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代中国外交近代化是在列强强大的武力逼迫下被迫实行的。一个自视为“天朝上国”、拥有众多藩属国的泱泱大国，在遇到西方的“坚船利炮”后，被迫放弃天朝尊严，俯就于西方现代化的大潮之中。近代中国外交的转型，既是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共和制政体的转变，也是近代中国外交形象的转变……国际社会也逐渐认可了中国的存在，如：1920年初，借助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有利形势，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顾维钧被推选为国际联盟理事会理事长，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摘编自马彦丽《从晚清外交机构的演变看中国外交近代化》

材料二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面对的是共和国初建、美苏“冷战”激烈进行、新中国尚属孤立的复杂国际局面，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以及融入国际社会变得更加迫切，这是艰难局势造就的新中国外交使命……改革开放时期的外交使命变得更加明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定性了中国外交注重国内发展和促进国际和平的外交使命，21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最终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对这一使命最好的实践。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提出“坚持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民族复兴于是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使命。

——摘编自白卫东 刘常喜《峥嵘七十年：新中国外交的“变”与“不变”》

材料一：18世纪中叶，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在一场演讲里强调，把懂得法律的价值和知识视为有教养的一种标准或绅士的一种风采。在北美大陆，通过独立战争前的政治辩论和独立战争期间的思想传播，欧洲思想中的自由与法治的理论转化成了北美民众普遍的思想意识。布莱克斯通的著作被殖民地奉为“法学必读之书”。潘恩在《常识》中提道：“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这本小册子迅速在北美的居民和军队中广为传阅。

——摘编自仙慧丽《西方法治生成路径的探析》

材料二：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议会作为立法机关的地位实际下降了，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立法。为应对此变化，当代西方国家议会趋于在统一掌握立法最终审议权和控制权的前提下，广泛采用各种更灵活的立法形式，且越来越重视其民主监督功能的发挥，以期一方面强化政府立法的民主保障，加强对政府立法的监督和控制；另一方面改革和完善议会制度，以实质性地强化其立法审议和立法监督能力。美国70年代国会改革，通过立法加强国会对战争权力和预算的控制，加强对行政机构的监督等。

——摘编自王保民《西方国家议会立法改革趋势之探析——兼论政府在立法中的功能角色》

材料   20世纪初，随着晚清修律运动的开展，国内出现了学习西方法学的热潮，具体表现为大批青年分赴东西方学习法政，他们后来成为中国近代法学传播的主体力量。

纵观近代法科留学的历史，可以分成3个阶段。第一阶段（1874—1895年）法科留学处于初始的无意识发展阶段，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各省都没有有计划的派遣活动，但出现零星自费习法者，福建船政学堂和北洋水师学堂赴欧留学生及在事人员中有少数接触西方法制或接受专门法律教育。第二阶段（1895—1911年）法科留学蓬勃发展，表现为中央提倡，地方响应，法政留学一时成为变法求才的首要途径。各种官费、公费、自费生分赴东西肆习法律、在职官吏出洋游历考察政治学术、亲贵子弟建习政法以固国本。其中，留日生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第三阶段（民国以后），法科留学整体步入平缓发展的轨道，再未出现清末习法的汹涌热潮，留学运动向欧美国家扩展，法科留学呈现出日、美、欧同步发展的趋势。

据有关学者估算，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100年时间里，中国的法科留学生大约有4500名留学生归国后多任职于法律院校或司法行政部门，形成了一个职业法学家群体。自清末新政开始，近代中国立宪运动迭起，建设法治国家的任务迫在眉睫，独特的历史环境为法学留学生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他们在工作实践、教学研究中必然地传播法学知识、促进学术生长。

——裴艳《留学生与中国近代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