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秦国社会风俗野蛮原始 | B.关东六国儒家思想盛行 |
C.六国宗法贵族势力弱小 | D.秦国封建改革较为成功 |
A.新材料证明了禅让制是传说 | B.儒家长期错误地解读禅让制 |
C.出土文物可以丰富历史认知 | D.历史真实性取决于考古证实 |
材料 学术界普遍认为,甘薯是由东南沿海地区经湖广传入四川的。雍正十一年(1733年),首次出现了四川种植甘薯的记载。乾隆时期,川西平原上的德阳、罗江、成都等地的地方志中都出现了甘薯的记载,且认为此物“或生食,或熟食,或磨为粉,味甘适口,老少皆宜”。在川东地区江津、黔江等地,甘薯也因地方官的大力提倡,广泛种植;川南有来自福建、广东移民首种甘薯,其一家一年收获几百上千斤,即使遇到饥年也能安然度过,使本地人很为羡慕。
到了近代,甘薯种植几乎遍及全川。据四川劝业道署统计,清末全川142个厅州县中,有甘薯种植记载的就有127个,全川共载甘薯605万亩,总产量3950.6万担。据1910年三月劝业会的调查显示,在成都的外来农业陈列出的产品中,就有18个地区陈列了当地出产的品质优良的甘薯,有白红苕、红皮红苕、红心红苕、牛奶红苕等品种。民国时期,农业科学工作者在四川地区进行了甘薯品种、栽培和贮藏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从国外引进一些良种和实生苗进行鉴定。
20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出版了甘薯增产栽培技术方面的书籍,及时总结和推广增产的经验。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水肥条件的改善、良种的推广、栽培技术的个性,甘薯的亩产量显著提高。改革开放之后,对外交流加速,甘薯作为多功能用途原料的作用更加凸显,新品种和新科技也不断引进,四川地区甘薯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质的飞跃。
——据张茜《甘薯在四川的传播及对四川饮食文化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时期甘薯在四川广泛种植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四川甘薯种植的特点,并指出建国后又有何发展。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甘薯在四川的种植为例,说明农作物交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黄帝内经》,就已全面奠定了中医理论的基础。中医学五大核心理论——阴阳五行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形神学说和天人学说,均肇始于此书。西方近代医学在整体系统思维方面远不及中国,中国医学不仅认为健康需要身、心、社会三者的统一、还特别强调天人之际即机体与整个宇宙大系统之间的和谐。在系统理论的指导下,中医学在诊断学和内、外、妇、儿、针灸等各临床学科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东汉张仲景撰著的《伤寒杂病论》,提出“四诊”“六经辩证”“八纲辩证”等原则和方法,阐述了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疗“八法”,奠定了中医临床医学的基础。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一部对中国16世纪以前的本草之学的集大成著作。全书52卷,记载药物1892种,附图1162幅,载有药方11096个。李时珍在陶弘景《神农本草经集注》分类的基础上,依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等16部,分为62类。而且每药首标正名为“纲”,附释为“目”,此后依集解、释疑、正误、气味、主治、附方为序,次第展开。这是当时世界上最科学的一部药物分类法。《本草纲目》在海外产生了深远影响,事实证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
——摘编自王锦贵主编《中国文化史简编》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医学的特点,概括指出中医学与中药学的主要不同。(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本草纲目》对中国传统中药学的意义。
A.区域间贸易对财政产生影响 | B.帝国财政正面临崩溃 |
C.世界市场形成加速黄金外流 | D.开启白银货币化进程 |
A.新航路对旧航路构成的挑战 | B.殖民地人民对殖民者的反抗 |
C.对世界经济中心地位的争夺 | D.海上商路与陆上商路的较量 |
A.源于中央集权体制的建立 | B.导致了井田制的瓦解 |
C.是生产力进步引起的变革 | D.巩固了贵族政治的根基 |
材料—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修昔底德出生在雅典伯利克里统治下的“黄金时代”。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严格地按照编年体记事。约有四分之一篇幅是演说辞,其中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在著作中引用伯里克利的话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力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总结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他将自己参与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写作的唯一主题,“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虽身为雅典人,但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却是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记述的,并非偏袒雅典。
——摘编自李永明《从<考古学>篇看修昔底德的历史思想》等
材料二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其成书于赵宋政权内外交困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设定了极其严苛的三道编撰程序。第一道是编“丛目”,就是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排出史料索引。有学者研究指出,三百多万字的《通鉴》是从六七千万字的正史、杂史中精心淘炼出来的,而且《资治通鉴》中所引用的许多史书现在早已失传。第二道工序叫做写“长编”。长编可看作一种史书体裁,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按照这个要求,修书者必须详细阅读各种史料,一旦出现记载不一致的情况,还要认真考异(分析史料),并详细注明是否采信的理由。最后一道工序是定稿。这项工作主要由司马光自己完成,他要在长编的基础上考订史实、删繁去冗,同时还要统一语言风格和全书整体逻辑。为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摘编自周吉《宋朝进行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的史学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价值。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伟大历史学家应具有的优秀品质。
A.史学研究促进了国家统一进程 | B.新的政权继承了前朝版图 |
C.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得到加强 | D.对边疆地区治理逐步强化 |
姓名 | 曾任官职(部分) | 史书相关记载 |
庾亮 | 征西将军、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荆江豫三州刺史,镇武昌。 | “庾亮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成帝少为舅氏(庾亮、庾冰)所制,不亲庶政。” |
庾冰 | 中书监、扬州刺史、都督扬豫兖三州诸军事。又迁车骑将军、都督江荆宁益梁交广七州诸军事,镇武昌。 | |
桓温 | 征西大将军、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镇江陵。又领扬州牧,镇姑孰。 | “政自桓氏,祭则寡人。” |
桓玄 | 都督荆江司雍秦梁宁益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镇江陵。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徐州刺史,镇姑孰。 | “知势运所归,屡上祯祥,以为己瑞。” |
A.“政出多门,权去公家” | B.“天下藩镇,东南最宁” |
C.“强干弱枝,内外相制” | D.“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