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41年《公民与教徒》一书中首次使用了“福利国家”一词，到1948年英国第一个宣布建成了“福利国家”，向来以保守主义和经验主义为指导思想，尊重传统的英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之内引领社会保障制度变革，与英国当时内忧外患的国情有着必然联系。经过1832、1867和1884年三次议会改革，包括工人在内的无产阶级也可以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诉求，此外工党在选举中获胜并担当起将福利国家价值观付诸实践的职责。英国“高税收、高支出、高福利”的福利国家体系的弊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日益显露。20世纪70年代，社会福利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29.4%，直接导致了国债总额滚雪球似地迅速增大。此外，一旦最低收入有了保障，最基本生活需要得到了供给，对福利的依赖性使得吃大锅饭的想滋长起来，从而引起经济效率的损失。
——摘编自过慈明《论英国的“福利国家”陷阱》
材料二 在撒切尔政府改革前，英国社会保障津贴标准一般将家庭收入和物价水平作为参照，为了抑制津贴上升，政府在1982年颁布社会保障法，规定津贴标准仅由物价水平决定。1980~1981年，撒切尔政府将病人、失业者以及失去工作能力者的短期津贴减少了5%，并规定养老金的补助标准应不超过平均收入的20%。为了缓解财政危机，撒切尔政府打破福利政策惠及所有居民的惯例，规定只有由子女及丧失工作能力的家庭才能享受收入补贴，并在1989年发布国民健康服务市场化政策，寻求解决福利问题的另一条更好的出路。
——摘编自豆丁网《撒切尔政府福利制度改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现代英国福利国家构建的原因和面临的困境。
(2)根据材料二，归纳撒切尔政府社会福利改革的主要内容。
材料一 20世纪初，一场革命风暴席卷亚洲，列宁当时就给予高度评价，把这场革命风暴称为“亚洲的觉醒”。以菲律宾独立战争、印度自主自产运动和伊朗立宪运动、中国辛亥革命两种不同核心特征的革命为代表，亚洲各国人民的斗争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时期。当时，资产阶级上层自由派地主的相当大部分还没有从改良主义道路上完全转过来，力量受到极大的牵制，甚至有些国家如土耳其还没有真正的工业资产阶级。加之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普遍不愿满足群众提出的改善自己社会经济地位的要求，认为群众支持可有可无，甚至对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抱有幻想。20世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还没达到总爆发的程度，当世界还是帝国主义一统天下时，革命要获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摘编自林承节《论二十世纪初亚洲的觉醒》
材料二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洲民族民主运动
| 亚洲民族民主运动 | 指导思想 | |
| 第一阶段 （1918～1928） | 土耳其凯末尔革命（1918～1923） 朝鲜三一起义（1919年3月） 印度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19～1922） 中国五四运动（1919年5月） 阿富汗反英独立战争（1919年） 伊拉克人民反英起义（1920年） 印尼共产党领导的反荷起义（1926～1927） |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型民族主义； 以凯末尔为代表的世俗改革型民族主义； 以甘地为代表的宗教道德型民族主义； 以苏加诺为代表的综合型民族主义 |
| 第二阶段 （1929～1939） | 印度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30～1931） 中国、朝鲜抗日民族运动 印尼“七省号”军舰起义（1933） 越南义安河静苏维埃运动（1930～1931） |
——摘编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初“亚洲觉醒”浪潮的类型及其失败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洲民族民主运动的特点。
材料一 早在9世纪中叶，各地郡法庭由12名贵族组成的法律委员会把持，但判决仍要获得全体出席者的同意，而这一时期集体判决制原则也开始体现在习惯法之中。诺曼征服后的基层法庭是封君法庭，当封君与封臣之间发生纠纷时，封君召其直接封臣开庭。国王法庭几经变易，参与法庭的封臣人数和身份不断变化，从贵族会议转为御前会议，最终被称为“议会”。当时国税的征收渐多，引起了各级封建主和市民阶层的不满，经过一系列的斗争，最终在《大宪章》中补充了国王征税应获得议会批准的条款，而议会权力的扩大也为大贵族提供了要挟国王的武器。1237年，大贵族迫使国王改组政府、吸收大贵族推选人进入御前会议，随后经过改革，议会的立案法官等职务逐渐被大贵族把持，使其真正成为议会的主体。1258年“牛津条例”宣布，议会法案享有最高权威，任何人的任何法令不得与之相抵触，几经废立，直到1322年类似条款终于写入议会法案。
——摘编自刘新成《再议英国议会的起源》
材料二 在17世纪的英国革命中，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有联系的贵族，在城乡中、下层人民的广泛积极的支持下，推翻了专制君主制，王权作为权力体制的一支，既保持独立以制衡议会又受议会钳制。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思想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重大变化。此后，英国的资本主义得以更快地向前发展，工业资产阶级的地位也随之提升。英国革命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本国范围内，马克思称：“1648年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这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在更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
——摘编自吴于廑 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世纪英国议会形成的原因及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周易》中写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学说的精髓。《左传》记载：“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北宋范仲淹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感叹，顾炎武大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品格，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
——摘编自郑师渠等《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
材料二 民族精神在近代中国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知识分子最初以“国魂”来指代民族精神。1899年，梁启超《中国魂安在乎》一文将中国魂的实质视为“爱国心与自爱心”，也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和自尊自强的品质。抗战时期，知识界将发扬民族精神与动员民众抗战的历史使命相联系，使抗战成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真正实现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中华民族的观念得以在民众中牢固树立起来。
——摘编自唐海涛《近代中国对民族精神的探索》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民族精神在近代中国产生的影响”。
材料 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有鉴于隋文帝“不悦儒术，专尚刑名”和隋炀帝“法令滋章，教绝四维”，以致滥用酷法，引起人民的激烈反抗，因而提倡以儒教为宗，以刑罚为辅，进行统治。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拟改《武德律》，历时十载，于贞观十一年（637年）完成。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令房玄龄等人删武德、贞观以来的制敕三千余件，“定留七百条，以为格十八卷，留本司施行”。唐朝的法有律、令、格、式四类，律是问刑的科条，令是关于各项制度的规定，格是对律令所作的补充和修改，式是各种行政法规和活动细则。这四者同时并行，构成严密.的法网。主要形成于唐太宗时期的《唐律》，条目简明，内容完备，概括了封建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婚姻家庭等各个方面，是一部综合性的封建大法，它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不仅通行于有唐一代，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宋元明清各代修律所沿袭和效法。《唐律》的影响远被朝鲜、日本和越南等东方各国，甚至在世界法律中成为独树一帜的一大法系。
——摘编自漆侠《中国改革史》
(1)根据材料，概括《唐律》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律》的历史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文化自觉，同样表现为“人的自觉”，有时也被称之为“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无论是孔孟学说还是程朱理学，儒家文化始终执着于强调人之为人的道德性。同时，它对道德性的强调以维持社会的秩序为出发点和归宿，对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要求，这便使其所强调的道德限定在伦理道德的范畴。儒家文化在晚明时期发生了裂变与分化。李贽发挥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提出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对自然人性的肯定，着眼于“我”之真实；对个性意识的推崇，侧重于“我”之独立，二者共同体现出晚明人文精神的“人”不再是儒家文化中伦理型的人。但这股人文主义思潮并未掀起类似西方文艺复兴那样深入持久的文化运动，它只作为儒家主流文化的一股逆流在中国文化史中昙花一现。
——摘编自孙桂丽《对中国古代主流人文精神的反叛－浅谈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对“人”的发现》
材料二 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发展可以追溯到1840年。自幼学习儒家经典的洪秀全在偶然接触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后，在基督教义的基础上，融入儒家思想文化中的“大同思想”；而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是对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改良派在认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基础上，自觉学习西方思想文化，主张采用西方君主立宪制；19世纪末，革命派以中西思想文化融合创新中提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文化精神的旗帜；进入20世纪后，不同政治派别思想家无不把文化作为民族自觉自立的要素。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用“民主”“科学”大旗猛烈冲击中国的封建思想文化，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则是在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融合创新中自我创建和自我发展的过程。
——摘编自杨正军《“文化自觉”视野下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与转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明时期中国文化自觉发生的变化，并分析出现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文化自觉”发展的特点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材料 童庸生，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天资聪慧，勤奋好学。1919年他到成都高等师范学堂求学，1920年加入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并成为主要成员。童庸生与吴玉章、恽代英等一道，以成都高师为基地，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组织学生深入工厂农村，发动群众，组织工会农会。1923年初，童庸生回到家乡重庆巴县，组织起了“平民学社”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十分注重理论研究和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在毛泽东主办的《政治周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在中共重庆地委的筹建过程中，童庸生做了大量的工作。1926年秋，为了支援北伐，重庆地委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动了顺泸起义，童庸生是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30年，童庸生不幸被捕，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摘编自《童庸生：在川渝播种共产主义星火》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童庸生开展革命活动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童庸生的系列革命活动。
材料 武周政权建立后，武则天继续推行唐初以来行之有效的大政方针，有因有革，所谓“不改旧物，天下惟新”。武则天主持朝政规定州县境内，“垦辟田畴，整修水利”，使民“家有余粮”，则予以升奖，如“为政苛滥，户口流移”，则必加以惩罚。她能够深刻地认识到“建国之本，必在于农”，“家给人足，则国自安焉”。此外，武则天还积极向边远地区推行屯田、营田，注意兴修水利，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在户数增长上，从永徽时的三百八十户，到她去世时增至六百一十五万余户。武则天以女主君临天下，移风易俗，使社会风俗习惯发生很大变化，对以往的清规戒律和一些陋习进行了改革。如在服饰上，规定妇女出行，不必著幕罗，戴帷帽即可。凡大朝会，妇女可以与百官杂处，鼓励妇女参加有益的社会活动，引进妇女参与朝政，如令上官婉儿“内掌诏命……群臣奏议及天下事皆与之”。
——摘编自漆侠《中国改革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武则天改革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武则天改革举措的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