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亨利三世时期，律师已开始形成一个强大的团体，他们在普通诉讼法庭中拥有独占的出庭发言权。1310年前后，英国王室开始任命自己的律师。随着普通诉讼法庭固定于威斯敏斯特宫之后，法律执业者开始集聚于伦敦城与威斯敏斯特宫之间。英国历史中最为重要的出庭律师培训组织律师学院开始出现。在爱德华三世统治期间（1327—1377年），四大律师学院基本成型。四大律师学院拥有授予法律文凭和出庭执业资格的垄断权力。至亨利六世时期（1422—1461年），四大律师学院都保持着各家200人左右的学徒规模，对入学者还有着严格的血统要求，非绅士出身者不得入学律师学院，因而入学者非富即贵。
——摘编自王涛《英国律师的早期史——兼论中国律师分类改革的启示》
材料二 1950年，新中国第一任司法部部长史良明确提出“建立与推行新的人民的律师工作与公证工作”，并把它作为“当前的主要工作”中的一项工作。1954年宪法第七十六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后来，在党的八大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发言指出：“律师制度是审判工作中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不可缺少的一项制度……应该逐步建立起来。”随后，中国建立起来的律师制度，以当时的苏联为仿效对象，把律师纳入国家公职范围，统一领导，统一工作。除了少数是刚从法律院校毕业出来的担任学习律师外，大多数律师是从公、检、法系统调来的。律师制度建立后，有的当事人为了请到律师，天未亮就到法律顾问处门口排队等候挂号。
——摘编自汪文庆、文世芳《新中国律师制度从建立、中断到恢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世纪英国出庭律师制度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中世纪英国出庭律师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律师的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律师制度建立的意义。
材料一 元朝以前的中国历史，包括汉、唐在内，本质上属于“小中国”。当时的“中国”是指以“九州”为主的汉族聚居之地，大体上就是指长城以南的黄河流域和长江、珠江流域，并不包括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中国之人”主要是知“礼乐”、服“衣冠”、从事种植农业的汉族，少数民族也不在其中。如果说汉唐统一的是农耕地区，那么元朝统一的便是农牧两区。从此，女真人的金国、党项人的西夏、契丹人的西辽、藏族人的吐蕃、汉民族的南宋全部被蒙古人统一在了一个政权之下。“中国”一词的地域意义突破九州而演变为十一行省，人民意义突破汉人而演变为汉、蒙古、色目等众多民族，其文化意义演变为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兼有。而其最重大的变化，乃是“中国”主权行使，可以是汉族政权，也可以是少数民族和汉人的联合政权。元朝同时承认了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元朝建立的意义，在于从此中国不再只是汉民族的“小中国”，从此中国开始变为一个多民族的“大中国”。
——摘编自何志虎《“中国观”在元代的转换》
材料二 辛亥革命终结了王朝的历史并开启民族国家的构建，作为现代民族的中华民族构建进入实践阶段，并与中华现代国家的构建相伴而行。一方面，为了适应民族国家体制对社会身份的要求，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对人口的社会身份进行了改造，将臣民转化为国民……2012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后，国家决策层便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17年党的十九大更加突出中华民族，并且将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皆围绕中华民族来加以论述。正是由于中华民族本身与国家的直接而有机的结合，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国家发展的未来目标直接等同，所以，国家发展目标可通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加以表述，并且要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的建设及塑造来实现。
——摘编自周平《中华民族的再认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元朝“大中国”时代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法律上是如何将“臣民转化为国民”的。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新内涵。
材料 长江流域是我国古代“陶塑”艺术的重要起源区。新石器时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最早的陶塑小猪。商代青铜工艺的制作带动了“陶塑”艺术的发展，到战国时期，“陶塑”工艺已具备相当成熟的技术，为“瓷塑”艺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代“陶塑”发展到高峰之后，“瓷塑”艺术开始兴旺，逐渐取代“陶塑”且普及到生活、艺术等多个领域。宋室（宋廷）南迁后，很多北方官窑的工艺被工匠们带到南方，江西景德镇逐渐成为宋代的制瓷中心和“瓷塑”中心。南宋以后社会动荡，一部分知识分子转向从事自立的艺术劳作，充实了画匠、塑匠、雕刻匠的社会队伍，产生了很多有影响力的艺术作品。此时，“塑造”与“雕刻”的艺术表现共同影响着陶瓷“塑造”水准，如江苏宜兴紫砂雕塑艺术就体现了各行业相互影响的迹象。
宋元明清时期，在雕塑艺术创作上有很多“瓷塑”作品进入寺庙殿堂、富绅豪宅。景德镇的“胡人牵马俑”、元代的青花釉里红，再到清代“瓷塑”工艺的发展都是唐以后“瓷塑”艺术的结晶。明清时期，在景德镇的陶瓷商贸活动中，陶瓷产品以其所承载的中国传统“雕塑”艺术工艺与文化形式传播到东亚、东南亚乃至更远的地方。
——摘编自向颖《浅谈中国古代陶瓷雕塑艺术的发展》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长江流域传统雕塑艺术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长江流域瓷器外销的深远影响。
材料一 东亚季风带的充沛降水与华北、江淮与江南的辽阔冲积平原的优良宜农条件，使东亚大陆很早就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规模巨大的人口——经济——文明复合体。中华文明的独创性与高度发展水平，使古代中国人有很强的自信心与包容性，不畏惧开放，乐于与其他民族交往，并学习其优秀成果。中华文明史上也没有跨洋越海侵夺他人国土财富、划分势力范围的弱肉强食传统。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各国人民不畏旅途艰险往来于东西之间，“丝绸之路”就是这样形成的。
——摘编自郭建龙《丝绸之路大历史：当古代中国遭遇世界》
材料二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要在现有的国际规则下和平发展，寻求新的生长空间的。从中国的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了极其巨大的生产力。而过去那种靠投资、出口，不计资源、环境与劳动力消耗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从国际条件看，既往一二百年中，世界形成了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与多数发展中国家对立的局面，西方国家从未真正关心过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福祉。这些国家若能选择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不但能改善其本国的经济，也创造了更大的社会需求，进而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新的成长空间。
——摘编自梁昊光、张耀军《一带一路》
(1)根据材料一、概述“丝绸之路”开通的主要条件。
(2)根据材料一、二、比较汉代丝绸之路与当代“一带一路”的共同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当代中国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具体措施。
材料 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西方的大冲击是导致东亚各国历史发展格局转变的决定因素，但是各个国家转变的方式、速度、成效是大不相同的。亚洲的印度、日本、中国在西方冲击下经历三种不同的命运，正好代表三条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印度丧失独立而沦为殖民地；日本成功地克服殖民地化危机发展成为独立工业国；中国则走上了半殖民地化的扭曲发展道路。这不同的遭遇表明一个国家或民族应对外来的挑战有多种选择性。这种选择性既取决于外来挑战的性质、特征和强度，更要取决于被挑战的主体本身内在结构的牢固性、发展水平和应对外来挑战的手段与能力等等。
——摘编自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现代化之路》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选择一个典型国家围绕“现代化”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材料 汉末迄魏晋，经学衰微，“章句渐疏”，士人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益衰”。魏晋之世，玄学流行。玄学把儒家传统的性命原则、理想人格等与道家思想结合起来，终于使儒学与它的“王道”理想相背离，使儒学成为“外王”之道而非“内圣”之学，儒学陷入困境。东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二教倡兴势头猛起并足以与儒学相抗衡，进而形成儒释道并存纷争的社会思想格局。在三教纷争中，儒学虽然努力保持自己的传统品格和人文精神，但思想发展的规律仍使儒释道不可避免地在不同程度上融合起来，儒学从此开始了在纷争中求生存，在融合中求发展的曲折过程。这种情况从东晋南北朝，一直延续到隋唐。到唐中后期，韩愈、李翱等人虽公开打出排佛扬儒的旗帜，但对佛、道的吸收溶化，依然清晰可见。不过，韩、李的努力，毕竟是在儒学低落数百年后的一次真正意义的儒学传统精神的复兴。总之，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儒学，由于经过了如此曲折发展的过程，因而成为上承两汉儒学、下启宋明新儒学的一个重要过渡时期。正是因为在这一时期特殊条件下的曲折发展，儒学才能以新的姿态再度振兴于宋元明历朝。
——摘编自姜林祥《中国儒学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思想界的发展状况。(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中国三教合流的影响。
材料一 伏尔泰认为，中华文明伟大的奥秘在于其贯彻了理性与道德的原则。他眼中的中国政治体制合乎理性，它建立在父权这个神圣的自然法则之上，全国犹如一个大家庭，皇帝治国如治家，尊老爱幼是这个国家的基础；中国的法律与伦理道德融为一体，从而深入人心，演变为民众自觉遵循的行为规范；中央政府各部门分工与合作结合，地方官员也职责分明。由此看来，贤明的君主、良好的法律、健全的行政机构，既防止了君主专制独裁，又保证了国家的祥和稳定。
——摘编自余建华《西欧启蒙思想家的中国文化观探略》
材料二 1918年年底，梁启超开始欧洲游历生活。此后的一年时间里，他游览了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地，并将其感受和看法凝结成《欧游心影录》一书。他指出，随着科学的过度发展以及人们对科学的崇拜，“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被建立起来，“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如此一来，道德的自觉也就没有了人性的支撑。思想界最大的危机，就出自这一点。精神支柱的倾颓，必然使全社会的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的境地，同时享乐的风气和弱肉强食的观念被树立起来。
——摘编自代兴莉《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文化价值论》
(1)根据材料一，概括伏尔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18—1919年梁启超对近代西方文化的认识，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 现代外交制度是主权国家运行中的重要环节。随着外交政策的成长、国内现代化的发展以及国内舆论对外交事务的日益重视，外交决策模式在内外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其制度化水平有了长足的发展。
1949—1976年，很多外交决策往往通过外交部或者其他外事部门上报文件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圈阅的方式决策。邓小平在1977年恢复工作之后，几乎天天要审阅外交部的请示报告，甚至连为法国学生开办暑期汉语培训班、援助肯尼亚体育综合设施之类的事务都要经过邓小平的批示。
20世纪80年代，在邓小平的积极推动下，一些事务性政策、例行性政策、常态性政策的决策权力被下放，明确规定只有那些牵涉重要国家利益的战略性议题必须交给中央决策讨论，其他一些次要的外交政策议题可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或者由外交外事部门决定。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重要的外事决策往往由外交部、外经贸部、文化部等部委甚至司局级单位经过讨论达成共识后形成部委的意见和政策。
——摘编自赵可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制度变迁的理论阐释》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外交决策方式变化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外交决策方式变化的意义。
材料一 从17世纪开始，荷兰人来到亚洲并开辟了欧亚贸易和远东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凭借先进的航海技术及灵活的贸易方式，在早期远东贸易中成功地立足于亚洲市场。荷兰东印度公司还加强控制了东亚地区的日本和中国的贸易通道。160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日本平户设立商馆，进一步扩充公司在亚洲的贸易网络。164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马六甲后，将其作为贯通中国和日本的跳板，以扩大它在远东地区的贸易和掠夺范围，从而开辟经中国台湾至马六甲到达印度地区的贸易航线。
——摘编自李倩《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远东贸易研究》
材料二 17世纪，荷兰人在东南亚和东亚开展殖民扩张时期，在与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争夺海上贸易权的同时，与穆斯林商人、日本海商、中国海商和东南亚本地王公等围绕东南亚和东亚的海上贸易权展开了激烈争夺。荷兰人力图排挤中国和日本海商，垄断东南亚的香料贸易，在远东地区建立起自己的殖民统治体系和海上贸易网络。
——摘编自许序雅《17世纪荷兰人与远东国家和海商争夺东南亚和东亚的海上贸易权》
材料三 17世纪初是荷兰进入东南亚开展海上贸易的最初阶段。1602年前，在隆塔尔岛、马班达群岛等地，荷兰人都建起了商馆。早在1598年就有不下5支远征队的22艘船只向东印度进发，到1601年共有14批65艘荷兰船到东南亚进行贸易。此时，荷兰人也开始从事中国货物的转口贸易，即在东南亚购买中国货物，然后转销到国内，荷兰人经营下的东南亚与阿姆斯特丹的远程转口贸易发展十分迅速。
——摘编自赵文红《17世纪初期荷兰在东南亚的贸易成就》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荷兰人在东亚、东南亚贸易的活动对荷兰及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影响。(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当时荷兰在东亚、东南亚进行的贸易在全球贸易发展中的地位及其原因。
材料一 1883、1884和1889年，俾斯麦政府连续颁布了三个社会保险法令，即《疾病保险法》《事故保险法》《养老保险法》，对工人群众的社会安全提供了一定的保障。1870年，德国的工业产值只占世界总额的13%，英国则独占32%；1900年，德国占17%，英国占20%；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913年，英国只占14%，德国则超过了英国，占到了16%，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从而具备了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力。正如著名美国历史学家科佩尔·平森所指出的：“在大约30年的时间内，德国经历了英国一百多年才完成的事情——将一个农业占统治地位的落后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高效率的国家。”这一奇迹得以实现的原因之一、就是德国的社会保险立法。
——摘编自刘玉安《告别福利国家？——西欧社会政策改革的大趋势》
材料二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北欧各国建立起覆盖全部人口的福利体系，为社会设立起基本的福利安全网。福利体系涉及退休养老医疗保健、房租补贴、教育补助、子女补助等方面，保证所有人都能拥有简朴而足够的生活。从20世纪60年代起，北欧各国发起了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计划。国家的目标是使所有人能够得到相当于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的福利保障，并且这些福利覆盖了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时间，从“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力图使一般家庭的生活不会因年老、疾病、孩子或失业而被打乱。
——摘编自米梓嘉《北欧福利制度成就、危机、改革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末德国社会保险立法的历史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二战后北欧建立高福利体系的有利条件，并指出其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