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开皇三年（583年）后，随着国家漕运活动频繁，开封（汴州）确立了交通运输的枢纽地位，其通过蔡颖线和淮泗线辐射了黄淮之间的平原地带，开封成为商船的重要停靠地和交易之地，商船散停在城外的河道之中。唐玄宗开元年间，政府多次整修汴河与黄河的连接点，开封也因运河成为众多“水路辐辏”型城市之一。安史之乱后，东部运河区的中原区变成了战场，洛阳几乎成为废墟，唯有江南道和淮南道的区域可作为国家财富的收集地，汴河作为连接这一区域的主要漕渠，地位较前代更为重要，于是开封运河演化出三条水路。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刘晏首先将“轻货自扬子至汴州”。大量官吏也认识到开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的地位。大量轻货集中于此，开封仓储级别提升到国家级枢纽仓储的地位。796年后，重要高官屡次赴开封任职，在中央控制下，开封段运河再也未出现漕运与屯田争夺水源的状况。

——摘编自郭峰《隋唐五代开封运河演变与城市发展互动关系研究》

材料二   德国内河航道里程仅为7000多公里，但内河货运十分发达，其中人工运河的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德国的人工运河占航道总里程的25%。德国自工业革命开始至二战之前就修建了众多运河，其中连通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基尔运河于1885年建成使用、可通行战列舰、显著改善了地缘劣势，给了德国安全感。此外还沟通了茱菌河、威悉河、易北河等主要河流，初步建起了四通八达的内河航运网，现代化工业区鲁尔就在莱茵河附近，德国修建了4条人工开凿的运河将其与茱茵河联成一体.7000吨海轮可由此直达北海。德国跨水系运河与法国航运网相连，直抵北海岸线和地中海。二战后德国又进行了大规模水运建设，东西德统一后，又实施了统一的交通计划，进一步完善了内河航道网。

——摘编自韩时琳《德国运河建设的特点及启示》

材料一   战国后期，荀子继承了孔孟的幸福论，并进一步对幸福与物质、礼欲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尤其注重幸福的内涵，包括：“成仁之道”的德性幸福；“以义制利”的道义幸福；“以礼节欲”的理性幸福。他指出人要实现真正的幸福：首先，要“化性起伪”，使人性在不断的自我更新中体会到幸福；其次，要“积善成德”，通过善德的不断积累促进幸福的不断增进；再次，要“学至乎礼”，通过“礼”规范人的德行进而保障个体幸福的实现：最后，提倡“国昌民福”，即人的个体幸福体验与个体赖以生存的群体有着紧密的关系。荀子的幸福观为当前我国构建幸福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摘编自袁晓娟《荀子的幸福观及其现代启示》

材料二   幸福是古希腊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对幸福问题论述是最深刻、最系统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某种完善的东西，个人的善固然重要，“城邦的善却是所要获得和保持的更重要、更完满的善”。处于战乱中的国家的国民是很少能够获得安宁幸福，因此，个人是脱离不了所在时代和社会而自谋福气。既然，个人的幸福与城邦息息相关，那么，城邦就有义务建设好城邦并让民众过上幸福生活。城邦建设中法律至关重要，如果一个人不是在健全的法律下成长的，就很难使他按受正确的德性。德性是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的社会制度、适当的职业、强壮的身体和一定数量的财富”同样不可或缺。在众多伦理德性之中，亚里士多德尤其珍视公正对于幸福的意义。

——摘编自冯骥《浅析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等

材料一   1945年，杜鲁门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说：“科学研究的进步，是国家安全与福利必不可少的条件”。

195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同年，美国国防部将电子计算机转为民用后，带来了信息技术的大发展。二战后，美国的科学与技术已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致使科研成果转化为技术应用的周期不断缩短。美国政府于1953年成立了小企业管理局，直接向高技术小企业提供贷款。按美国1954年税法规定，工业企业的科研开支可作为当年的生产开支，从企业的应税收入中扣除，企业为建立非营利性科研机构而提供的资金免缴所得税。美国每年支付的技术引进费用高达几百亿美元，欧洲、亚洲、美洲每年有大量的人才流向美国。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推进产学研的合作。二战后，日本技术研发的大部队在企业，日本还建立了地方性开发机构“工业试验场”以及研究实验中心网，为没有建立技术开放机构的企业和小企业服务。多年来，日本国家研究开发总经费的67%优先用于企业的技术开发。1950~1979年的近30年中，日本引进技术31729项，其中在工业现代化期间共引进技术专利14497项，支付外汇25.8亿美元。1978年后，技术引进范围也从欧美扩展到东欧、亚、非等地区。

——摘编自舒辉《美、日实施技术进步的措施与借鉴》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国家建设以恢复战争创伤、奠定发展基础为主要目标。为此，新中国外交战略选择了“一边倒”，在国家间关系平等友好的基础上，获得了苏联的大力支持与援助。科技战略则选择模仿苏联，发展基础科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受到威胁，科技战略以研制军事“杀手锏”为主要任务，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侵犯我国国家安全利益的行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转变为不结盟政策，韬光养晦：科技战略则提倡科教兴国，推动科技与各相关领域的密切结合，谋求国家的全面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外交战略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科技战略则选择搭建科技创新体系，进行创新型国家建设，为国家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摘编自崔佳瑛《新中国科技发展与对外关系互动演进探究》

材料一   1878年黄热病流行是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场传染病疫情，造成民众大批死亡、社会恐慌以及工商业瘫痪。根据美国的联邦二元体制，处理多数卫生事务的权力不属于联邦政府。因此面对传染病危机，联邦政府只为灾区提供了少量救助物资，州政府提出黄热病防治建议，不少州政府把卫生职责下放市镇当局，允许后者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但是州政府和市镇当局又难以承受疫情防控的经济成本，况且有些南部城市还面临严重的债务危机。因此在防治中，是由民众、慈善机构和教会等社会力量承担了照顾病人和救济贫困者的大部分责任。这场疫情暴露出政府治理的问题与不足，促使联邦政府开展联邦卫生机构改革，推动了国家卫生局的成立。

——摘编自王光伟《传染病疫情下的政府防治与社会救助——以1878年美国黄热病疫情防控为例》

材料二   1902年京津霍乱时，清廷派出大臣设坛焚香以期消除疫疠，任由患病之人来去自由。仅仅在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建立了卫生机构，其他地方基本处于空白状态。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卫生部，遍及全国的近代公共卫生体系逐渐建立起来，还规定对婴儿和儿童进行预防种痘，仅北京一地，每年种痘人数就在三万人左右。河北省由民政厅主管卫生事宜，在疫灾流行时，本地的卫生机构主动开展防疫治疫工作，采取卫生消毒、隔离病人、防疫注射等措施。社会精英也愈发认识到民众身体强健是国家强盛的基础和根本，同时指出民众若得不到有效救治，便无法产生经济效益。他们不忍见民众受传染病侵袭之苦，积极指出卫生建设的不足和不合理之处，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冀望政府有所改进，施惠于民众。

——摘编自齐晓钰《民国时期京津冀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

材料一   1810年，德国创立柏林大学，创造了一种体现大学教育的新概念，将学术研究作为主要任务，同时将科学研究与科学知识的传授结合起来。自此，新型大学的指导思想和组织结构在德国迅速得到实施。大学的科学研究迅猛发展，它们与生产前沿挂钩，与很多企业的实验室建立联系，成为各种研究的中心。这种将科学研究与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方式，也成为19世纪后期德国工业强劲增长的秘诀所在。

—摘编自王亚平著《德国通史》等

材料二   1895年后，中国掀起书院改制的热潮。1898年，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也开始仿照西方学堂，分班授课，开设经学、史学、算学、舆地、兵法、时务等课，令诸生阅读《时务报》。1899年，改地图课为兵法课，增加军训和体操，朝着文武兼备的方向发展。1902年，书院改为两湖高等学堂，分习经学、中外史学、中外地理学、算学、理化学、法律学、财政学、兵事学等8门。两湖书院在清末教育改革运动中具有较大的影响。

—摘编自《张之洞与中国近代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