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冯道（882~954），“少纯厚，好学能文”。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时，皆居高官显爵，自号“长乐老”。其自诩：“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非人之谋，是天之祐。六合之内有幸者，百岁之后有归所。”

——据《长乐老自叙》等

材料二   史臣曰：（冯）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冯）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

——《旧五代史》

材料三   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予于五代得全节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然使忠义之节，独出于武夫战卒，岂于儒者果无其人哉？

——《新五代史》

材料一   灾异思想一直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汉代，董仲舒明确提出“天谴灾异说”，将国家发生的各种异常自然现象的原因归结为统治者“失道”“失德”。南宋时朱熹也大力提倡禳弭救灾的思想。“天人感应”与“灾异天谴论”的儒家理念使封建君臣在灾荒时期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迫使他们为救灾尽心尽力。同时，儒家也支持进行求神禳灾等祭祀活动，虽然这种活动并不能，也不会真正起到禳灾作用，但它一方面向全社会表明国家对灾害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表明政府对民众的关心，并为那些无望的灾民提供了一线战胜灾害的希望。

——摘编自王红霞《中国古代的灾荒与儒家的生命力——以儒家荒政思想为视角的考察》

材料二   从乡村底层走上权力巅峰的明太祖，对荒政破败与王朝衰亡之间的关系有深刻的体会，洪武元年（1368年）他就曾明确告诫臣下：“恤其老……恤其幼……天下之老幼咸悦矣，其心有不归者，寡焉！”在频繁实施赈恤的过程中，明初荒政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一，将救荒的行政权力统一集中到户部，使户部担负起“以积贮之政恤民困”的职责。其二，明确了“不拘时限”的报灾之法，“勘灾既实，尽与蠲免”的蠲免之法，“大口六斗，小口三斗，五岁以下不与”的赈济标准和“务使饥民切沾其利”的赈济原则。其三，构筑了“遣御史巡行以广耳目”的监察网络和耆民报灾制度，制定了严厉的灾荒行政奖惩政策，有效遏制了官员在荒政中的懈怠和责任推卸等行为。

——摘编自杨乙丹、卢勇《明代灾荒赈贷制度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