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乾隆以来，称海关所在口岸为“母口”，内陆常关、厘卡为“子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依《天津条约》之规定，英、法、美等国外商若“已在内陆买货，欲运赴口下载或有洋货进售内陆，倘愿一次纳税，免各子口征收纷繁”，而中国商人仍需逢关纳税，遇卡抽金，不堪重负，只得部分地将税金转嫁于蔗农，许多蔗农被迫改种它物。据《东莞县志》（1911）记载，随着洋糖大量倾销，台湾、福建等地“旧日之糖，销路日微……多转由洋糖厂漏煮（精炼加工）”，民间不乏“或有以重金告求外洋糖车（制糖机械）奥妙者”。在此形势下，四川尤内江地区糖业经济却得到巨大发展——1911年，内江本地甘蔗种植面积超耕地面积50%，每年糖产量近万吨，超全国总产量50%。

——摘编整理自范毅军《广东韩梅流域的糖业经济》等

材料二   民国初年，四川军阀割据，关卡林立，糖税冗杂，无一定规，杂乱难考，多以糖房的牛只数量和产糖量进行双重计税，甚至有预征至1985年，致使内江糖业渐渐没落。1937年川政统一后，内江开展糖税制度改革，撤销了糖税（厘）局，实行糖清、白糖、桔糖改一税制，由营业税局负责核实征收，统一征收糖类专项营业税。1942年，国民政府财政部设川康区食糖专卖局于内江，糖类统税改为糖类专卖，按糖类收购价格（未核定收购价格前按当地批发价格）的30%征“专卖利益”，内江地区的糖税收入暴发性增长，与自贡制盐业并驾齐驱，内江成为川内重要经济中心，财政影响力甚至超过成都和重庆。1941年内江糖类统税收入不到1000万元，1943年增长到20845万元。

——覃玉荣《抗战时期川康区食糖专卖政策对内江糖业的影响》

材料三   新中国初期明确规定甘蔗、土糖为国家统一收购物资，一律不许进入利伯维尔场，全部实行统一收购，内江糖业进入“黄金时代”。1991年，内江市恢复征收糖业营业税，鼓励制糖自主经营，与市场接轨。但糖税制度改革忽视了必要流动资金、储存设备和等问题，许多糖厂选择将税负转嫁蔗农，导致蔗区损农坑农现象普遍，甘蔗面积剧减。糖厂进而“难为无米之炊”，最终许多制糖人才出走内江，内江制糖业逐渐衰落沉寂。

——张格《新中国成立后内江糖业的兴衰》

材料一   19世纪80年代，德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1935年，美国颁布《社会保障法》，标志着美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最终确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率先构建了包括家庭津贴、养老、疾病、失业、伤残和死亡等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实现了全民覆盖，大大推动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此后，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等北欧国家以及法国、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都建成了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全民就业、社会保障和服务等方面的内容，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时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但是，过度的社会保障，加大了国家财政支出的负担，容易助长懒惰行为，使得整个社会缺乏工作动力，效率低下。

   ——摘编自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等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开始向近代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赈济制度已经衰落，传统的家庭救济模式也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结构变化。中国近代社会立法工作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已经略见成效，例如1915年仿照欧美《济贫法》制定的《游民习艺所章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福利立法，则以1943年《社会救济法》为其典型，将社会上极度贫困的弱势群体与受灾民众作为优先照顾的对象。由于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环境，社会福利立法产生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

——摘编自聂鑫《近代中国社会立法与福利国家的建构》等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政务院颁布了《劳动保险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劳动保险法规，至1957年，“初步建成了以国家责任为主体，覆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生活方方面面的福利制度”。改革开放后，以城乡统筹为特征的社会福利制度取得了极大的进展。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社会福利制度从城乡分割到城乡全覆盖，努力实现对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保障。

——摘编自胡晓义《当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等

材料一   我国历史上专门负责管理和观测天象的机构叫观象台，一般设置在都城。早在殷商时代，就已经有了大量关于天气和气候现象的记述。战国时期，有了“八风”的记载和对云的分类，军事家们主张战斗中重视和利用风向作战，在兵法书籍中记载着许多利用气象条件打仗的事例。随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对气候变化的了解，产生和完善了二十四节气。各个朝代都关心雨雪记录，明代永乐年间还专门规定各州县把降雨记录情况向朝廷奏报，并由皇帝亲自批阅。我国古代气象科学中，对暴雨等灾害的预报，以及物候、人工影响天气等方面都有许多论述和记载，在生物气象学、军事气象学、医疗气象学等方面都有所涉及。

——据李继伟《论中国古代气象科技成就》

材料二   近代中国气象已经基本实现近代化，但总体水平仍然比较落后。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气象局宣告成立，著名气象学家涂长望担任局长，从海内外积极罗致人才，培训干部。1956年，全国已建成气象台站1377个，基本满足了当时气象分析和预报工作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气象卫星、天气雷达网、高性能计算机等在业务上的应用，显著提升了我国气象现代化水平。1995年，成立国家气候中心，这使我国成为世界气象组织成员中建立国家级气候中心最早的国家之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气象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据张海东等《新中国气象建设的伟大成就与成功经验》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易接受医学中气、湿气等理论，又喜欢移风易俗。唐代的士大夫相信人依靠定数或者自身的抵抗力、德行足以战胜任何疾病，所以有时又会对民间自发的卫生之道采取干涉举措。他们对“卑湿”环境很警觉，主持城镇改造时的目的就是规避疾病。士大夫阶层的城镇改造虽然属于卫生之举，但与创建卫生体系是两回事，它属于地方官的个人行为，是德政的一部分，具有偶发性的特点，并不具备公共事务的基本特征。士大夫认为传染病流行时的隔离措施侵犯到了儒家信条，他们基本全部采取否定态度，并经常以身作则，亲身照顾疾患，以示疫不相染。囿于认知能力和时代思维模式，无论是医家还是政府、士大夫阶层都没有将“清洁”、防“未病”的举措上升为公共事务。

——摘编自于赓哲《中国中古时期城市卫生状况考论》

材料二   北平解放前夕，垃圾积存有60余万吨，基本处于被垃圾包围的状态。河湖水道变成了死水坑，淤泥体积达300多万立方米。1949年3月，中共北平市委、市政府召开会议，商议城市积存垃圾的处理，成立由党、政、军、工、农、学、商各界组成的清洁运动委员会，并颁布清除积存垃圾工作实施大纲，决定“清除各宅巷积存垃圾；扫除街道零星垃圾；运除积存场所垃圾，消纳垃圾垫洼以提倡废物利用”。清洁运动前后共历时91天，发动群众2.8万人。运除垃圾21.9万立方米，折合21.2万吨。被垃圾埋顶的住户说：“我们的破房子被埋在垃圾里已经十多年了，北平解放我们的破房子有了出头之日，这只有真正的人民政权才能做到。”此后又经过几次大规模清理，垃圾清除干净。

——摘编自魏尧《解放初期北京市的卫生清洁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