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英法两国经济往来日益密切 | B.英国农业发展为工业化积累了资本 |
C.英法两国奉行重商主义政策 | D.法国社会矛盾激化助推了革命爆发 |
A.教会在权力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 B.封臣对所属领地拥有绝对所有权 |
C.土地是维系封君封臣关系的纽带 | D.封君封臣制度是始终稳固的政体 |
A.为近代欧洲文化复兴奠定一定基础 | B.巩固了阿拉伯帝国的文化桥梁地位 |
C.深受近代民族国家王权强化的影响 | D.反映了中古时期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
A.巴格达是当时世界最繁华的城市 | B.阿拉伯人垄断东西方商业贸易 |
C.阿拉伯商人的贸易范围非常广泛 | D.奴隶制是阿拉伯人扩张的基础 |
材料 《旧唐书》《新唐书》等史料均记载:唐强盛时,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包括波斯商人在内的胡商纷至沓来。他们将珍禽异兽、珠宝香料、玻璃器皿、金银货币、宗教信仰、音乐舞蹈、饮食服饰等带入中原,呈现出一派繁华景象。然而,萨珊波斯帝国却江河日下,风雨飘摇,危在旦夕。面对阿拉伯人势不可挡的政治威胁与军事进攻,萨珊国王耶兹底格德三世曾三度“遣使朝贡”,向唐朝求援。终因路途遥远,唐太宗爱莫能助。642年,阿拉伯大军在奈哈万德彻底摧毁萨珊军,攻克泰西封。耶兹底格德三世逃往中亚,651年卒于木鹿,萨珊王朝遂亡。耶兹底格德三世之子卑路斯逃至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求救于唐朝。为了安抚流亡的波斯王子,同时也出于对西部疆域安全的考虑,661年,唐朝在锡斯坦的首府疾陵城(今阿富汗西南部的扎兰季)设波斯都督府,拜卑路斯为都督。按照《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的记述,“唐代波斯都督府所辖境域,仅波斯东部边地而已”。翌年,卑路斯被唐高宗封为波斯王。据《册府元龟》记载,卑路斯两度“遣使访朝”,向唐高宗“献方物”,并于673年亲自来华。由于不断遭到阿拉伯人的进攻,674年卑路斯等波斯贵族入唐避难,定居长安。萨珊波斯亡国后的百余年间,唐朝对流亡、寓居、滞留于大唐境内的波斯王室后裔礼遇有加、诚信亲善。有学者认为,在新疆的一些少数民族可能就是已经融入中华文明的古波斯后裔。
——摘编自雷钰《丝绸之路见证下中国与波斯的友好关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与波斯友好交流的主要内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要进一步研究唐朝与波斯关系还需哪些方面的史料。
A.自由农民向国家缴纳赋税 | B.土地成为协调社会关系的纽带 |
C.土地名义上属诸侯王所有 | D.分封制导致了分裂割据的局面 |
A.北方商品经济一度严重衰退 | B.南方政权的整体实力占优 |
C.实物税取代货币税成为主体 | D.物物交换是主要交换形式 |
材料一 自用秦以来,邮辞有不同的称呼,秦朝把“道”“和”“置”等不同名日一概统称为“郎”。在秦朝,“郎”负责长途公文书信的传递任务,距离近的用“步传”。在邮传方式上,秦时大都采用接力传送文书的办法,以首都成阳为中心,“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秦朝还特别重视烽火通信,沿长城内外设烽火台,可以迅速传递边防情报。
——据《汉书·贯山传》等整理
行命书(诏书)及书著急者,辄行之;不急者,日毕,不敢留。留者以律论之。……行传书,受书,必书其起及到日月夙慕。
——秦代《行书律》
材料二 清政府在东北、北部、西北和西南边疆地区,封设了若干邮辞机构,建成稠密的通信邮辞网。到了光绪年间,驿务萧条,据《河西驿日记》记载,河西锋残破不堪:房屋破烂,马细倒塌,驿夫饥寒交迫,还有不法的官吏,不断进行勘索,造成文报迟延,通信服塞,邮务不能正常进行。冯桂芬专门写了一篇《我捧站议》,大声疾呼:“国家以有限之带(收藏钱财府库)项。既饱县宫私囊,复速无足轻重之例信,亦何贵此驿站为乎?”主张取消驿站,改设近代邮政,既利于官,又便于民,在形势的逼迫下,清政府于1896年始办大清邮政官局,中国近代邮政由此诞生。
——摘编自威嵘《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代驿传系统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末邮驿系统急需转型的原因。
A.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 | B.具有多种经营的特点 |
C.集体劳作提高了产量 | D.推动了商品经济发展 |
材料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逐渐引起国家和学界的关注。1990年,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承担编纂、研究和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任务。各高等院校教师也积极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工作。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了《三中全会以来》、《十二大以来》、《十三大以来》等重要文件选编。……到目前为止,全面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术性著作已经出版六七十种。高等院校各学科专业的学生都要学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关的必修课程,培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或中国当代史研究生的工作也得到很快发展。
——摘编自张星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现状》
材料二 2009年,由当代中国研究所编写的1949一195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简称《国史编年》)正式出版。《国史编年》兼取传统史书体裁中“编年”与“记事”两者之长,以《纲》按月、日排列,历史发展脉络清晰;以《目》记述大事始末,使人了解其来龙去脉。该书还增加《注释》。……凡史料记载中两说并存,一时无法辨清者,均作说明,存以备考。对于某些流行说法存有歧异或不采成说者,更在注中加以分析考证。重要“目文”之后皆附《文献》作为参考。《国史编年》选用了一批中央档案馆过去未发表过的档案。这些档案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已经公布的文件的涵盖面。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有正史性质的大型资料书……该书迄今虽只出版了七卷,却为以后编纂各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国史学科开创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摘编自史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编年的基本特点》
(1)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概既括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国史编年》的史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