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在公元634年到750年，阿拉伯人建立起一个西起比利牛斯山脉，东至中国边境的帝国....帝国建立后的经济繁荣又使阿拉伯商人踏遍了亚、非、欧三洲。商业贸易频繁交往的同时，科学文化的交流也大大加强了。阿拉伯的统治者对异族文化的宽容态度促成了中世纪阿拉伯科学的进步。在地理上，阿拉伯联系了东方和西方；在文化上，阿拉伯在东西方之间承当了科学文化交流的桥梁....在历史上，阿拉伯文化对欧洲科学的发展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摘编自张帅《阿拉伯文明的起落》

材料一 当时许多领导人都把实施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一种退却，以拯救苏维埃政权。正如列宁所强调，我们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作了让步。就整体而言，新经济政策确实是由军事共产主义向后退却，用当时的说法，由直接进攻改为迂回。但是，这样理解是不够的。对当时的苏俄来说，首要的任务应当是全力抓经济，为落后的俄国创造社会主义所必须的物质条件。

——摘编自郑异凡《对新经济政策的不同诠释及其命运》

材料二 凯恩斯认为，在自由资本主义下，仅靠私人经济是不能达到经济最大化的，期间需要国家出面来弥补和干预，以使国民收入全部用来生活消费和生产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的最大化。一般而论，国家的干预和弥补，必须是在不损害个人的自由基础上进行的人性管理，因而大体上限于以财政货币手段刺激有效需求。

——摘编自何正斌《经济学 300 年》

材料三 1979 年撒切尔夫人率先在西方国家中摒弃凯恩斯主义进而推行以现代货币主义为中心的新经济政策，人们通常称这付药方为撒切尔主义。它首先对付以滞胀经济为特征的结构性经济危机，重新倡导资本主义自由经营和私人首创精神，减少国家的过度干预，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职能，缩小工会组织对经济事务的影响，减轻公司和私人的税收负担，削减政府过于庞大的公共开支。

——摘编自黄安年《评撒切尔夫人治理“英国病”》等

材料一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在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衰落的背景下，兴起了乡村建设运动。来自教育机构，学术团体和大专院校的倡导者们，在定县、邹平、新都等地创建试验区，成立乡村小学，平民学校、夜校；改良农业，提倡副业；成立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设立乡村医院、卫生所等。不少乡建工作者与农民同生活，共劳动，尽量使自己“农民化”。然而，十年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复兴农村经济的目的没有实现，相反各实验区经济的衰落程度进一步加深。

——摘编自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

材料二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里，经过经济体制改革减贫政策阶段、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政策阶段、扶贫攻坚政策阶段的努力，中国农村反贫困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的绝对贫困状况得到了很大缓解。

——摘编自吕书奇《中国农村扶贫政策及成效研究》

材料一   从13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下半叶，西欧民族国家如英、法、西班牙、葡萄牙等形成并得到巩固，政治权力逐渐集中到国王手中。在王权盛行的17世纪，国王利用手中的绝对权力不断发动战争。一些学者和思想家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了研究，如被誉为“国际法之父”的格劳修斯强调国家主权，主张对战争行为进行限制。1618~1648年发生了席卷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战后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认了国家主权、国家独立、维护和平、协商解决争执等一系列国际关系中应遵守的准则，使国际法摆脱了神学的束缚，宣告了近代国际法的产生。伴随着殖民扩张，国际法中所包括的思想和价值被欧洲列强带到世界的其他地方，但中国等亚非国家非但没有成为国际法体系中正常的平等一员，反而随着主权被侵害不断沦为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

——摘编自周忠海《国际法史与国际法的发展》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宪章》等确定的不使用武力、民族自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国际法原则得到普遍接受，逐渐形成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一整套国际规则体系。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组织、争取独立的民族、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修改、调整外国投资、开发和其他部分的国际法内容，国际法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分支——国际经济法。同时，从传统的国家领土逐步扩展到外层空间、海床洋底、南北极地甚至网络空间等、新涌现出诸如国际行政法、国际旅游法、核法和极地法等数十个新分支(部门法)。现代国际法越来越多地体现各国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日益成为维护人类普遍价值和利益的法律秩序。

——摘编自盛红生《战后国际法体系演变与中国角色》

材料一   孔子认为社会治理需要等级秩序的建立和巩固，唯有兴礼治，法的刑罚功能才能发挥，才能将国家、社会、家庭中的长幼、尊卑关系延续下去而不致紊乱。《论语子路》云：“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一思想经汉代儒家学说代表董仲舒吸收改造为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德主刑辅”论。《汉书董仲舒传》云：“阳为德，阴为刑。”董仲舒既重视德的教化，也主张在“大德小刑”原则指导下刑罚的适用，德刑并举、重德轻刑的正统“礼治”思想由此发展形成。理学将儒家纲常理论提升至具有先验性特质的“天理”高度，将礼法结合的共同体思想贯彻于“德礼政刑”“相为表里”的治国策略。可以说，中国古代法治观是以“礼法合一”为核心范畴的“混合法”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活动的集合。

——摘编自李墨《儒家伦理法：中国古代法治观的核心范畴》

材料二   西方法治意识理念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强调的是维护和保障个人的权利。法治的核心理念，就是“确信法律能够提供可靠的手段来保障每个公民自由合法地享用属于自己的权利”。作为西方法治史上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英国1215年颁布的《自由大宪章》，就是一部权利自由的宣言书。法国1789年颁布的《人权宣言》在第二条   中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作为西方法治文明精髓的宪政制度，就是建立在防止国家权力侵犯个人自由的理念之上的。美国国学者萨托利说过：自由主义“在英国的宪政实践中得到发展，在美国宪法中可以看到最成功的书面表达，并且在宪法保障——因而也就在法治国家——理论中得到了详尽的阐发”。自由主义“发明了从制度上平衡人治与法治的方法”。

——据柯卫《中西方法治意识的差异及启示》整理

材料一察举制度从出现到成熟经历了近百年的历程,至曹魏时被九品中正制取代,是统治阶级在其统治区域内公开的、大规模的选拔人才的方式。察举制度的实施,为汉朝选拔了大批德才兼具的官吏,壮大了统治阶级力量,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是大一统的汉朝统治中国四百年的重要基石。察举制度对社会政治的稳定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它的实施使包括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在内的各地优秀人才都有机会参与国家政治,特别是生活在下层的有识之士。这批人知百姓疾苦,历经下层生活之艰辛,直言善谏,对统治集团人员结构的改善,中央与地方声气之相通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并且纯洁了吏治和社会风气。

——摘编自吕承《浅析汉代察举制度》

材料二隋炀帝开创进士科,是科举制形成的重要标志,进士科成了后来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同以往人才选拔制度相比较,科举考试对知识等各方面的考核更为客观、具体。人才的选拔淡化出身,关注的是人的才学、品德等内容。隋朝科举制在分科取士上还存在一些不足。隋朝灭亡后,唐朝政府力求使科举制更加系统完善。为此,唐朝增设了考试科目,对考试内容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扩宽了选举范围,发掘了更多的优秀人才,推动社会发展进程。同时,唐太宗还设立了国子监、支持民间开设学校,发展教育。武则天创立了武举与殿试。武举主要由兵部来考核,表现突出者就能够直接授官,殿试则是由皇帝亲自进行策问。

——摘编自邓文睿《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发展的历程及其历史影响》

材料一   汉廷每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简称曰“贤良”，“孝廉”为孝子廉吏之简称，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是为汉室令举孝廉之始。此项制度之演进，一面使布衣下吏有政治上的出路，可以奖拔人才，鼓舞风气；一面使全国各郡县常得平均参加中央政局，对大一统政府之维系尤为有效。而更重要的，则在朝廷用人，渐渐走上一个客观的标准，使政府性质确然超出乎王室私关系之上而独立。

——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二   英国文官制度的这种纯粹的职业性还是非常有理由值得其他实行不同制度的国家妒忌的——它能让政府在交替过程中产生的脱节减到最小并保持最高的效率。

这支官吏队伍浸透了反民主的意识，……被资产阶级关系的气氛所笼罩，他们呼吸的就是这种空气，他们凝固了，变硬了，僵化了，摆脱不了这种空气，他们的思想、感情、行为不能不是老样的。对上司毕恭毕敬的习气和某些“公”务特权把他们拴住了，通过股票和银行，这支队伍的上层分子完全成了金融资本的奴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它的代理人，它的利益的代表者和影响的传播者。

——摘编自李宏强译《唐宁街岁月》、列宁《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等

材料三   民国时期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的混合体。它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在：一是文官考试法制化。与中国古代科举制相比，民国时期文官考试制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开始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它从一开始就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立起来的，历届政府都制定、公布了为数众多、内容详细的考试法规。二是平等性和开放性的增强。平等原则是指在举行文官考试时，人人享有同等的权利。三是考试权独立。与传统科举制相比，民国时期考试权独立的首要意义是从君权中独立出来，另一层含义是考试权与一般行政权相分离。

——李里峰《现代性及其限度：民国文官考试制度平议》

9 . 材料一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论语·颜渊》

材料二吾将以教主尊孔子。……而教主不足以尽孔子。教主感化力所及，限于其信徒……举中国人，虽未尝读孔子之书者，而皆在孔子范围中也……吾将以教育家尊孔子。……而教育家不足以尽孔子。教育家之主义及方法，只能适用于一时代、一社会，而孔子之教育，则措四海而皆准，俟百世而不惑也……吾将以政治家尊孔子。……食政治家之赐者，不过一国……不过百年，而孔子之因时的政治，可以善当时之中国，可以善二千年迄今之中国……

——梁启超《世界伟人》

材料三   孔子之道，远传于四域之外，东经朝鲜，波及日本，南则风靡于安南……孔子之道，又流行于欧美。英、法、德、美、意、奥之学者，热心研究孔子者，岁炽日烈……就全世界观之，《论语》之价值，已与《新约全书》竞胜。

——日本学者儿岛献吉郎《诸子百家》

材料一   纵观历史，秦国的商鞅变法是当时战国时期各国变化最为彻底的一次变革运动。商鞅变法中提到，以往的小乡、邑都应该聚齐在一起，成立县，设立各个县管理者，领主的主权被收回中央，中央成为政治的集权中心。秦国对于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也非常明确，封建生产关系进一步得到深化，地主阶级的政治势力得到肯定以及稳固。在商鞅变法中，爵制不再受世袭的影响，不分亲疏远近，不特别厚爱贵族，一旦军功在身，不论是何等身份都可以获得爵禄。通过商鞅变法，秦国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达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的大好政治局势。

——摘编自李昊雨《商鞅变法的历史意义分析》

材料二   虽然王安石各种各样的新政都是设计精巧的方案，但是在实践中却碰了壁，不仅没有实现他当初的设想，反而打乱了社会经济秩序，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和交易。官员反对新法，因为新法伤害了官员的利益；民众怨声载道，因为民众没有从新法中得到实惠。于是变法就转变为政治斗争，一旦转变为政治斗争，新法必定失败，官僚体系具有天生的保守倾向，而且新政不能得到预期效果，变法者很难证明自己的正确。因此，王安石在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结果是人亡政息。

——摘编自许小年《商鞅变法为什么能够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