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12岁入剑桥大学，后担任英国女王特别法律顾问以及朝廷的首席检察官、掌玺大臣等。晚年脱离政治生涯，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活动，写成了一批在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包括《新工具》《论科学的增进》以及《学术的伟大复兴》等。在这些书中，培根把实验和归纳看作相辅相成的科学发现的工具。他看到了实验对于揭示自然奥秘的效用，认为科学研究应该使用建立在充分实验基础上的归纳法。培根的归纳法强调系统分析，强调实证支持，对逻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培根认为，“归纳法是发现个体事物发展变化的法制的工具，是获得支配绝对现实的规律和能起决定作用的形式的方法”。培根承认自然界是物质的，认为构成一切事物的最小单位是分子，即事物的简单性质。分子是有限的不变的，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由它的不同排列和组合构成的。运动是物质固有的最重要的特性，运动是有规律的，其形式是多样的。培根还提出并论证了诸如“凡已授予或按一定条件预定之物均不可再议其价值或补偿”“重大刑事案件减刑的条件不适用于民事案件”“与其任由违法犯罪逃脱制裁，宁可选择违背先例”等法律思想。
——摘编自朱庭光《世界历史名人谱》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培根的主要学术贡献。(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培根获得主要学术贡献的原因。
材料一 古希腊人本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和古希腊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密切相关的。公元前8—公元前6世纪，大殖民运动“使希腊本土诸国古老的自然经济，迅速转化为商品货币经济”，希腊的工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并走向工商立国的道路。工商立国不仅使人的实践潜能和认识潜能得到发挥，造成了人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皆不易满足的心理和不断向外拓展的意向，也使人们树立积极进取、竞争冒险、求真求知的精神。这种意识使人们能够摆脱外在的羁绊，在内在需要的驱动下实现人本身的向往和追求，从而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形成了探讨人、尊重人的思潮。
——摘编自王永本《古希腊的人本思想》
材料二 在苏萨一次盛大奢华的结婚典礼上，亚历山大亲自带头同波斯国王大流士的女儿斯塔提拉结了婚。许多马其顿的将领也娶了波斯显贵的女儿。同日参加婚礼的竟达一万对之多。后人称这一行动为“欧亚联姻”，而且整个婚礼是按照波斯人的传统习俗进行的。在结婚典礼上，亚历山大郑重宣布：与亚洲女子结婚的马其顿人可以享受免税权利。他还亲自馈赠给他们许多礼物以示鼓励。
——摘编自傅利华《略评亚历山大东征》
材料三 在印度西北部，希腊的雕刻艺术与印度的佛教精神相结合，奠定了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基础。在阿姆河畔，屹立着希腊式的城市。城中的神庙既有宙斯的巨像，也有当地的神祇。小亚细亚的卡帕多西亚、本都、俾提尼亚和亚美尼亚的当地小君主，也对希腊文化一见倾心，他们接受希腊的崇拜名称，在宫廷中使用希腊语、修建希腊式神庙，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新建的城市，都力图与希腊人、马其顿人君主国的国王同列。
——摘编自杨巨平《“希腊化文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交流大汇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古希腊人本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亚历山大举办集体婚礼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上述材料，概括希腊化文化的特点。
材料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交通传入中国，官僚阶层开始配有私人轿车享受汽车待遇。城市工商业者也有小轿车，但更多是人力车。这些私车华丽，多挂“某宅自用”的铜牌。普通居民区交通设施差，至1918年，北京修筑的道路“无风三尺土，微雨满街泥”。北洋军阀时期，国内长途交通票价较贵、 服务差，还经常遇到政府兵痞强行挡车征用。
——摘编自昊建庸《北京城市生活式》戴均良《中国城市发展史》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乘坐公车逐渐普及，政府严格控制干部配车，市内交通方面，除了个别领导，一般干部出行都和普通市民无异。传统的人力交通工具如轿子、人力车等在中国城市中就绝迹了。长途交通实行低运价，铁路票价仅为建国前的1/5。整顿了过去客车肮脏和拥挤现象，很多列车为妇女幼童和不吸烟旅客设置专门车厢，主要车站添设了母子候车室、医疗处等设施。普通劳动者聚居的生活地区道路交通系统得到了改善。1957年初，12个原来没有公共汽车的城市有了公共汽车，国家对西安等西部城市重点建设，兰州等城市还修了环行铁路。
——郑艳《新中国初期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变迁(1949—1957)》
材料三 20世纪30年代前， 英国城市公共交通已经颇具规模，但基本由私人投资者进行建设、运营、管理。政府关于城市交通的政策与措施相当有限，常出现换乘不衔接，票务系统不统一，管理混乱。50年代，英国制定交通发展战略。70年代初，政府建立客运交通的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总体协调。同时认识到交通还要顾及环境、土地使用、社会公平等多方面的问题。2004年英国又开始关注影响城乡交通发展的一切政策和制度建设，并强调对“人”的关注，更加强调“综合性”、“参与性”。
——宿凤鸣《浅析英国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沿革》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至民国时期城市交通出行的特点。(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初期城市交通建设的进步，并分析进步的原因。
(3)依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总结英国现代城市交通发展变化，以及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英两国城市交通发展的共同趋势。
材料一 宋代以来，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基本上解决了，地方割据的问题，但也陷入了一定的历史困局之中。政治上，“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地方长官以事上为能，“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而不穷，国乌得而不弱？”君主对于地方“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由于任期有限和回避制度，地方长官对地方事务往往疏离，不得不任用当地的胥吏。胥吏们父子相传，谋取私利，造成了“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局面，无异于“养百万虎狼于民间”。
材料二 南宋时期，叶适注意到了中央过度集权的弊端，指出“纪纲以专为累，则莫若分之”“法度以密为累，则莫若疏之”，主张把部分兵、民、财赋之权，分给将帅和地方守臣，使州县“兵、民、财赋皆得自用”。清初，顾炎武主张将生财、治人、辟属之权全部归县令，县令可长期任职甚至传之子孙，并主张在县以上只设郡，其权力仅限于监察。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吕冰洋《央地关系的历史困局与顾炎武的思考》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20世纪80年代开始，央地关系进入一个调整期。20世纪80年代，财政上的包税制改革使地方收入大增。1994年又实行分税制，将主要税种划分给中央，但同时又规定了中央对地方税收的返还制度。同时，地方获得了一定的制定地方法规的权力。20世纪80年代，中央还向地方下放了一批国有企业的管理权、投资审批权等经济管理权。1992年，中共中央提出实行市场经济和“政企分开”的目标，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宏观调控，地方政府也退出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同时，中共中央在文化教育等方面也采取了许多权力下放和市场化的措施。
——摘编自顾煜《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以来央地关系困局的具体表现。
(2)根据材料二，分别概括叶适和顾炎武解决央地关系困局的思路，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其进行综合评价。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改革开放后我国央地关系调整的特点，并分析其作用。
材料一 恰克图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距多伦、张家口等地也较近，于是恰克图成为清中后期中俄经济贸易往来的最重要枢纽。18世纪中叶，由于沙俄威胁边疆，故清朝采取罢市的方式使其被迫与清廷谈判订立条约。沙俄在东西伯利亚地区兴建了许多呢绒厂、制革厂和羊毛加工厂，恰克图边市贸易还为俄国国库填充了巨额税收。经营着“万里茶道”的晋商为及时运送茶叶等货物，不断扩充商路上的船行、车帮、驼队等运输组织。张家口在明朝时只是一个小边堡，到清朝却成为华商从事边市贸易输出输入货物的重要基地。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后，俄国获得了许多在华贸易的特权，特别是1903年东清铁路的全线通车，使贸易的重点转移至黑龙江地区和铁路沿线，致使商品赴欧洲的运输时限大为缩短。至此恰克图市场丧失了中俄贸易的中心地位，并逐步走向衰落。
——摘编自史军伟《试论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市贸易》
材料二 近代以来，徽州茶叶和福建茶叶都面临着严峻挑战。徽商具有“贾而好儒”的特征，在商业活动中往往是重义轻利，南宋大儒朱熹曾在福建生活讲学多年，其思想对福建商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近代徽州茶商和福建茶商的经营活动中，家族传承的经营模式屡见不鲜。明清时期，广州地区的外销茶贸易几乎为福建茶商和徽州茶商所垄断。五口通商以后，徽州和福建地区茶叶出口贸易迅速发展。徽州茶商往往在本地进行茶叶的收购和加工活动，依靠长江和京杭运河两大水系，然后运往上海或广州进而销售到国外，销售的产品多为精装绿茶。而福建茶种类丰富，以红茶、绿茶和砖茶为主，就地销售给山西茶商，再由他们北运至恰克图等地销售，产茶地与贸易地之间的距离遥远，给茶叶的外销造成了极大不便，尤其“自粤逆窜扰两楚，金陵道梗，商贩不行，佣工失业。”
——摘编自楚子轩《近代福建茶商与徽州茶商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中俄恰克图贸易的历史地位，并分析其衰落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福建茶商与徽州茶商的相同点。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中国对外贸易给你带来的启示。
材料一：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到内外交困的晚清政府，“家国同构”“家天下”都是封建王朝中君主、民众共同认可的国家观念。梁启超引进了西方现代国家学说，他认为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应该有统一的地域、民族、政府和政治法律制度，并在各方面维持其主权的完整独立。而所谓国家思想“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与具体革命目标的变化密切相关，在革命认识与实践中，孙中山由最初的具有排满色彩的“汉族的民族主义”主张，逐步走向“中华民族主义”的民族主张。“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中华民族”和“中国”概念的进一步宣传与发展，激起每个国人的国家认同感与民族意识。在中国社会从封建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此，中国开始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建设道路。
——摘编自金素端《近代中国国家和民族认同图式的历史审视》
材料二：根据现代民族国家的一般特性，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具备现代形态的民族国家就必须要达到以下标准：第一，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都需要对“中华民族”产生认同感，认定自己不仅仅属于某个民族(种族）,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第二，中国境内的各族人民要享有公民的权利，国家是属于人民的；第三，中国政府对内要享有最高的主权权威，对外要有独立的主权。这些特征的具备需要有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中国共产党的构建过程中，要获得民族性，就需要进行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建设；要获得公民性，就需要进行民主建设；要获得主权性，就需要取得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在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具体实践任务是不同的，是相互盘杂的。
——摘编自承凤凤《中国共产党与现代新型民族国家构建研究(1921—1949）》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前期中国国家民族认同出现的原因，并分析其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现代新型民族国家的主要实践，并归纳其成功经验。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以来中国构建现代新型民族国家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中国传统农业在原始社会时期便已产生，并延续至今。它诞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与自然的选择，即自然环境影响较大，农产品商品率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农业经营往往以一家一户为单位，集中式的大规模农业生产较为少见。传统农业知识与技术的延续往往依靠的是代际传承，这造成传统农业知识体系更新缓慢，相关知识与技术强调归纳与总结。
——摘编自韩贤克《中国传统农业与农业文明的发展探索》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结合所学，列举元明时期农业“相关知识与技术强调归纳与总结”的代表性著作。材料二 1946年5月，随着国民党破坏和平的企图日益明显，中共中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这一指示改变了抗战以来我党推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强调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然而，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五四指示”的局限性、不彻底性的缺陷显露出来，主要原因是没有无条件废除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提出的方式均为“有偿”，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土地改革运动在各个解放区进行也是不平衡的，有些地方的土地分配不合理。针对这一情况，1947年夏，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
——摘编自周锦涛《刘少奇与解放战争期间的土地问题》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简析全国土地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指出这次会议“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通过的文件及其影响。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和完善土地政策，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初期的“农民个体所有，家庭自主经营”到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两权分离”到新时代的“三权分置”。这些变革适应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维护了广大农民的利益，符合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确保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摘编自刘雅静《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政策的演进及基本经验》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概括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综合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概述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调整的经验。材料一 中国至少已有3500年以上的疫情历史。中国疫灾频度的朝代变化有两个明显的高峰期：第一高峰期是魏晋南北朝，第二高峰期是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两朝，其疫灾频度高达33%—82%，平均59.6%，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魏晋南北朝高峰期的形成与天气寒冷、极端气候事件频繁有关。该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动乱时期，导致了大批难民的流动。难民的流动既为瘟疫的流行提供了便利的传播途径，也使瘟疫的流行具备了大量的易感人群。南宋以后高峰期的形成，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人口密度增加，人口流动性增强，致疫病种增多对疫灾频度的提高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王文远、杨进《古代中医防疫思想与方法概述》
材料二 中国古代统治者历来重视防疫。如明代皇帝继承历史上皇帝向人民颁布医方、恩赐医药的传统，不仅在流行病发生时采取一些颁方赐药的措施，而且在平时也注意医方的颁赐工作。元末频繁的战争使中华大地再次大量出现腐尸骸骨。当明初社会初步稳定后，政府便开始组织人力收埋暴露的腐尸骸骨。疫病流行时，明政府一般都会派遣医官巡视病情，并由惠民药局发给药物。嘉靖、万历时期这方面措施更为具体，政府一般还停止征粮征税，或采取别的变通措施，以减轻人民负担。
——摘编自梁峻《中国古代防疫资鉴—辽至明清防疫概览》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疫灾发生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影响其发生的因素。
(2)根据材料二、指出明朝政府的主要防疫举措，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唐德宗时期实施两税法，税收以钱计征，市场上的货币不足，从而出现“钱荒”问题。在钱重物轻的形势下，农民只能贱卖绢帛以换钱交税。唐宋时期海上贸易繁荣，国内铜钱大量“泄之四夷”。由于各种原因，铜钱的实际购买力长期低于其实际价值，民间往往将铜钱融铸成器皿，或是直接储藏起来。铜矿的贫乏使得铸币的原料长期短缺，政府铸钱成本则长期居高不下，唐代时铸钱1000文需1200文的成本，至南宋初年进一步增至2400文。尽管宋代铸币量达唐代的几十倍，但东南地区的“钱荒”问题仍十分严重。’
——摘编自葛金芳等《宋代“钱荒’’成因再探》
材料二 针对钱荒的现象，唐代政府除努力增加铸币量外，还实行铜禁和钱禁，“除铜镜外，一切不得买卖私造（铜器）”，不得销融钱币，“所有私贮现钱，并不得过五千贯”。同时，唐代政府又“禁钱不得过岭南”。此外，唐政府还努力维持钱帛并用的复本位货币制度，鼓励用帛支付。到了宋代，政府又发行交子、会子以缓解钱荒问题。但直到明代白银货币化之前，钱荒问题一直存在。
——摘编自徐恒泰<唐代钱荒刍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宋时期钱荒出现的原因并分析其危害。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归纳唐宋政府应对钱荒的措施。
材料 “古典”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先秦典籍。《史记》太史公曰：“书缺有间矣。”唐司马贞解释说：“言古典残缺有年栽，故曰有间。”《后汉书》称孝明皇帝“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正坐自讲，诸儒并听”。
有学者提出，对“中国古典”的学术研究可称为“中国古典学”，它至少涵盖三个层面。其一，商周文献、诸子之学、秦汉典籍，以《汉书·艺文志》中所列六类书目为代表。其二，与典籍相关的文字学，如陶玉石器上的刻划文字、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两汉今古文以及相关的音韵学、训诂学，以汉代的《尔雅》《释名》《说文解字》为代表。其三，以传世经典与文字资料为线索，充分利用考古资料，统合研究“中国古典”，如古代文明、思想文化、学术史研究等。
有西方学者认为，从西周到魏晋时期为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进入古典时代后，技术发展使得农业和整个文明的扩展速度与强度都大大超越过去。秦汉帝国确立了其后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要素。该文明要素的结构不仅包括庞大官僚体系和国内服务系统，还包括把这个广大的文明连接起来的道路和运河，支持着农业基础的灌溉网络，以及保护中国内地免于游牧民族袭扰的庞大的边墙。正如这些成就所表明的，中华文明是全部人类历史上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文明之一。
——摘编自《百年考古推动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全球文明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在“古典时代”的开创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