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事实上，五千年来，多民族统一国家“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的进程可概分为三个阶段：夏商周“三代”酋邦制及宗法封建的松散统一、秦汉以降郡县制“中国一统”和元明清“华夷一统”。在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既有汉族及其先进文明的基础性贡献和积极进取，又有诸兄弟民族的文明基因增益和历史主动性。他们自觉不自觉地顺应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历史潮流，且用行动昭示：汉族与其他兄弟民族携手创造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携手推动缔造多民族复合共同体之“巨大中国”。由是，“古代华夏渐渐成了近世中国”。

——摘编自李治安《秦汉以降“大一统”秩序的华夷交融演进》

材料一   1864年，在华尔“洋枪队”的启发下，李鸿章决心创办江南制造局。在上海访购设备时，因丁日昌购下“修船之器甚多，造炮之器甚少”的旗记铁厂（美资）。江南制造局也开始了其轮船修造业务。在船舶修理方面，由于其官办性质，经费的拨给与其生产效益没有关系，使得修船费用高昂，修船周期漫长，在祥生船厂、耶松船厂等外资船厂面前毫无竞争力可言。这也导致北洋水师和轮船招商局的舰船宁可入洋坞修理。最终迫使造船业务从江南机器制造局独立，成立江南船坞。

——摘编自郑英杰《从“四局二坞”浅析晚清官办船舶工业未能发展的原因》

材料二   上海解放后，人民解放军接管了江南造船所（原江南船坞），后更名为“江南造船厂”。20世纪50—60年代，江南造船厂造出我国第一艘03型潜艇（苏联技术转让）、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第一台万吨水压机。 “有困难找江南”成为了当时的俗语。改革开放以来，江南造船厂建造的“中国江南巴拿马”型系列散货船，成为中国第一个在国际租船市场上挂牌交易的品牌；液化气船更是其在国际市场上的明星产品。在公务船领域，江南造船厂先后交付了“东方红3”号海洋综合科考船、 “雪龙2”号中国极地科考破冰船等，均处国际领先水平。2018年海上阅兵中的五分之一的舰艇也出自其手。 “十三五”期间，江南造船厂还整合资源成立了江南研究院，开启了以数字造船为核心的数字化转型。

——摘编自余俊伟《从“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到“世界船坞”——江南造船厂的过去与现在》

材料一   宋代的社会救济、社会保障的发达程度是前代社会无法企及的，而商人作为宋代平民社会兴起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检索宋代方志、文人散记、笔记小说、谱牒等，宋代商人义举可谓比比皆是，如扬州高邮富商徐成甫，“友人以贫不能葬其亲者……即为买田，出钱以办丧事，而友人之亲得葬者五丧”。临川商人吴伯俞，“岁饥低谷价以惠贫民，疾病不能谒医者，为发药治之，赖而活者颇众”。黄岩人黄原泰，“性乐施予，岁歉，贸粟于闽浙，损半直以济邑人”。浙江义乌余彦诚“用家钱百万修废堰潴源水，遇见旱岁，无高下彼我均浸之，邻里沾足”，“其余津梁断坏，病涉之地，靡不修举”。诸暨人张绪，“有所称贷，率薄其赢”。“服贾力穑，卓然遂成富室”的玉溪人赵师孟，“时有贫不能自给者，公贷而与之，或久假不归，一无所问”。南宋临安的商人“每见此等人买卖不利，坐困不乐，观其声色，以钱物周给，助其生理。”

——改编自冯芸、桂立《宋代商人与社会慈善救济》等

材料二   中国古代社会大多以儒家“仁政”民本”思想为统治理念，这些思想本身有着很强的伦理和道德色彩，因而能有力地指导社会救济实践。我国古代的社会救济，主要的目的是保障社会成员的最低生活需要，仅限于粮食救助和最低端的医疗救助，对于弱势群体的教育、卫生、就业等缺乏关注和救助。缺乏一定引导和机制，使得这部分人转变为自给自足的劳动人口。几个大一统王朝，如两汉、唐、宋、明、清等朝代，社会救济和保障措施较为完善，而其他短命王朝或者割据时期，几乎没有体系化的社会救助制度存在。社会救济措施往往与帝王的施政风格有很大的关系，大多数朝代的社会保障机制以皇帝的诏令为准，法令条文的颁布和运行往往出现断层现象，不能保证救济诏令颁布的初衷。

——改编自陈井安等《中国古代社会救助考察》

材料一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充当了桥梁和纽带。1582~1644年为初步发展阶段，1644~1722年为发展和繁荣阶段，1723~1795年为日趋衰落阶段。一批诸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乾坤体义》《远西奇器图说》《火攻挈要》等关于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和地理学等书籍传入中国。顺治初年，清政府任命德国耶稣会会士汤若望为钦天监负责人。传教士主要是以个体或小群体的方式在中国传播天主教。中国学者如徐光启、李之藻等和耶稣会会士利玛窦等来往密切，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此后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喜读经世致用之学。同时，使中国知识界认识到并非只有中华文化高明，西方科学文化也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国学习。出于对神学的偏见，一些反映近代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如从伽利略到牛顿的科学体系，以及培根、笛卡尔的思想方法等均未能传入中国。当时西学的传播局限于中国社会的上层（官员和知识分子圈子里），入清之后，甚至更囿于宫廷之内。

——摘编自林延清《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二   16~18世纪，代表中国精神文化的儒家经典、文学作品被传教士译介到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历史现象被学界称之为“东学西渐”。当欧洲的工业革命尚未开启时，在传统社会的框架内，西方国家很难战胜中国。这迫使西方传教士在中国采取和平的方式，而不能重复在美洲的武力传教。与此同时，依附于传教活动的文化交流，得以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中国文化才能走进西方，并被正面接受，而未遭受歧视。传教士除了译介大量代表中国文化的文本到西方外，还按照耶稣会制度要求，定期以书信形式向总部汇报传教情况，这些书信的内容也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渠道。当时欧洲强烈需要借助外部因素冲破旧社会藩篱、摆脱教会束缚、批判封建专制并建立开明统治。为达到上述目标，欧洲人将目光转向海外，最后聚焦于“高于欧洲的中国文明”，期待从中汲取发展的力量，在有关中国的文献中寻找他们所需的材料，并对此加以阐述、积极推广传播，为自己社会的改革创立理论，制造舆论。

——摘编自郑朝红《16~18世纪“东学西渐”重探：动因与启示》

材料一   孔子说：“士必悫（què，恭谨）而后求智能者焉，不悫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迩。”告诫人们：“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宋代司马光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东汉思想家王符著《潜夫论》，广论古今，提出选拔人才一定要“不弃疏远，不轻幼贱，又参而任之”。李世民出身于关陇地主集团，但贞观年间居相位者25人，非关陇集团占18人。李世民曾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只有放宽眼界，才能得到较为理想的人才。

——摘编自韩丹、钟素芬《中国古代人才观探析》

材料二   与古代传统的人才观相比，洋务派更加倾向于在“西学”中，而不是在“经史”中寻找治世的实用知识和本领。早期维新派如冯桂芬、王韬等人，认为西方的实用技艺之学较之传统的经史之学是中国更急需的知识。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梁等维新派人士拓宽了人才视野，如梁启超在撰成的《新民说》中，将“新民”应具备的素质概括为18种之多，诸如：国家思想、权利思想、政治能力、冒险精神、尽性主义以及公德、私德、自由、自治、自尊、尚武、合群、生利、民气等。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建立中华民国后，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需要的是具有民主共和精神与健全人格的新型人才，并确立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

——摘编自祝彦《中国近代早期思想家的人才观》

材料一   公元13世纪初，中国的火药技术首先传入阿拉伯，到13世纪末14世纪初，又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并在欧洲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380年，欧洲铸造了火铳，接着出现了各种重型加农炮，并在15世纪末，首先由德国发明了近代步枪。从16世纪到19世纪，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近代科学的兴起，火器技术逐渐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装备。

—摘编自姚娟娟《西方火器技术的冲击与晚清中国科技的发展》

材料二   近代中国科技与社会转型关系图

—摘编自冯震宇《西方火器技术冲击下的明清科技与社会转型》

材料三   新中国诞生前夕，人民解放军全军装备的枪炮共有100 多个品种，80多种口径，产自十几个国家，曾有“万国牌”之称。当时，国民经济还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无法支援军事工业的建设。求助于苏联是当时中国争取外部支持的唯一来源。而此时中国是无法拿出大量外汇购买先进武器的，只能以贷款形式先从苏联获得军事技术，等经济恢复了慢慢偿还。这是中苏盟友关系下，苏联对中国经济的直接支持。

——摘编自刘一呜《国家利益视域下苏联对华军事技术转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