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世纪末叶以后，中国文化信息传入欧洲，使一些学者加强了摆脱传统的信心和依据。孟德斯鸠承认中国的君主专制比较有节制，承认中国的皇帝提倡耕织、兴修水利、实行科举、设置谏官具有发展生产和限制暴政的作用；伏尔泰对中国的政治几乎完全持推崇的态度，他盛赞中国君主以农为本、重视生产的政策与措施，建议法国国王也效法中国皇帝举行春耕“籍田”的仪式。

——陈宣良《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二战时期，中法为盟友，都为反法西斯胜利做出巨大贡献，也因此结下深厚的友谊，但中法毕竟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促成它们建交的不止是二战时期的“浅薄缘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美苏冷战”。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认为英国是一个高贵的民族，英国人应该有自己的领导权力，不能再受美国的控制和摆布，于是他毅然脱离了美国，追求自主权。而当时的中国与苏联决裂，中苏形式严峻，中法两国都迫切需要一个稳定和平的环境来巩固政权，同时更需要结交其他国家来增强国力，提高国际地位。当然戴高乐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并从越南战争中退出，是中法建交的又一原因。两国有着共同的需求，所以戴高乐就产生与中国建交的念头。1963年他派总理富尔访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双方在台湾问题上产生分歧，但法国还是同意与中国建交，断绝与台湾地区的外交关系，率先向中国伸出“橄榄枝”。1964年1月27日，法国与中国正式建交，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被外国媒体喻为“外交核爆炸”。

——吕芳《漫谈中法关系史》

材料一   自公元前219年始，秦始皇数次东巡，“群臣诵功，请刻于石”，遂在泰山等地刻石勒铭。这些铭文叙述了秦始皇因六国“贪戾无厌，虐杀不已”，于是“禽灭六王”“平一宇内”，实行了“器械一量，同书文字”等政策；秦始皇“作制明法”“不懈于治”“专隆教诲”“忧恤黔首”，官员“各知所行，事无嫌疑”；“六合之内”出现了“黔首安宁”“不用兵革”“男女礼顺”“莫不受德”“承顺圣意”的景象。

——据《史记》等

材料二   公元14年罗马帝国首位皇帝奥古斯都去世，其生前自述被铭刻于陵墓入口处，主要内容为：奥古斯都“恢复了为派系势力主宰的共和国的自由”，平定高卢、西班牙等地战乱；多次为罗马平民发放金钱和粮食，“举办角斗表演”；复兴罗马传统，“修复了八十二座诸神之庙宇”；“解除了海上的海盗威胁”，“将罗马人民的所有行省”的边界扩大了。铭文强调奥古斯都的最高权力源于元老院和罗马公民的授予。该铭文后被诸行省传抄。

——摘编自张楠、张强《＜奥古斯都功德碑＞译注》

材料   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英国文学旅游兴起并成为一门产业。民众仿效16世纪以来贵族“欧陆游学”传统，参观英国知名作家的出生地、故居和墓地，探访文学作品中描述之地，以求“更深刻地理解熟悉的文本”。

地处偏僻的斯特拉特福，因是莎士比亚出生地而成为旅游胜地。1847年出版的《英国最杰出诗人的故居和常去之处》配以版画介绍英国作家故居，深受读者欢迎。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有乔叟、斯宾塞等众多作家的墓碑或纪念碑，备受游客青睐。人们还将文学作品视为“旅游指南”，前往伦敦、罗切斯特等地，与作品中的人物“邂逅”，“跟随哈代想象出来的人物的活动轨迹游览他们的故土”，领略司各特作品中描述的苏格兰高地风光，寻找历史记忆。“莎士比亚之乡”“哈代之乡”“司各特之乡”等英国文学之乡成为一道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摘编自（法）马克•布瓦耶《16—21世纪西方旅游史》等

材料一 中国近代以前，东北地区开发较晚，城市化进程缓慢。从 1904 年开始，清政府鼓励移民开发东北，实施移民优惠垦荒政策，大规模移民进入东北，民国时期更是形成规模。随着大量移民的迁入以及近代交通业、近代工业的发展和港口的兴建，东北地区相继兴起一大批新城镇，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地区城市体系初其雏彤。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大对东北的开发和巨额资金投入，客观上促进了东北城市迅速发展，但东北城市的发展是以经济的被掠夺为代价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在内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东北地区的城市出现了飞跃式的发展。到 1941年，东北大都市有沈阳、哈尔滨、长春等16处，小都市172处，另外还有一些小城镇，共计 312 处城镇。

——摘编自荆葱兰、张恩强《近代东北城市化进程中的关内移民》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东北雄厚的基础，“一五”期间，国家建设了以156项工程为核心的近千个工业项目。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有1/3放在了东北。从投资额来看，东北占44．3%，接近一半。东北地区成为了共和国重点布局地区，也就是成为了我国工业发展的龙头、东北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迅速发展并走在了国家前列。

——摘编自姜妮伶《中国东北地区城市化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