发展造成了重重阻碍，也导致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沿长城步步紧逼，对张家口的资源进行了大肆掠夺，操控张家口的工业企业直接服务于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曾经在张家口占有重要地位的商业再受重创，武城街和怡安街的商铺多半被迫关闭，日本对沦陷区的盘剥打破了张家口经济发展的原有模式，张家口的商业更趋萧条。

——摘编自张轶欣《张家口商业兴衰与近代城市空间的演变》

材料   “兼听独断”是中国古代专制君主决策的基本形式。管子说： “明主者，兼听独断，多其门户。”刘向说： “众人之智，可以测天，兼听独断，惟在一人。”所谓“兼听”，就是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就是谋，可以扩大视听，防臣下之蒙蔽。所谓“独断”，就是在决策过程中由君主作出最后的决断，可以防止大臣专杈，维护君主专制。谋之在“兼听”，断之在“独断”，“兼听”是“独断”的基础，只有“独断”才能保障“兼听”，“独断”又是“兼听”的结果，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摘编自樊有平《论中国古代专制君主“兼听独断”决策机制》

材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改革开放走过波澜壮阔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实践发展，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日益显现，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敢于啃硬骨头……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国防和军队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作出部署，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后，伴随着新科技革命的浪潮，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入深入发展阶段。城市的基础设施高度完善，并呈现出信息化和智能化趋势，大批购物中心和生活配套设施涌现，人们的生活更加舒适和方便。与此同时，在城市中心过度拥挤以及交通运输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从以集中为主转向以分散为主，中心城市人口逐渐向郊区分散，郊区化特征日趋明显。经历了二战后60多年的发展，至2013年，西方发达国家总体的城市化水平已达到79.8%，法国、德国的城市化水平超过了75%，英国与美国则有80%以上，日本更是超过了90%。

材料二   二战以后，面对城市化的压力，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加强了对城市化的干预，加大财政投入，兴建和改善基础设施，并逐步形成和完善了福利体制。西方发达国家对城市化加强干预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通过经济、政治、法律手段，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以及再分配的功能，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与空间定位，为更好地发挥城市功能创造了条件。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袁帅、孙媛《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