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世纪的欧洲，在政治上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双重压力，支配着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而等级森严的教会组织机构又使各国失去了民族独立性。14世纪，英格兰著名的市民阶级宗教改革家约翰·威克里夫主张使用本民族语言做礼拜，抵制拉丁文的长期影响；他认为国家有权没收教会土地，教皇无权向英国征税；他否认教皇权高于教会，主张建立不依附任何外国势力的“廉俭的”民族教会。从16世纪开始，欧洲进入宗教改革时代，德国新教强烈地反对教皇特使在德意志境内兜售赎罪券。在反对教会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市民阶级利用方言文学传播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利用欧洲民族语言版《圣经》宣传反教会、反教皇的宗教主张。

——摘编自姜守明《欧洲宗教改革与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

材料二   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面对着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中国人民不断进行着艰苦卓绝地斗争，民族意识从无到有、不断加深却也举步维艰。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相继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在巨大的威胁面前，国人的民族意识在前期的基础之上彻底觉醒了，所有爱国志士把反抗日寇、拯救民族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日战争之中。1937年9月，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标志着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宣告成立。抗日时期，民族工业大举内迁并为抗战提供物质支持，农民积极保障战争的粮食需求，大批青壮年积极应征入伍……正是这种源于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主义情怀成为了支持中国持久抗战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呈现出了强大的凝聚力。

——摘编自郭金鑫《浅论近代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何以浴火重生》

材料一

材料二   在西方，自由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希腊文明孕育并产生了自由思想。古希腊人的自由思想是精神上的自由，而非为所欲为。古希腊文明的民主政治、理性精神、民族性格这三个方面的内容规定和影响了其自由思想的产生。

——摘编自陈茂华《论古希腊文明与自由思想》

3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我国基层治理是一个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不断在继承中创新发展的过程，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相结合的特征与乡里两极架构始终存在。周朝依托乡官采取礼治教化的治理模式，秦汉在乡以德化中心，在里采取什伍监察设计的乡教里治模式。隋朝时期乡的功能开始弱化，里正成为乡村的真正领导，形成乡辅里主的治理模式，乡官开始职役化。宋朝先是采取乡里制，经王安石变法发展出保甲制度，皇权对基层控制加强，同时带有基层自治精神的民间乡约、社学、社仓均有重要发展。明清时期，里甲、保甲管控开始主导基层治理实践，而且与自治机制相融合。我国基层治理的演变过程表明，国家政权对基层治理的干预和控制整体上是增强的。强政府、强管控的优势有利于社会统一有序，弊端是治理人力、财力与管理成本增加，基层活力不足。基层治理同时承担多种职责，因此基层治理不是一项孤立的工作。

——摘编自王伟进、李兰《我国基层治理模式的变迁及其启示》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壁画成了拥有多种风格的文化艺术形式，这一时期的壁画也发生了地域性的变化，反映了中国不同地区艺术传统的多样性。许多壁画创作将中国传统绘画元素与北方少数民族、江南等地区的艺术中常见的各种手法相结合。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民族的交融促进了中国独特壁画风格的发展，也对中国的艺术和文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摘编自王芷冉《民族融合视域下魏晋南北朝壁画创作研究》

材料二   早期的北方游牧民族墓葬壁画主要是对北方游牧民族生活场景的反映，随着契丹民族的崛起和进入中国北方地区，辽代中后期墓葬壁画逐渐显露出同中原文化趋同的特点。

——摘编自石惠杰等《北方游牧民族古代壁画及其发展现状》

材料三   五代十国时期壁画图像主题在继承唐代的基础上，展现了极大的自由性和区域性特点。宋代墓室壁画风格有别于唐代墓室壁画中森严的礼制规范，在题材上丰富多样，且更加生活化，宋代成为继汉唐以后壁画艺术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的高峰期。

——摘编自金凡茜《宋代墓室壁画中世俗之美演变的成因分析》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已有棉花种植和棉纺织技术。清嘉庆十九年（1810年）松筠奏称吐鲁番“宜种木棉、近来种植甚广”。1884年，新疆建省后，清政府在新疆逐渐加大了移民屯垦的力度，不仅开展全疆水利垦殖建设，还在各地建设了农林实验场、讲习所等。吕办和私人银号相继创办，向棉农提供贷款。同时，俄国为改善进口的新疆棉花品质，向当地棉农分发了众多美国棉种。至光绪末年，新疆棉区遍及南疆数县和东部吐鲁番地区，北疆昌吉亦有种植。其中，吐鲁番棉花年产量达300万斤，冠绝新疆。至20世纪初，虽然“土法土机”式纺织仍是主流，但南疆已出现一些机器轧花工厂，其中吐鲁番的六个轧花厂中有两个属于俄国人，有近千台手摇机。

——摘编自刘玉皑《清代民国时期新疆棉业发展》

材料二   20世纪90年代，新疆棉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新疆建成国家级优质商品棉生产基地”的方案”被纳入“九五”计划。截至2000年，新疆棉花面积与总产量比1990年代初期分别增长了1.33倍和2.67倍。科研、金融、病虫害防治、生产资料、机械制造等服务于棉花生产的产业也获得一定发展。虽然经省级政府资格认定的企业可以直接参与收购、加工和经营棉花，但供销社仍是新疆棉花经营的主渠道。伴随着新疆棉区迅速扩张，也使相当数量质量差、效益不佳的次宜棉区和风险植棉区盲目介入。2001年《国务院进一步深化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出台，提出：“（要）放开棉花购销与价格，积极发展产业化经营，努力扩大出口……促进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棉花市场的形成”。2008年，新疆棉田面积与棉花总产量较2000年增长一倍，同时棉花纤维强度与长度也获得大幅提高，国内部分大企业因此借着向西开放的契机，踊跃在新疆投资棉花产业，推动了新疆棉花加工能力和质量水平的全面提升。

——摘编自樊亚利《新疆棉花产业60年发展回顾与展望》

材料三   新疆是中国最大的产棉区，年产量在500万吨左右，占到国内棉花产量的80%以上；国际知名服装品牌，多是新疆棉花、纺织品、纤维制品的采购商。近年来，美国在新疆“强迫劳动”议题上的“露獠牙”包括但不限于：美国国务院等部门发布《新疆供应链商业咨询公告》，警告企业供应链勿与新疆等地所谓“侵犯人权”实体发生联系；美国商务部把“与新疆侵犯人权有关”的11家中国公司（包括纺织企业）列入被制裁实体清单……特朗普政府一度试图实施对所有新疆棉花及其相关产品的广泛进口禁令，却发现操作困难而暂时搁置……

——摘编自陈想《美国“新疆棉花禁令”背后的三个真相》

材料一   宋代的社会救济、社会保障的发达程度是前代社会无法企及的，而商人作为宋代平民社会兴起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检索宋代方志、文人散记、笔记小说、谱牒等，宋代商人义举可谓比比皆是，如扬州高邮富商徐成甫，“友人以贫不能葬其亲者……即为买田，出钱以办丧事，而友人之亲得葬者五丧”。临川商人吴伯俞，“岁饥低谷价以惠贫民，疾病不能谒医者，为发药治之，赖而活者颇众”。黄岩人黄原泰，“性乐施予，岁歉，贸粟于闽浙，损半直以济邑人”。浙江义乌余彦诚“用家钱百万修废堰潴源水，遇见旱岁，无高下彼我均浸之，邻里沾足”，“其余津梁断坏，病涉之地，靡不修举”。诸暨人张绪，“有所称贷，率薄其赢”。“服贾力穑，卓然遂成富室”的玉溪人赵师孟，“时有贫不能自给者，公贷而与之，或久假不归，一无所问”。南宋临安的商人“每见此等人买卖不利，坐困不乐，观其声色，以钱物周给，助其生理。”

——改编自冯芸、桂立《宋代商人与社会慈善救济》等

材料二   中国古代社会大多以儒家“仁政”民本”思想为统治理念，这些思想本身有着很强的伦理和道德色彩，因而能有力地指导社会救济实践。我国古代的社会救济，主要的目的是保障社会成员的最低生活需要，仅限于粮食救助和最低端的医疗救助，对于弱势群体的教育、卫生、就业等缺乏关注和救助。缺乏一定引导和机制，使得这部分人转变为自给自足的劳动人口。几个大一统王朝，如两汉、唐、宋、明、清等朝代，社会救济和保障措施较为完善，而其他短命王朝或者割据时期，几乎没有体系化的社会救助制度存在。社会救济措施往往与帝王的施政风格有很大的关系，大多数朝代的社会保障机制以皇帝的诏令为准，法令条文的颁布和运行往往出现断层现象，不能保证救济诏令颁布的初衷。

——改编自陈井安等《中国古代社会救助考察》

材料一   1913年9月，英国抢先宣布黄金禁运，其他国家也竞相限制黄金自由流动，并因财政支出陡然增大而无限制增发纸币，金本位制遭到破坏。1922年，国联在热那亚召开世界货币会议，英国提议欧洲回归金本位制，主要国家以黄金作为外汇储备，其他国家以黄金和外汇混合作为储备。这种以金本位为基础的金块本位制（即国内不再流通金币，只发行有一定含金量的银行券，银行券兑换金块有最低数额的限制）实际上是希望欧洲各国放弃与黄金挂钩，而与英镑挂钩。拥有大量黄金储备的美国强烈反对并重返高关税政策，逼迫欧洲国家将黄金储备持续移转美国。1925年，英国率先宣布恢复金块本位制，法国紧随其后，美国继续实行金本位制，其他国家则采行以英镑、美元、法郎为国际货币的金汇兑本位制。这种金本位制有着严重缺陷。各国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竞相窖藏黄金，提高本币黄金保证比率，国际信用关系瓦解，最终酿成1929年的经济危机。

材料二   1933年6月，为缓解金融危机，国联召开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稳定国际货币体系是核心议题之一。会议召开前后，美、英、法三国中央银行代表在场外进行非正式会谈。但是，因美国国内的经济民族主义，最终导致该次会议无果而终。及至1936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护各自利益，纷纷成立排他性货币集团，国际货币体系分裂为“英镑集团”“美元集团”和“黄金集团”（即“法郎集团”）等相互竞争的货币集团。竞争的同时也酝酿着协调，1936年，英、美、法先后达成“三国通货协定”和“三国黄金协定”，三国同意维持各自货币的对外汇率水平，承诺共同合作，保持各国货币关系的稳定，并明确美元与黄金及其他通货的联系。然而随着“二战”的展开，各国竞相实行外汇和贸易管制，保护主义愈演愈烈，整个国际货币体系行走于崩坏的边缘。

——以上材料均摘自宋佩玉《近代国际货币治理体系的建构——全球视角和中国选择》

材料一   据记载， “民国二年（1913年）七月，河决澄阳县境双合岭，于时刷堤未宽，水性尚缓，急加防堵则事半功倍，乃以南北构兵，迁延未塞，时机坐误”“翌年大汛泛滥，口门刷至八百余丈，澄阳地势平衍，横流所届，昏垫随之”，沿岸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大量居民流离失所。1914年10月，北京政府任命徐世光主持双合岭堵口事宜，筹拨工程经费“五百三十七万六千五百八十元”；11月，徐世光调集山东省河防十一营和冀南巡防二营协助堵口工程；1915年1月，开始兴筑坝。工程伊始，徐世光认为“大工开办端赖群力，而夫役一类所用尤多”，于是“招雇夫役之中实寓有以工代赈之意”，酌量发给灾民工钱，以维持其基本生活。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治理黄河大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