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按唐制，每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四品以下官由吏部考核，三品以上官由皇帝亲自考核。考课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法，“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秤，四曰恪勤非懈。“二十七最”是根据各部门职掌之不同，分别提出的不同要求。经过考核，定出上、中、下三等九级，每个等级都有相应的考课标准和奖惩办法。
——摘编自张晋藩《考课—中国古代职官管理的重要制度》
材料二 明中叶以来，官僚主义愈演愈烈。隆庆二年张居正给穆宗所上的《陈六事疏》中指出，当时的官场风气是“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纵委徇”。万历年间经由神宗皇帝批准推行“考成法”。其一，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该完成的工作、任务，酌量道路远近，轻重缓急，确定完成期限。上述事由、环节分别登记在三个账簿上；其二，六部和都察院分别按照所留帐簿底本，对相关官员应该完成的工作、任务逐月检查。如果未按期完成，则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罪论处。六科根据账簿登记，稽查六部的执行情况，内阁根据帐簿登记，稽查六科，并对隐瞒不报事例进行惩处。明代史学家谈迁评价张居正：“江陵立考成法，以为制治之本。向者因循玩愒，至是始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焉。”又曰：“中外凛凛，毋敢以虚数支塞。行之十年，太仓之积，足倍数载。“
——摘编自陈国平《张居正改革中的考成法考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考课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考成法出台的背景及发挥的作用。
材料一 秦始皇曾派几十万大军南征岭南，积数年之功，攻破岭南。这些遣戍的秦兵，除去伤亡者以外，基本上都作为守边部队留驻岭南。到秦二世时，又应南海尉赵佗“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之请，将中原未嫁女或丧夫女子“万五千人”派往岭南，以便与留守士兵组成家庭，繁衍后代。秦始皇在岭南并入帝国版图的同一年，即“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即岭南）……以适遣戍”。这批遣戍的人数大约为50万。汉朝的典章制度多袭秦制，一些在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争斗中的失败者，也往往被发配到岭南。
——摘编自段塔丽《秦汉王朝开发岭南述论》
材料二 明代祝允明记载，“（广东）惠州壤邻汀赣，奸民实繁”，指的是流民众多。嘉靖年间，永安县（今紫金县）山谷中多良田，流民杂居，迁入者多自江西、福建来，也有从潮、惠诸县迁来的。和平县建县时，有自福建来者，操客家音；也有自江西来者，操水源音；由此构成和平县的两大方言。万历年间，博罗县有来自本省的客家人迁入，也有来自闽漳的移民。粤北地区的外地移民主要来自福建和江西，福建的来自客家人居住之汀州，江西的则是来自毗邻粤北的赣南。以闽汀客家人为主的移民自宋末元初大量迁入以后，形成了广东梅县一带最早的客家人居住区；明代闽汀人和赣南人继续迁入梅县，赣南人遂融入客家人之中。
——摘编自曹树基《中国移民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秦汉岭南移民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秦汉相比，明代岭南移民的变化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中世纪早期，黑夜代表罪恶和危险。在欧洲历史上，每当夜幕降临，城市里钟声响起、城门关闭，并伴随宵禁巡逻。城市里晚上不准经营，既是宵禁的要求，也是行会的规矩。从近代开始，人们对黑夜有了新认识。基督教文化认为黑夜不再仅仅是恶的象征，也是一条通往神灵的路径。从16、17世纪以后，贵族们开始逐渐享受夜间的娱乐生活，普通市民中的少数人也以适合自己的方式享受夜晚生活。那时宵禁令还在，但规矩已经放松。进入19世纪，随着照明条件的改善和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夜生活的时尚潮流已势不可挡。剧院、俱乐部、音乐厅、赌场、酒馆是夜生活的主要场所，数量迅猛增长，甚至24小时开放。一些城市不再夜晚关闭城门，夜生活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交生活。
材料二 欧洲人对夜晚态度的变化也带来了夜间劳动的普遍化，有学者估算，1800年时，伦敦人的睡眠时间平均只有6.5个小时。经过劳工与雇主的反复博弈，到1919年，欧美大多数国家基本实现了8小时工作制，但一种新的劳动制度---夜班工作制，逐渐推广开来。为最大限度使资本增殖，通宵达旦的工作常常采用换班工作方式，那些被称为“日工”“夜工”的人从早6点到晚6点，又从晚6点到早6点，进行换班工作。这样既能确保劳动者的劳动时间符合法律规定，又可以使厂房、机器等资本在夜里得到充分利用。
材料三 在世界市场的建立以及随后全球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黑夜与白天具有相同的时间性，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它们都是必须开发、利用的资源。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起先是从空间上不断向外扩张，随后又逐渐地从时间上侵蚀黑夜。夜生活是资本的杰作，而夜班生产是资本对黑夜的占领。
——以上材料摘编自俞金尧《资本扩张与近代欧洲的黑夜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近代欧洲市民夜间生活变化的特点，并分析其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夜班工作制出现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夜生活是资本的杰作，而夜班生产是资本对黑夜的占领”的理解。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
材料一 阿保机建国后，不少汉族农业人口流入，对流入汉民筑城以居之，“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契丹人渐渐由原先“衣皮食肉”变得喜好穿着丝、麻制品。辽朝境内的陶瓷制造业兴起，产品风格与造型多样，有中原式器型，也有极具契丹特色的契丹式器型。在唐代时已经有渤海人衣汉族服饰情况，在同契丹族接触后，也出现穿着带有契丹族服饰风格的渤海人。契丹统治者以儒家经典教授诸生，还开科取士。圣宗更是将以儒家政治学说为指导的《贞观政要》奉为圭臬。辽朝统治者效法汉人制定相关礼仪，逐渐将本民族特有之礼制与汉人礼制相结合，形成新的符合实际需要的礼仪制度。
——摘编自李蕊怡《从辽朝内民族交融看“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材料二 雍正认为如果没有国家“大一统”,民族之间就会充满矛盾，以致彼此诋毁，相互排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各民族只有在统一政权之下，“交相做勉，共遵荡平正直之王道”,才能形成新的民族“大一统”意识。雍正认为“柔远之道，分疆与睦邻论，则睦邻为美。畏威与怀德较，则怀德为上”。雍正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观念深有体悟，认为“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在雍正看来，清朝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一统”,“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
——摘编自宫岩、武雪彬《雍正民族“大一统”思想与清代国家治理的探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辽朝内民族交融的特点及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雍正民族“大一统”思想的主要内容。
2023年2月27日，202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等成功入选。
材料一 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大松山考古出土的文物极其丰富，从2192座墓葬中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这些出土物几乎涵盖了黔中地区1400年的生活、商贸、信仰到丧葬等方方面面，集中展现出这一时期贵州生产、生活的社会变迁与历史的进步。在此之前，历史学界认为贵州有一段模糊的“中世纪”，秦汉以后的文献，记载或从侧面记载贵州高原的文献，主要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晋人常琼编写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而之后关于贵州的记述，多为只言片语，极为简略，甚至语焉不详。如今能见到的最早一部记载贵州历史的志书是《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而那已经是15世纪中叶了。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展开，贵州古代的历史面貌一定会走出“模糊”，变得越来越清晰。
——摘编自范同寿《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证明通道贵州的存在》
材料二 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是大运河通济梁开封段的重要文化遗产。汴河是流经开封的一条古老水系，古称派水。战国时期魏忠王利用派水开凿鸿沟，水行大梁。汉晋南北朝时期，改派为汴，汴河由此而来。隋大业元年开凿大运河，利用汴河改建通济渠，连通黄河淮河水系。《宋史·志·卷四十六》记载北宋时期都城开封“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汴河成为保障东京城物资供应的重要通道，堪称京师生命线。州桥是跨越汴河的一座重要桥梁，始建于唐建中年间，初以汴州桥命名，俗称州桥。其建筑也最为精美华丽气势宏大，《东京梦华录》记载“其柱皆青石为之……近桥两岸皆石壁，雕锵海马水兽飞云之状”。州桥明月是闻名遐迩的汴京八景之一。汴京州桥不仅是运河与御街中轴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东京城最繁华最具烟火气的商业中心，甚至演变成为北宋东京城的文化标识。明初洪武年间重修后的州桥，桥高水深。此后一百余年，由于运河淤塞，州桥亦渐荒废。明末崇祯十五年，州桥与开封城一同被洪水淤埋于地下。
——摘编自中国文物报《2022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的史料类型，并说明其历史价值。(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汴河发展历史的特点并分析其历史作用。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你对考古新发现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