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民初政治制度的变革，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的发展，帝制的倾覆，共和制度的诞生，宪法的制定，国会的召开，选举的进行，政党政治的尝试，都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是一场民主宪政的真正试验。这场试验虽然结局不成功，但依旧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民国初期仍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之中，且中国的封建专制持续很长时间，这种背景下效仿西方的政治制度，甚至是“拿来主义”，使得受封建统治多年的民众缺乏心理准备，有些麻木不仁，国内的资产阶级力量也薄弱，不可能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彻底的决裂。辛亥革命的胜利具有特殊性，它不是具有共和理念的革命党人一方取得的彻底胜利，而是以暴力加谈判取得了成分复杂的胜利，由于各种目的而与清政府决绝的政治派别，拥兵武人挟革命大潮而来，为后面的政局动荡埋下了伏笔。
——摘编自刘英涛《民国初期政治制度分析》
材料二 1940年，毛泽东指出，抗日民主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抗日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根据地规定无论是抗日根据地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富农和一般地主，均可参加抗日政权。各地按照“三三制”的人员结构比例进行选举，“三三制”政权所体现的是以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度为基础，成为抗日根据地具有自己独创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为新中国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和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抗日民主政权的产生“经过人民选举”，凡年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和性别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一精神在各抗日根据地都得到了认真实行，并且制定了相应的选举制度。1944年美国观察团成员赴延安考察时也深刻感受到边区政治的特色，这里“人民积极向上，与重庆相比是另一个世界”。
——摘编自谢双明《论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的特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民国初期政治变革失败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共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的特色，并简析其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从近代民主政治发展中得到的启示。
材料 20世纪中国革命具有“高山滚石”效应，革命一旦启动，越滚越急，越滚越猛，前一次的成功，会激励后一次的继续；前一次未能实现的目标，后一次会采取更激烈的手段去实现，革命的诉求指数不断提升。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相互衔接、演进的三个阶段，前一次革命为后一次革命“预留”了空间，后一次革命在前一次革命的基础上推进。正是这三次革命的相互关联、递进，共同构建了“中国革命”这一历史事件。只有将三次革命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考察，才能洞察20世纪中国革命的总体特征。
——摘编自王奇生《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
阅读材料，针对王奇生教授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谈谈你的见解，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阐释。(要求：见解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材料一16—18世纪，欧洲的思想家从来华传教士反馈的图像中“发现”了中国，其中法国的表现尤为特殊。17世纪末到18世纪70年代，法国知识界围绕着中国文化展开了研究和争论，典型如伏尔泰与孟德斯鸠关于中国文化之争。伏尔泰向往贤明而仁慈的君主，当他从耶稣会士笔下看到中国皇帝形象时，自认为找到了开明君主典范。伏尔泰认为“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孟德斯鸠不否定中国文化中有积极的一面，但他认为要坚持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就必须与中国划清界线。在孟德斯鸠看来，中国的法律所强调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其间有许多刑罚条款却少有正义、平等、自由的内涵。值得注意的是，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所接触的中国材料基本上是一样的，但他们却对中国文化给予了截然不同的评价。
——摘编自严建强《“中国热”的法国特征及其解释》等
材料二1840年前后中西文化交流再次开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统治阶层为了解西学，设立了专门的官方翻译机构。其中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京师同文馆，译书主要涉及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基础科学，以及与工业制造有关的冶炼、造船、化工等应用科学。1895年后，译书之风大盛，不但一些知识分子翻译出版西书，形成了翻译群体，各种社团、报刊也加入这股译介西学的洪流。这一时期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西译家首推严复。他先后翻译了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群学肄言》等10多种西方著作，在当时的思想界影响极大。有学者认为，严复所译的著作要比一大批传教士与洋务人士30年间所出的全部作品和书籍，更能适应这时代的要求。
——摘编自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17—18世纪法国思想家关于中国文化争论的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晚清时期中国翻译活动发展的特点，并简析其背景。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认识。
材料一：明代成都的蜀锦生产虽名传天下，但仅存于蜀王府而“闾阎不存”。而且蜀锦“不可以衣服，仅充茵褥之用，只王宫可，非民间所宜也”，因而产量肯定不多。保宁虽“有丝绫文锦之饶”“其丝绸绫绢既用以自衣被，其余且以货诸他郡，利云厚矣”，但输出量实际并不很大。因而四川民间衣服所用丝织品尚多取之于江南，位于川西金沙江林区的建昌卫，因有大量木材输往江南，故“虽僻远万里，然苏杭种种文绮，吴中贵介未披而彼处先得”。因而明代商人携数千金购苏杭绫罗绸缎运销四川之事颇见于小说。
——摘编自李伯重《明清江南生丝与丝织品的国内外市场及其变化》
材料二：公元6世纪之前，西方人还没有学会养蚕缫丝的技术，只能将从中国运来的生丝进行二次加工。丝绸一直是欧洲贵族、教廷追逐的奢侈品，价格高居不下，因此丝织业是有巨额利润的行业。12世纪中叶，意大利开始自己生产丝绸，并长期占据欧洲丝绸生产的霸主地位。到17世纪晚期，法国逐渐取代了意大利的地位，而路易十四是整个法国丝织业产业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他在位期间，对皇家工坊中丝绸、花边和花毡生产的补助费用达550万里弗尔。政府还鼓励人才引进，特别是意大利的大量技术、设计人才，无论是为金钱，或是实现设计理念和人生目标，纷纷来到法国。1789~1871年，法国丝织业市场萎缩、人才消亡流失、生产设备被破坏，行业遭受巨大破坏。至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彻底将法国丝织业推向了末路。
——摘编自鲁佳亮《17—19世纪法国丝织提花技术及对中国的影响研究》
材料三：2019年1月11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法国HEART&crafts公司共同主办的“新考工记——中法手工之美”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在中法两国政府的支持推动下，HEART&crafts公司将15位法国手工艺大师的160余件精彩作品带到中国，与11位中国不同领域的手工艺大师、非遗传承人的代表性作品同台亮相。双方策展人介绍，展览以中法传统手工艺的当代创新为主线，让观众置身神奇的艺术空间，真切感受从陶瓷到金属、从漆器到玳瑁、从皮影到褶榈、从传拓到印刷、从刺绣到榫卯的历史脚步。
——摘编自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聆听大国工匠的“对话”——中法手工之美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启幕》
(1)根据材料一，概括四川民间所用丝织品取之于江南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分析推动法国丝绸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法国丝织业衰落的时代背景。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认识。
材料一 契约是商业活动中买卖双方诚信从事买卖活动的重要形式，也是经济活动中产生纠纷时进行法律裁定的依据。宋代契约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中，常见的如买卖契约、借贷契约、雇佣契约等普遍存在。契约关系中都明确要求必须订立书面契约，“凡田宅、车船、牛马交易只凭契照”。在买卖中凡不依“官版契约”格式，被视为违法买卖，所定契约不具有法律效力。宋代把契约的建立和履行保证的第三人参与作为必要条件，在借贷契约中有中人、保人、见证人，而且要求担保人必须是有一定的担保能力。规定“诸负债违契不偿，官为理索，欠者逃亡，保人代偿”。宋代将全国户口分为主户、客户，佃户、雇工、人力都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有了法律上的民事主体资格，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能够作为民事主体参加活动。
——摘编自杨卉青《宋代社会变革与契约法的发展述论》
材料二 民国初期，上海金融市场已初具规模，征信问题愈益成为决定经济往来的关键。上海、交通、金城等华商银行纷纷借鉴仿照欧美国家银行的做法，设立信用调查机构。1932年6月，中国第一家独立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正式成立，其主要业务就是信用调查，“提倡社会信义，便利工商发展”。但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不仅战争频繁、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而且法制建设严重滞后，政府甚至“视法律如弁髦”。在这样的环境下，信用难以成为社会的普遍认同，银行信用制度演进和有效运作的社会基础极为薄弱，携款潜逃、亏蚀公款等金融舞弊现象突出。据统计；仅1934年1月至1935年4月，全国发生金融舞弊案件达38件之多，金额达到140余万元。
——摘编自谢冬慧《民国时期社会诚信机制及其当代启示》
(1)根据材料一指出宋代契约关系发展的主要表现。(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时期金融业诚信机制的发展特征。
(3)综合以上材料，谈谈你对诚信问题的认识。
材料一 夫殴妻之祖父母、父母，或者杀妻之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姐妹，若夫妻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自相杀，妻殴或詈（骂）夫之祖父母、父母或者杀伤夫之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姐妹时，妻与夫缌麻（五服之内）以上的亲属奸淫或者夫与妻之母奸淫时，以及妻欲害时可义绝（指夫妻双方对一定范围的亲属，犯有殴、伤、杀、奸等罪，经官方认定为‘义绝’而强制离婚者）……诸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死者，以凡人论。殴妾折伤以上，减妻二等；诸妻殴夫，徒一年；若殴伤重者，加凡人伤三等；须夫告，乃坐。死者，斩。
——摘编自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
材料二 《罗马民法大全》由《查士丁尼法典》《学说汇篡》《法学阶梯》及《新律》组成，是古罗马法律的最高成就。其中有这样的规定：“神有物”具有神圣性，为人之不可有物，但是当它与人的生命相冲突或两者必居其一时，可牺牲“神有物”以保证人的生命和安全；“婚姻或结婚是男与女的结合，包含有一种彼此不能分离的生活方式”“为父者不得禁止子女结婚”；“保护人不得强娶被解放的女奴为妻”；“如果一个人在胁迫下承担了某项债务并自动指定了一名债务担保人，那么，债务人和担保人均不承担责任。”
——摘编自谭建华《略论〈罗马民法大全〉的人文精神》
材料三 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施行。新婚姻法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家长制的包办买卖婚姻，禁止重婚、纳妾。规定离婚时女方婚前财产应归女方所有，其他家庭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不能达成协议时，人民法院根据其家庭具体情况、照顾女方及子女利益和有益于发展生产为原则判决。还规定了父母离婚后对于所生的子女，仍有养育的责任。
——摘编自《变革中的冲突与较量：20世纪50年代陕西婚姻制度改革研究》
(1)根据材料一、指出夫和妻“义绝”条件的差异，并分析造成差异的思想根源。(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唐代法典相比，《罗马民法大全》体现的特点。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现代中国婚姻法的编纂原则。
材料一 中世纪后期科学精神已经萌芽，学者们提倡从观察物象和实验物质下手，反对单单靠了几本古书，由亚里士多德所提倡的逻辑演绎发展一般归纳、并逐步确立了数学的表达形式……17世纪以后，科学革命大兴使基督教兴起以来的所有事物相形见绌，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䀱格为一些插曲，它在改变整个物理世界图景和人类生活结构本身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惯常思想活动的特征。
——摘编自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现代科学的起源》
材料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兴起了“科学救国”思潮。部分中国留美学生认识到科技对抵御侵略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创办科学社和《科学》杂志。 《科学》杂志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此时科学更多是以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形式而存在，涵盖着科学态度、科学信仰和科学方法……他们将启蒙建立在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基础上，坚信科学会带来的技术、政治和经济变革乃至价值理念的革新。
——摘编自任鸿隽《科学救国之梦》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近代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科学革命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想兴起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科学精神的认识。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结婚的男女双方不得不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论双方当事人在结婚这件事情上毫无自主选择的权利。中国古代家长对于子女结婚的包办，大多是从“传宗接代”的目的出发，而忽视子女的个人选择。同时中国古代结婚制度中的结婚程序繁多，自西周时期首创的“六礼”，虽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简化，但作为传统习俗仍一直延续下来。
—摘编自潘文波《中国古代结婚制度之演变及其启示》
材料二 陈旧的婚姻观念总要被不断进步的社会所抛弃，鸦片战争后，尤其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同时也吹响了近代中国婚姻观念变化的号角，古老的中国拉开了婚姻观念变革的大篆。封建包办的婚姻逐渐被废弃和淘汰年轻人在选择婚姻时有了自己的判断和自主权。爱情、自由、平等、尊重等信念被注入新的婚忘观念腐朽的、不平等的婚姻观念和模式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时期的婚姻观念变化主要体现在婚姻目的的变化、婚姻媒介的变化、婚姻决定权的变化、择偶标准的变化、夫要关系的变化。
—摘编自王莹《中国近代婚姻观念变化之梳理》
材料三 19世纪末，英国一些贵族虽有光荣的头衔，却缺少支撑门面的钱财，他们明显地感受家道中落，入不敷出。于是，贵族也十分渴望得到工商阶级的扶持，来弥补自己经济上的亏空。这种需求和“暴发户”(资产阶级新贵族) 的需要极易一拍即合，形成互利的合作。这种合作的最好方式是联姻，联姻的结果是皆大欢喜。贵族们获得了财富，从而能更神气地保持贵族的风度和体面；“暴发户”则使子孙们获得了光聚的血统，从而在上流社会中挣得一席之地。
—摘编自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
(1)根据材料一，归纳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中国近代婚姻观与中国古代婚姻观的最大差异。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贵族与资产阶级新贵族联姻的婚姻观。
(4)综上，谈谈你对不同时期出现不同婚姻观的认识。
材料一 明初，朱元璋采取鼓励垦荒政策，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人口数大约为7270万，清朝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增长，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人口总数增至4亿3千多万，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峰。人口的快速增加导致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当时的学者洪亮吉觉察到这些问题，提出了调剂人口的思想，但没有被重视。
民国初期，国事衰败，“人满之患”的弊端日渐暴露。以《东方杂志》为代表，众多报刊积极刊登人口研究文章。这些文章运用西方马尔萨斯人口论和社会调查的方法，反对人口增殖的传统人口观，试图通过人口品质提高、优生手段达到民富国强的目标。
下表为《东方杂志》涉及人口研究的文章统计表：
| 文章篇数（部分） | 涉及人口理论9篇，强调生育控制4篇，人口调查15篇 | 文章作者（部分） | 陈长潇、潘光旦、孙本文、乔启明（人口学者），竺可帧（气象学家）、彭家元（农业学家）、张荫麟（历史学家） |
——摘编自任惠玲《洪亮吉人口思想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比较及启示》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人口增长呈现阶段性特征，人口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变化。50年代经济建设中“深深感受到不是人口太多，而是人手不足”，彼时“人多力量大”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加上受苏联鼓励人口增长的影响较深，党和政府对生育行为进行嘉奖。“鼓励”性人口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过快增长与社会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不断凸显，1957年马寅初著作《新人口论》深入剖析了当时中国的人口问题，60年代国务院首次提出计划生育。1978年“实行计划生育”第一次被写进《宪法》，国家明确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21世纪后，我国又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剧、年轻劳动力短缺等问题，2016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摘编自马红鸽、贺晓迎《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口生育政策变迁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人口快速增长的历史背景，概括民国初期人口研究的主要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建国后影响我国人口政策变化的主要因素。
(3)结合上述材料，谈谈中国历史上人口发展变化带来的启示。
材料一 自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呈现一路下滑的趋势，在魏晋—隋唐时期，当地畜牧经济发展却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反弹过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畜牧区域曾一度向东南方向显著扩张，国营和私营的大型畜牧业都取得明显发展。可以说，十六国至唐初，黄土高原地带一直是胡、汉混杂居处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其经济生产也以畜牧业为重。由于畜牧经济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羊肉酪浆”之类的饮食物品乃成为“中国之味”，“食肉饮酪”在社会上曾一度相当流行。唐代胡食风行，胡食的特点之一就是食肉量较大，而畜牧业的发展，可为社会提供大量的肉食来源。
——摘编自王利华《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的变动》
材料二 19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很少有英裔美国人考虑过迁徙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广袤土地上。“西部地区”给人的印象是“美国大沙漠”，不适合文明存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许多美国人开始对西部特别是牛仔的形象赋予浪漫色彩，他们将西部地区看作是勇敢者和上进者经历艰难险阻可以建设新文明的地方，将实际上工资低廉的雇工描述为强大而不朽的传奇人物。欧洲移民后裔定居西部的过程，至少在两个世纪中主导了美国人的国家想象，有时也成为历史学界讨论的中心话题。20世纪的历史学家则将西部描述为一个勇敢、成功、对抗、贪婪以及失败并存的地方：破败废弃的小镇，荒凉阴郁的印第安保留地，穷困潦倒的贫民区，生态遭受严重破坏的自然景观与辽阔的牧场、肥沃的农田和繁华的城市共同构成了西部。他们强调，在塑造西部社会的过程中，妇女和男人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美]艾伦·布林克利《美国史》
材料三 2000-2003年，重庆市外迁农村移民12.16万农村移民，2004年继续外迁2.34万人。截至2003年，外迁移民占三峡库区全部农村移民的41%，减轻了库区的土地负荷和人口压力，有利于防止乱垦滥伐和水土流失。1998年以来，三峡库区停止了开垦荒地，对已开垦改造的25度以上的荒地和低产地，逐步推行退耕还林还草。截至2004年，重庆市的自然保护区达到48个，总面积8290平方公里，初步建成重庆市及三峡库区珍稀濒危动植物抢救、繁育及迁地保护中心。
——摘编自刘德绍、杨力《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对策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十六国至唐初，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经济反弹的表现及原因。(2)根据材料二，简述美国人眼中“西部”形象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变化的因素。
(3)根据材料三，从迁出地的角度，谈谈三峡移民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