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时代，皖南一域产生了大量的契约文书。在徽州当地， 一般民众之间的经济交往相当频繁，田土交易推收过割，以及乡土社会秩序之维持，在很大程度上以“契约和理性”来支撑，即使是亲族之间也不例外。明清以来的徽州遗留下的大量文书，除契约文书之外，还有 日记、书信(包括原件、信底及活套)、账册、杂抄(“碎锦”“杂录”)、启蒙读物、日用类书和诉讼 案卷等，几乎涵盖了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徽州在传统上属于诉讼频繁的“健讼”之地，围绕着各类土地、房产、赋役以及人身依附关系的文书，作为发生纠纷和诉讼时的有力证据，有长时期保存之必要；再加上“敬惜字纸”之观念深入人心，巨量徽州契约文书得以留存。
材料二 海外也零星可见徽州文书之收藏。如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明代歙县方氏信函七百通(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作为书法艺术珍品流入美国);英国的档案中有一些徽州茶商的资料；日本长崎等地，保留了一些徽州海商的文书。日本其他的一些机构也保留有少量徽州文书，但其整体收藏的情况还不是非常清楚。
材料三 20世纪50年代，有日本学者提出：古代徽商的海外贸易活动的巅峰在明中后期，徽州海商在明末以后走向衰落，到清朝时，徽商则倾其全力经营国内商业。1984年，有学者利用中日(官方)交涉中的海事资料，揭示了清代徽商利用沿海来扩大其商业范围，并以巨额资本从事海外贸易的事实。1999年，有学者广泛搜集中日两国的文集、笔记、随笔、碑刻、族谱和尺牍等资料，并从中寻找徽州海商的印记，得出在清代(太平天国运动前)的东亚，徽州海商仍然极为活跃的结论。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王振忠《徽州文书的世界》
(1)根据材料一，分析明清时期徽州文书大量存世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海外收藏的徽州文书的史料价值。
(3)根据材料三，指出20世纪下半叶学术界关于徽州海商的争议焦点，并综合上述材料及所学知识，具体说明史料辨析在史学争鸣中的作用。
城市，是独属于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兼具物理空间、社会形态与精神投射的多重维度。
材料一 南宋时期，《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以及《咸淳临安志》相继问世，后人并称“临安三志”。《乾道临安志》主要记述南宋临安的皇室宫苑、朝廷机构、物产风俗、历代牧守；《淳祐临安志》主要载述南宋临安的城府、山川；《咸淳临安志》征材宏富，体例井然，对疆域、山川、秩官、风土、人物等内容均有记载，是三本志书中篇幅最长的一部。临安三志在中国古代都城志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比较《咸淳临安志》与《长安志》，显然都城志在南宋时期已趋于定型。都城志发展至两宋时期，体例趋于完备，内容也更为丰富，这与当时宋代经济文化的繁荣，修志风气的盛行分不开。
——摘编自黄硕《临安三志研究》
材料二 临安成为都城的原因，首要问题是财赋。绍兴僻处海隅，州城狭小，其所在浙东地区的物产无法满足行都的财赋供应，距离驻扎在江淮一带的宋军也较远，不利于遥控指挥。绍兴二年（1132年）四月初一，回到临安的赵构将由绍兴府治改成的行宫赐还地方，复为府治，表示不再考虑将绍兴作为行都的候选地。其二是区位。临安有运河交通之便，腹地也比绍兴更广。建康的经济地理、政治地理与军事地理等条件都更优于临安，但就防御金兵来说，不如临安安全。他放弃在地理上有镇东南之势的建康，选择地势狭窄、僻在海隅的临安的主要原因，无非是前者太过靠近长江，而后者离金兵更远，且有“重江之险”。
——摘编自包伟民《南宋临安—壮心未与年俱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临安三志的史料价值。(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宋临安城发展的原因。
| A．私人修史的主观性太强可信度低 | B．实物史料相对于文献史料更可信 |
| C．需要多重史料互证丰富历史认知 | D．后世的历史记载不具备史料价值 |
材料 《塞尔登中国地图》长160厘米，宽96.5厘米，采用中国古代风景画手法，使用汉字标注，并采用上北下南方位，同时标识了欧洲风格的罗盘和比例尺条。图中明朝信息最为丰富，北京城、黄河、各省边界等都有详细描绘，但却仅位于地图左上部分，中国南海前所未有地占据了中央位置。地图展现了东亚和东南亚全貌，覆盖了西起印度洋、北抵日本海、东南达印尼中部诸岛的广大地区。该地图准确性较高，但它并非一幅中国传统的陆地舆图，而更可能是一幅航海路线图。这些航线以中国南部的泉州与漳州港为起点，形成一个网络，最远可达地图最西端的印度卡利卡特港，图中还标注了如何前往也门、阿曼和霍尔木兹海峡。有学者根据图中信息判定，该地图为明末中国人所绘。
该地图后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约翰·萨利斯获得，辗转落到了约翰·塞尔登（1584~1654）手中。塞尔登是英国律师、下议院议员、东方学家，是对波斯、阿拉伯以及中国的相关知识感兴趣的英国学者之一。在他那个年代，海洋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塞尔登比同时代的人更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正经历海洋变迁的时代，他主张海洋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由国家行使管辖权。在去世前夕，他将该地图捐赠给母校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塞尔登中国地图》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摘编自（加）卜正民著《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等
(1)提取材料信息，说明上述材料对研究明末中国对外交往有哪些史料价值。(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学者判断这幅地图为中国人所绘制的依据是否充分，并说明理由。
材料一 史料一 在陶器上我们能看到玉米神和玉米女神的形象，玉米神的前额高耸，头戴长长的穗状冠饰，象征玉米穗。玉米女神则刻意表现出腹部的皱纹，表明其具备生育能力。
——摘编自曾攀《陶器上的玛雅文明》
史料二 不同种类的玉米适应了非洲复杂的气候环境，使干旱缺水的非洲得到了可靠的食物来源。
——摘编自《经济与社会生活》
史料三 1571年，德国开始大量种植玉米，称为“意大利玉米”。
——摘编自1962年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出版的《玉蜀黍专著》
材料二 新航路开辟后，食物物种在全球范围的交流传播，提高了全球粮食产量，使世界人口激增。不同种类的玉米适应了非洲复杂的气候环境，使干旱缺水的非洲得到了可靠的食物来源。玉米引入中国，丰富了食物种类，扩大了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1500年前后，亚欧人口约为4.25亿；1700年前后，达到7.2亿；1800年前后，已经突破9亿。
——摘编自《经济与社会生活》
(1)根据材料一的三则史料探究玉米的历史，指出其史料价值，并做出合理推断。(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概括15、16世纪以来世界物种交流的影响。
材料广西发现了距今2000万年以上的猕猴桃叶片化石证明猕猴桃在中国已经存在了至少2000万年。传世文献中首次出现猕猴桃，是《诗经·桧风·隰有苌楚》，“苌楚”就是周朝时候猕猴桃的名字。唐朝首次出现“猕猴桃”之名，多被作为一种有药用价值的无毒果，之后的各个时代，猕猴桃的药用价值一直被各种医书转载。而作为可以食用的水果有意栽培，在中国古代很少见。
1903年，新西兰人伊莎贝尔·弗雷泽女士来到湖北宜昌，离开中国时带走了一批猕猴桃种子，并培育成功。1910年，新西兰第一次拥有猕猴桃果实。20世纪50年代之前，新西兰往往把猕猴桃称为中国醋栗（Chinese Gooseberry），然而在1959年，英国开始对所有以“berry”为名的水果征收高额关税，新西兰给猕猴桃冠上“奇异果”（Kiwifruit）的大名以规避高关税。
20世纪60年代，新西兰猕猴桃产量从170余吨猛增到40万吨，用于出口的比例高达60%。英国在1973年加入欧共体，导致新西兰原本主要出口英国的肉、奶制品被欧洲产品挤压衰落。猕猴桃的异军突起，让新西兰人看到了全新的希望，猕猴桃产业发展提速。2014年，新西兰植物与食品研究所和四川自然资源科学院合作设立了猕猴桃实验室。
——整理自《国家人文历史·种子的冒险》2022年5月上第9期
(1)根据材料，指出作者使用了哪几种类型的史料研究中国古代猕猴桃发展史，并分析其史料价值。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猕猴桃的历史，提炼一个论题并加以阐述。（要求：明确写出论题，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日记、书信的史料价值。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其中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并谈谈你的认识。
材料：
| 材料 | 内容 | 出处 |
| 一 | “广州凡矶围堤岸皆种荔枝、龙眼，或有弃稻田以种者。” | 清代笔记：屈大均《广东新语》 |
| 二 | “（泉州）为稻利薄，蔗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 | 明代笔记：陈懋仁《泉南杂志》 |
| 三 | “松江镇肆中收布之所，曰‘花布纱庄’。民间布成持以易花（棉花），或以棉纱易花（棉花），辗转相乘，储余易御寒具，兼佐米盐。” | 清代地方志：蔡自申《金泽小志》 |
| 四 | “盛泽镇居民以绸绫为业。” | 清代笔记：沈云《盛湖杂录》 |
| 五 | “石门镇辄募旁邑民为佣”“一夕作，佣值二铢而赢” | 清代地方志：张霖《石门县志》 |
(2)研究历史的材料来源要客观可靠，指出表格内材料的史料价值及局限。
材料一 史料1
史料2
材料二 东汉时期，在我国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过着游牧生活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陆续内迁。他们跟汉人杂居，学习农业生产，与汉族人民的联系日益密切，但是大多也还保持部落组织，保留自己的语言和习惯。到了西晋初年，内迁的匈奴、鲜卑、羯、氐族和羌族等族共有几十万人。
西晋末年，由于北方大乱，北方的汉族也先后南下，逐渐迁移到了长江中下游一带。据考证，当时迁居到南方的中原人有70多万。如此多的百姓来到了长江一带，使长江地区迅速变成我国另一个经济文化中心，中国南方也得到了极快的开发与发展。
——摘编自《中国民族关系十讲》等
(1)指出材料一中两则史料的价值，并做出合理推断。(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内容，概括中国古代民族迁移的特点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1834年8月，英国政府出台《济贫法修正法案》，该法案的颁布实施标志着英国正式进入“新济贫法”时代。《新济贫法》实施“劣等处置”和“济贫院检验”原则。“劣等处置”原则旨在降低救济水平至有工作的劳动者生活水平以下，以此刺激贫民勤奋工作，早日走出济贫院回归正常就业；“济贫院检验”原则意味着济贫对象必须进入济贫院才能获得救济。但院内救济数量有限且申请程序极为复杂，贫民进入济贫院要接受严刑拷打，被贴上“犯罪”的标签，并终身剥夺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
——摘编自薛俊强 吴大娟《恩格斯对英国“济贫法”的批判及其当代价值意蕴》
材料二 “于是他们订下了规矩，让所有的贫民自行选择：要么在习艺所里慢慢地饿死；要么在习艺所外很快地饿死。为此，他们分别与自来水厂订立无限制供水的合同，与谷物商订立定期供应少量燕麦片的合同；规定每天开三餐稀粥，每周两次发放葱头一个，星期日增发面包卷半个……但理事会里都是些老谋深算的人，他们早已考虑到对付这种局面的办法。你要得到救济，就得进习艺所，喝稀粥；这就把人们吓退了。”
——节选自查尔斯·狄更斯《雾都孤儿》译本
(1)根据以上材料，指出节选小说片段在研究英国社会救济问题上有何史料价值。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评析19 世纪英国的社会救济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