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早在西汉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国家便开始定期晋见汉朝设在乐浪郡（治所在今朝鲜）的官吏，从而揭开了中日官方贸易的序幕。这一时期的中日贸易是一种偶然的、非定期的往来，且以简单的物物交换进行，但输入日本的先进生产技术给日本社会注入了新的血液。到隋唐时期，中日间使节往来频繁，遣唐使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官方贸易，这使大唐的先进文化全面而系统地输入日本，两国的官方交往形成了第一次高潮，由于日本当时的商业还没有形成独立的部门，中小商贩还不具备来华贸易的实力，当时，官方贸易仍据主导地位，并呈现鼎盛的局面，直到唐末才随遣唐使的废止而衰微下去。
五代、宋元时期，中日政府间的外交关系断绝，影响和制约了官方贸易，由于元朝时发动征日战争，官方贸易受到冲击而大为减少。但这一时期日本社会发展较快，出现许多专业商人，随着日本国内庄园经济的发展，日本出现了许多以庄园为依托的秘密贸易港，中日民间贸易得到长足发展，中国的药材、珠宝、铜钱、书籍大量输入日本，同时日本的莳绘、螺钿、水晶、扇子、刀剑等也深受中国人的喜爱。明朝时期，明廷出于消除倭患的政治目的，日本出于获取利润的经济目的，中日间官方贸易再次复苏。明后期，倭寇祸乱日益严重，这成为明廷的沉重包袱，中日官方贸易在嘉靖年间彻底终止，同时明清政府厉行海禁，德川幕府后期也先后五次颁布“锁国令”，致使两国的民间贸易也只能以走私这种畸形的方式表现出来。
——摘编自黄尊严、王芳《浅议古代中日官方贸易的特点》
(1)根据材料，概括古代中日贸易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中日贸易发展的历史意义。
材料
战国至秦 | 官吏俸禄形式主要以斗发给粟米 |
西汉 | 官的大小和俸禄级别以“石”表示，俸禄以斛为计量单位，按月发给粟米；汉宣帝时因“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使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增加）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
魏晋 | 帛、粟、钱各占⅓ |
唐代 | 唐初大体沿隋，俸禄有粟、田、钱，俸禄依官的品级九品正、从分为十八级。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将各种粮钱合为一起，以月俸为名，随月发钱 |
宋代 | 官员的俸禄丰厚，名目繁多，如最高文散官除每月给俸钱120贯钱外，还有绢绫罗锦以及职钱、公用钱、出差费和仆人费用等 |
元代 | 俸禄支付纸钞，也叫俸钞 |
清朝 | 在京文武官员每年俸银，一品180两白银，二品155两白银，以此减少。京外文官俸银与京官相同，但没有禄米，而武官的俸银减半。雍正帝，七品知县每年只有45两俸银，“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因此，推行养廉银制，其数目大大超过各级官员的俸银 |
——摘编自曾宪阳《浅议古代官吏的俸禄》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国古代官员的俸禄”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东晋南北朝时代，佛教已经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宗教。中国人在消化佛教哲学的同时，也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融入佛教，使佛学本土化。宋、明时期，新儒学派又从佛学中汲取养料，并与外来佛学相摩相荡，终于产生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正宗——宋明理学。
——摘编自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资治通鉴》中记载唐宪宗亲自派人迎接佛骨，历时一个多月。据统计，中唐时期，唐代的寺院多达四万余所，僧尼有二十六万五千余人，寺院大量占有土地，且享有免除徭役和租税的特权。
——摘编自曾绍发《浅议韩愈反佛的原因》
材料三：从北宋中期起，一批学者掀起了儒学复兴运动。他们力图挖掘儒学经书中思想内涵，强调学术为现实服务，特别是希望通过充分发挥儒学在强化社会伦理道德秩序、树立基本价值观方面的作用。其中，被称为理学或道学的学派影响逐渐增大，其代表人物是北宋的程灏、程颐兄弟和南宋的朱熹，因此这一学派被称为“程朱理学”。从南宋后期，程朱理学受到官方尊崇。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
（1）根据材料一概括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历程，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迅速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韩愈反对佛教的理由。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理学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材料 1886年，从日本舶来的“东洋车”开始出现在北京街头，由于不需要什么技术，大量农民进城拉洋车。调查显示，到1924年时，北京有20%的人的生活离不开人力车。北京本有深厚的行会传统和基础，但人力车夫却长期没有行会。车夫与老板的矛盾都局限在个人层面，没有上升到阶层的层面。当有轨电车开进上海、天津，并开始向北京进发时，遭到“人力车”从业人员的激烈反对。1929年，以人力车夫为主的“旧行业”与电车工会甚至发生暴力冲突。此前人力车夫常被社会视为流痞一类，而这次公开的集体行动、集体反抗，使社会开始正视他们。中国共产党也重新重视起在北京人力车夫中的组织动员工作，不久就大见成效。
——摘编自雷颐《北京人力车夫与中国现代性转型》
阅读材料，围绕“交通工具与现代性转型”，任选角度，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正确，史实准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材料一：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在“处近海”的交趾、日南（今越南），“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另外，书中还记述了一条中国商船从东南沿海去南海和印度洋西沿岸一带的航线。东南亚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在其沿海及一些岛屿上发现了大量与当时海上交通及贸易有关的考古遗存，其中就有不少来自中国汉朝的文物，有陶器、铜器、铁器等物。越南中南部以及泰国南部，是中国汉朝文物发现最为集中的地方。
——摘编自高辉《中国海洋历史：汉朝的“海上丝绸之路”》等
材料二：1405至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最远可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每次远航，一般由63艘大、中号宝船组成船队主体，加上其他类型的船只，共“乘巨舶百余艘”。郑和船队每次出航，都携带大批货物。其中尤以丝绸、瓷器数量最多。船队所到各国，对中国的货物都非常喜爱和欢迎，都希望能够普遍地得到供应。
——摘编自武斌《郑和下西洋》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西汉和明朝海上丝绸之路的不同。(2)有学者认为，社会环境的差异是造成西汉和明朝海上丝绸之路不同的主要原因。综合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评述该学者的观点。（要求：赞成该观点或另提出一个主要原因均可，并阐述理由。）
材料 1938年，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从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角度，考察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把李鸿章与左宗棠之争定义为“剿夷与抚夷之争”“防日与防俄之争”，认为当时国内已是“兵疲力尽”，无力顾及新疆，更无力经营新疆；把收复新疆归因于“左宗棠运气好”。他盛赞李鸿章的海防主张，对左宗棠力主收复新疆之不以为然。1944年，萧一山在其《清代史》则更多的是批评李鸿章不该随便放弃新疆，赞扬左宗棠在新疆问题上“见识宏远，议论激昂”。秦翰才的《左文襄公在西北》、卢凤阁的《左文襄公征西史略》也都把海防与塞防之争和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壮举联系在一起，将其视为爱国之举。
20世纪70年代，海防与塞防之争被史学界定性为淮系和湘系集团的利益之争。1976年出版的《近代中国史稿》可谓此论的集大成者。在“利益之争”中，李鸿章是卖国贼，但左宗棠也不是爱国者。
1987年杨策发表《论所谓的海防塞防之争》一文，认为李鸿章主张暂时放弃新疆与左宗棠主张立即收复新疆，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主张，其终极目标都是维护国家安全。1988年黄顺力发表《重议海塞防之争》，认为海塞防之争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因防务问题所引起的策略之争（即“策略之争说”）。1990年杨光楣也认为，双方“都具有抵御外侮的意义，出发点都是爱国的”，“它仅仅是一般认识上、策略上不同意见的争论”。此后“策略之争说”逐渐占了上风，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
——摘编自尹全海《学术视野中的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末，学界的“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一：罗马帝国后期用以调整市民与非市民之间，以及不同国籍和无国籍人之间关系的法律被称为万民法。在有的法学著作中，万民法兼具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的性质。公元3世纪左右，罗马帝国的民事流转关系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奴隶主统治集团对商品货币有着贪婪的欲望，这都是市民法所不能适应的。根据统治集团的意志，结合罗马人与异邦人、外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法律实践，由罗马外事裁判官在司法活动中逐步制定和发展出名为“万民法”的私法体系。它的发展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吸收了同罗马国家有贸易关系的其他民族的法律规范。万民法因而被罗马法学家称为“各民族共有”的法律。
——摘编自雷昕《浅析国际私法与古罗马万民法的学理关系》
材料二：二战结束后，《联合国宪章》中的集体安全制度有了明显的进展。《联合国宪章》以普遍禁止使用武力为原则，使一切武装干涉、进攻、占领或武力封锁以及以此相威胁的行为，都成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这一规定对国家的国际责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由于科学技术以及交通和通信的巨大进步，各种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性的科学、技术及行政机构有增无减，这为国际法的实施提供了保障。国际法院的设立及其运作在二战后有了明显的发展。二战后还出现了许多国际法的新分支，如国际经济法、国际人权法、国际环境法、国际组织法、国际发展法、国际能源法、国际刑法等。
——摘编自程晓霞、余民才《国际法》等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罗马万民法形成的原因，并指出其与市民法的关系。(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战后国际法发展的趋势及意义。
材料一从公元2世纪中叶起，罗马皇帝为了获得兵源税款，允许大量的日耳曼人进入帝国领土，并把他们迁移到帝国境内人口稀少的地区。日耳曼人的整个部落，都带着妻子儿女和全部家当，登上征途。4至6世纪的大迁徙运动，日耳曼人占据罗马帝国的领土，以征服者的姿态，建立王国定居于此。日耳曼人的大迁徙给欧洲社会带来的绝不仅仅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他们建立的各王国，尽管大小不等，但都是在摧毁罗马当地奴隶主政权后建立起来的，他们本身所固有的一些传统，恰恰构成了建立西欧封建社会所必需的因素。
——摘编自张淑清《日耳量人大迁徙及其深远影响》
材料二印欧人主要靠畜牲为生，食物的匮乏和来源的不固定使得他们几乎无法在一个地方长久定居，迁徙成为古印欧人最显著的特征。约从公元前3000年末开始，印欧语系各族分批地从他们的故乡向外迁徙，形成一个个规模巨大的、世界性的民族迁徙浪潮。当时印欧人正处于原始社会解体过程中，社会内部已发生了阶级分化，军事首领和贵族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加强。对他们来说，进行掠夺是比劳动更容易获取财富的途径，对财富的追求成了他们迁徙的主要动力。在印欧人中，原始社会的解体过程是不平衡的，黑海北岸地区开始较早，而其他地区则较晚，这也是形成多次迁徙高潮的内部原因。
——摘编自麟剑《人类源流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日耳曼人迁徙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日耳曼人迁徙的积极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印欧人迁徙的原因。
材料一 中世纪早期的西欧，封臣要效忠封君，要尽一定的义务，主要的义务是服兵役，要宣誓”将以他的意志为准则，绝无违背“。贵族居住的城堡和高耸入云的教堂成为典型建筑。贵族都有庄园法庭的司法权，这在西欧是普遍的状况；由地主贵族、俗人或僧侣，男爵或基督教主教在一定的范围内，对那里的居民办理行政、征收赋税的制度，而国王被缩成一个阴影而已。
材料二 在工业化时代到来前，英国的森林资源已消耗殆尽。1500年﹣1630年间，英国木柴价格上涨了7倍，一般老百姓根本无力购买，因缺乏取暖燃料而冻死的现象时有发生。木柴价格上涨引发普遍不满，“达到了引发民族危机的程度”。英国主体能源从柴薪过渡到煤炭是循序渐进的。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早期，煤炭未能在生产生活中普及，1550年，煤炭年产量仅为21万吨。詹姆斯一世允许曾备受贵族讨厌的海煤进入皇家圣地威斯敏斯特，并鼓励富人接受和使用煤炭。1630年，英国煤炭产量达150万吨。18世纪上半叶，煤炭已取代柴薪，成为英国制造业的主要能源。玻璃制造、石灰烧制、酿酒、制糖、冶铁等行业都开始使用煤炭作为生产燃料。1700年，英国煤炭产量高达250﹣300万吨，是法国的30倍。煤炭不仅为英国人生活生产提供了热能，也解决了工业生产中的机械能问题。19世纪英国人口只增长了3倍，但煤炭消费量增加了18倍。英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从柴薪到煤炭的能源结构转型，正式步入了化石燃料时代，这比欧洲其他国家早了近150年。
——摘编自潘荣成《近代早期英国能源转型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中世纪早期西欧在政治、经济、思想方面的社会特征。
(2)根据材料二、指出近代早期英国能源转型的原因。
材料一 东汉末，中原大乱，黄河流域成为战场，人口四处逃散，西南和东南成为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向。西南，“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四方贤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东南的扬州、杭州一带成为人们的主要流向。“汉末大乱，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也有远达会精、交趾郡的，如北方大族桓晔“举家避地会稽，遂浮海居交趾”。晋代，永嘉之乱到十六国时期，各游牧民族南下，大量汉族居民从黄河流域迁到长江以南。魏晋时期在北起大漠以北、贝加尔湖畔南至福建、广东、海南岛，东起长白山松花江流战西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广阔地域内空前数量的民族卷入了大迁徙的潮流。其中既有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如汉族、华夏族、羌族、氏族、匈奴，越族，也有较为年轻的乌桓、鲜卑、俚等民族，还有在魏晋才兴起的柔然、敕勒、吐谷浑等民族。
材料二 传统农具的定型和配套过程墨本是在宋代完成的。宋代，人们已懂得“土壤气脉，其类不一，美恶不同，治之个有宜也”。淳化年间“凡州县矿土，许民请佃为永业”，大大促进了土地开垦。……在宋代，“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乎”。客户有条件也可以“徒乡易主”。宋神宗年间，已是“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了“。到南宋时在旧城外兴起了“沿江数万家，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的南市。早辰桥市街巷皆有木竹匠人，谓之杂货工匠，以至杂作人夫，道士僧人，罗立会聚，候人请唤。竹木作料，亦有锁席，砖瓦泥匠，随手即就。宋代的经济型人口流动往往兼具职业流动和地域流动两种情况，不论是哪一种流动，都与经济因素的作用有着直接关系。经济方面的变化使当时人口的变迁摆脱了以前极易转变为流民的现象。流动人口比较容易地找到谋生之所，他们已轻不是无以为生的流民，而是当时社会成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宋代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严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徐红《宋代经济型流动人口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魏晋时期人口迁移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宋朝经济型人口流动的原因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