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91年4月，日本在美国压力下向海湾地区派出扫雷部队。这是日本首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这次行动因为没有宪法和法律依据，引来了大多数国民的反对。为了创造有利于海外派兵立法的舆论环境，此次维和行动结束后，日本政府在国内不断宣传维和行动的成果。1992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标志着日本为在联合国名义下实现海外派兵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该法限制性规定日本自卫队在参加维和行动期间禁止执行诸如监督停战、收缴武器等主体业务，仅能执行诸如医疗、抢救灾民、运输、通讯等维和部队附随性业务。后来，通过修正案，追加了国际监督选举活动、人道救援物资运输任务，同时放宽了武器使用的限制。此后，日本先后向安哥拉、柬埔寨、莫桑比克、萨尔瓦多、卢旺达、叙利亚、以色列、洪都拉斯、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派出人员参与维和行动。

——据张晓磊《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政策评析》

材料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美国仍然支持以色列，压制阿拉伯国家，日本则表达了中立态度。阿拉伯国家对日本的中立表示强烈不满，并削减对日本的石油供应，导致日本国内经济出现混乱，物价飞涨，商品抢购风起。面对不利的国内形势，日本推出了“亲阿拉伯政策”。日本政府官员发表谈话，明确表示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正义要求。日本副首相三木武夫紧急赶赴中东地区，与相关阿拉伯国家签订了一系列经济技术援助协议。最终，日本得到了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给予的“友好”国家待遇，摆脱了石油危机。

——摘编自李凡《第一次石油危机中日本对中东政策的转折》

材料   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在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衰落的背景下，兴起了乡村建设运动。来自教育机构，学术团体和大专院校的倡导者们，在定县、邹平、新都等地创建试验区，成立乡村小学，平民学校、夜校；改良农业，提倡副业；成立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设立乡村医院、卫生所等。不少乡建工作者与农民同生活，共劳动，尽量使自己“农民化”。然而，十年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复兴农村经济的目的没有实现，相反各实验区经济的衰落程度进一步加深。

乡村建设倡导者之一的梁漱溪将此称之为“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难局：“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但不动，甚且因为我们动，反来和我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梁漱溟进而分析了造成“乡村不动”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偏乎静，我们偏乎动；农民偏乎旧，我们偏乎断……总之，从心理上根本合不来”。

——据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及《梁漱溟全集》整理

材料一   明清时期，因棉而兴的市镇在江南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沟通了棉纺织手工业者手工业作坊、牙行、外来客商，成为商品交易中心。棉布产品远销南洋群岛、日本、俄国、欧洲、北美等地，由于价廉物美在世界市场上所向披靡。这些市镇主要集中于松江府苏州府及其周边地区，以枫泾镇为例，镇上从事棉布交易的布号鳞次栉比，数以百计，还有众多的染坊、踏布坊，是一个棉布加工、贸易中心。《枫泾小志》说：“康熙初，里中多布局（布号），局中多雇染匠、研匠，皆江宁人，往来成群”。周围农家普遍以植棉、纺纱、织布为主业，大量棉花、棉纱、棉布拿到镇上出售，促使镇上商号生意持续兴隆。枫泾赛神会成为盛大的狂欢节，“赛神之举莫甚于枫泾”“互相夸耀，举国若狂，费几累万。”“贾而好儒”的枫泾镇在科考中也能大放异彩，明崇祯十六年，出现同榜四进士，乾隆二十二年，蔡以台又高中状元，形成了枫泾“状元文化”。

——据樊树志《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等

材料二   近代以来，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和中国经济落后的缘故，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存在着大量逆差，而在进口货物中则以棉、铁进口所占比例为最大。1910年张謇提出棉铁主义政策，主张“实业以振兴棉业之纺织为内维，扩充矿业之煤铁为外境。”要求以发展棉铁为龙头，大力振兴和发展近代工业，争取利权，减少贸易逆差。张謇担任农商部部长期间，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政策，贯彻其经济思想，推动实业救国。他的后半生一直在向社会各界以及政府决策部门大声呼吁，并且身体力行，反映了他对中国工业化的不懈追求和一贯努力。

——摘编自马克锋《试论棉铁主义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