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初期，周礼成了一个庞大的“礼治”体系，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发挥着巨大的调节作用。儒家学说的创造者孔子很重视修身，他把修身视为立足社会建功立业的必要主观条件，对于维护社会和谐有一定的作用。“执中”的原则本是古代治国安民的方针，孔子把它发展成“中庸之道”,并把它从治国方略引向了一般方法论原则。在孟子的仁政主张中，贯穿着以民为本的原则，他认为民众是政权得以稳固的根基，民心向背对于保持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宁具有指导意义。中国古代开明君主和思想家重视道德教育的同时也重法，不少思想家把法视为治国安邦的良策。
—摘编自谢兵良《中国古代和谐社会思想探析)
材料二 两宋时期，政治危机严重，但程朱学派所处的时代社会思想文化环境最为宽松。宋朝农业的发展，尤其是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远远超过盛唐，但社会经济所创造的财富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财政需求。国内贪污腐败严重，农民起义不断，外患也日益严重，引起了统治集团的重视。在这一背景下，宋朝学者为挽回世道人心，重塑伦理道德，积极构建理学大厦。和谐既是儒家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也是程朱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身心和谐方面，提倡“自爱其身”,朱熹认为“自爱”既是天性，又是天德。在家庭和谐方面，程朱学派继承了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思想，特别将“治家”提升到了关系国家安危的高度。在社会和谐方面，注重培养社会责任感，树立社会“公意识”。程朱学派还提出了“知其性”与“尽其心”的重要修养方法，对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摘编自谢英《程朱学派和谐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时期先贤们提出的创建和谐社会的主要主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程朱学派和谐思想形成的背景，并简述其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价值。
材料一 汉朝制定并实行了许多切合实际、收效较好的民族治理政策。成帝时“置尚书四人”，其中有“客曹尚书”，专主夷秋之事。在地方上设置的民族治理机构主要有“道”“属国”和“初称”，还结合具体形势和民族地区的特点设置了专门的职官，如在《后汉书》之《西芜传》、《乌柜鲜卑传》、《西域传》、《南匈奴传》中多有关于护芜校尉、护乌柜校尉、西域都护、使匈奴中郎将的记载。汉文帝时，“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成之事。”武帝元狞二年（前121年），“上称、溯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成田之”。元封二年（前109年），“漠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称，赐漠王王印，复长其民。”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九真微外蛮夷张游率种人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唐蒙为郎中将，对夜郎侯多同“厚赐，喻以威德，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增串……乃且听蒙约。”“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元光五年（前130年），遣司马相如“通灵关道，桥孙水，以通平都。”两汉时期，我国周边的民族地区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统一版图之内，奠定了我国疆域的基础，经历代之增益，遂成今日之中华。
——摘编自陈心林《汉代民族治理政策述论》
材料二 唐朝在总结了秦汉在少数民族地区设边称县，南北朝置左称右县的历史经验，首创了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方式—羁縻府州。唐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先后设立羁縻府、州、县共有八百多个。保留原有的统治机构和政治制度，从长官到僚佑均由本族人担任，并派遣汉官充当羁縻府州的部分官员，组成联合统治机构，共同治理。同时也由中央派遣代表进行“监视督导”。以西汉与唐朝相比，西汉立国213年，与少数民族和亲16次；唐朝立国289年，与少数民族和亲29次；西汉时仅有匈奴和乌孙。唐朝则有吐蕃、突厥、契丹、回纥、宁远国和南沼等九个少数民族政权；西汉和亲只限于西北和西部；而唐朝和亲则视野开阔，东北、西北、西部、西南都渗透到。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在《贞观律》基础上修改完成的《永徽律》，明确规定：“诸化外人，同类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反者，以法律论。”
——摘编自马敏钱晓芳《论唐朝的民族政策的特点及其对现实的借鉴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朝治理边疆的主要措施。(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朝边疆民族治理政策的特点。综合上述材料，说明汉唐两朝边疆民族政策共同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汉武帝时正式形成察举制。当时由皇帝向全国颁布诏令，责成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查访其所辖的基层官吏及百姓，按不同的科目标准选出优秀人才向朝廷推荐。东汉末年，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思想，后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立九品官人之法”。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下，获得举荐机会的大多是官僚地主和豪门子弟，且察举制的选举对象完全是被动的。隋朝时，科举制出台。科举考试都是以皇帝的名义举行，主考官由皇帝指定，取舍决定权在中央和皇帝。只要不属于朝廷禁止入仕的戴罪之人和数量有限的贱民，都可自愿报考。与察举制把道德、品行和才能作为授予官职高低的依据不同，科举制“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或谓“以文取人”，人的主观因素越来越淡化。
——摘编自张会霞《我国古代官员选任制度的演进评析》
材料二 19世纪的英国实行政党分肥制，任命官员取决于个人好恶、拉关系讲门第，卖官鬻爵、贪污腐败、政治丑闻屡见不鲜。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带来英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也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这期间，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的不断发展，边沁提出了功利主义，论述了政府应为最大多数人谋幸福创造平等机会。而斯坦顿父子分别在《一个驻中国大使权威记录》和《关于中国的杂记》、古次纳夫在《开发的中国》中对中国政府官吏选拔的种种描叙在英国产生广泛的影响。1870年，格莱斯顿颁布第二个关于录用文官的枢密院命令，英国文官制度最终确立。
——摘编自鲍红信《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科举制与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相比所具有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英国文官考试制度确立的背景。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中国古代和近代西方官员选拔制度对当今中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启示。
材料一 古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管理主要依托乡里组织展开和进行。由一群少拿或不拿官俸的乡里民众来担任各种职务。乡里组织作为法定基层组织，拥有国家赋予的控制基层社会的权力，与世世代代聚族而居的血缘群体不同，乡里组织是政府强制在基层社会推行的，以地缘为特征构建的法定行政区划，是官府控制地方的重要工具。以相近地域和血缘结合起来的宗族组织及宗族制度占有显著地位，它们交织缠绕、影响以至操纵乡里组织。在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有一个独特的群体——“士绅阶层”，成为基层社会的治理力量，士绅阶层包括士族和乡绅。他们拥有柔性权力与威望，依靠这种影响力而成为治理者，治理着当地的社会。而治理中所依据的礼法，除了国家制定的明文律法和制度之外，士绅们可以结合当时当地的历史文化，习俗传统及现实需要，制定相应的家训族法和乡规民约。
——摘编自薛凤伟《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策略及目标探析》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中国逐渐形成了域乡分立的两种基层治理体制。全国绝大多数城市都建立了居民委员会，建构了以居委会为基础的“街道—居委会”城市基层组织和治理制度。在农村，逐渐建立了“政经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每一个农民都被纳入公社组织和体制之中。20世纪80年代初，广西宜山、罗城等地的村民群众自主探索，率先创造了村民自治制度，国家在城市普遍推行居民自治。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更加强调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在基层治理制度建设中积极推动城乡基层基本治理制度的一体化。同时开展了城中村改造、特色小镇建设、田园综合体建设等一系列新型城镇化行动，进而生成了城中村、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不同于传统城乡社会的特殊社会样态。
——卢福营，沈费伟《中国基层治理的空间格局：历史演变与影响维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基层管理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民族主义从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开始兴起，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资产阶级用民族、祖国的观念把法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并形成了民族主义思想。它明确提出法国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国家，民族自治、民族统一和民族个性的公民观念，得到了不断强化和广泛传播；用民族国家代替王权国家、用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代替了王权利益至上观念，主权不受侵犯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理论中占有核心地位。
——摘编自张国臣《论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
材料二 19世纪末，民族主义逐渐极端化。它认为在竞争激烈、强国林立的国际环境中，生存竞争是国际关系的常态。它强调把国家的边界尽可能的扩张到本民族全盛时期所统治过的历史疆界或天然疆界，极尽可能地为本民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和资源。它认为本民族的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最有资格普及到所有的民族。它认为民族间的竞争根本上依靠军事力量，并且只有通过战争才能促进民族、国家的发展，乃至世界的进步。
——摘编自于海峰《论民族主义的演变、作用与影响》
(1)据材料一概括19世纪初期欧洲民族主义的基本内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兴起的时代背景。(2)据材料二归纳19世纪末欧洲民族主义极端化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对国际局势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自秦代开始，封建王朝就着手建立强大且权威的监察机关，以作为自上而下控制臣属的工具。监察系统脱离行政系统，始于魏晋之时，此后历代承袭未改。直至明清，构筑形成了纵横交错、体制严密的监察网络。垂直的行政隶属关系，使得监察官员在行使监察职权的过程中，不仅具备极高的权威性，同时也优化了监察体制的行政效能。古代监察法律赋予了监察系统广泛的权力，从立法、司法、行政到财政、人事任免、军事防务以及思想教育领域，几近无所不包。御史谏官就可以法律为参照系，对各个领域的官僚群体进行排查梳理。作为”察举非法，纠黜昏庸，的治官之官，其选用条件除了忠诚皇帝以外，还应廉洁奉公、无阿私者，具备良好的法律储备和文化素养，具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较强的工作能力。而对于勤恳奉公、举百司紊失的官员，朝廷会极力褒奖：对于玩忽职守、徇私作弊的监察人员，处罚也要重于一般官员。
——摘编自张仲旺阮兴《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点及现代意义》
材料二 伴随着雅典民主政治的出现，相应的官员监察机制也应运而生。公民大会、陪审法庭、议事会分别负有监督职责。公职官员在任职之前，要对其政治观点、道德高尚程度、年龄等进行审查，若不通过，则不可任职。任满后的公职人员也要接受专业人员对其执政期间的账目进行审查。公职人员并非终身制且一般情况下是不可以连任的。此外，从第一部成文法—德古拉立法，到梭伦建立民主政治开端的宪法，再到古典时代伯里克利颁布的各种法令等，雅典逐渐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大量法令构成的法律体系。这一体系不仅是雅典官员监督的重要基石，还是雅典民主政治得以延续的必要条件。
——摘编自石天炜《简析雅典古典时期官员的监督机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雅典为监察公职人员所采取的措施。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从中获得的启示。
材料一 《尚书》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周易》提出：“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孟子称：“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先秦的诸子百家以及后来的经史子集各门学问，多为治国安邦的国家安全之学，国家安全始终是统治阶级的基本追求。历代统治者多遵守“划疆自守，不事远图”“尚武而不黩武”的理念，坚持“守内制外”，若“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唐太宗更是强调“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
——摘编自刘江永《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安全思想与经验教训》
材料二 清末，清廷逐渐注重以科学的经纬度来测绘精确的边界地图，现蒙古、西藏、新疆同中原地区一起被纳入国家安全的施政范围内。清末有识之士主张“驭外之端”为保证国家安全的第一要务，要“筹自强之计，为安危全局一大关键”，并且对危机下的国家安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尝谓中国自南北统一之后，中国之火患，不在内讧，而在外侮。故中国之守备，不在腹地，而在边疆”。于是以洋务派为代表的近代海军建设逐渐发展起来。
——摘编自张永攀《从先秦“王畿”到近代民族国家—论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流变与转型》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的国家安全思想。(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和晚清时期国家推动近代国家安全思想形成的因素。
材料 “古典”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先秦典籍。《史记》太史公曰：“书缺有间矣。”唐司马贞解释说：“言古典残缺有年栽，故曰有间。”《后汉书》称孝明皇帝“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正坐自讲，诸儒并听”。
有学者提出，对“中国古典”的学术研究可称为“中国古典学”，它至少涵盖三个层面。其一，商周文献、诸子之学、秦汉典籍，以《汉书·艺文志》中所列六类书目为代表。其二，与典籍相关的文字学，如陶玉石器上的刻划文字、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两汉今古文以及相关的音韵学、训诂学，以汉代的《尔雅》《释名》《说文解字》为代表。其三，以传世经典与文字资料为线索，充分利用考古资料，统合研究“中国古典”，如古代文明、思想文化、学术史研究等。
有西方学者认为，从西周到魏晋时期为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进入古典时代后，技术发展使得农业和整个文明的扩展速度与强度都大大超越过去。秦汉帝国确立了其后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要素。该文明要素的结构不仅包括庞大官僚体系和国内服务系统，还包括把这个广大的文明连接起来的道路和运河，支持着农业基础的灌溉网络，以及保护中国内地免于游牧民族袭扰的庞大的边墙。正如这些成就所表明的，中华文明是全部人类历史上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文明之一。
——摘编自《百年考古推动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全球文明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在“古典时代”的开创性贡献。
材料一 英国是工业革命开始最早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并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君主立宪制的建立,内阁制的形成和近代议会制度的确立,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它适应了英国国内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成为在英国发展资本主义和进行工业革命的根本保证。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近一百年间,英国政府通过圈地运动、海外殖民掠夺、强盗式贸易、贩卖奴隶和对国内人民的剥削,完成了扩大资本主义生产的两个先决条件一大批的自由劳动力与大量资本。此外,手工工场训练了大批有技术、有经验的工人,他们积累的生产经验也直接推动了各种机器的发明。同时,万有引力定律和力学三大定律等自然科学成果也为工业革命的发生奠定了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
——摘编自王铭王薇《英国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
材料二 第二次工业革命主要成果表
| 类别 | 时间 | 国家 | 发明者 | 发明成果 |
| 能源 | 1866 | 德国 | 西门子 | 发电机 |
| 1870 | 比利时 | 格拉姆 | 电动机 | |
| 1882 | 美国 | 爱迪生 | 纽约市珍珠街发电厂 | |
| 1884 | 英国 | 帕森斯 | 多级式汽轮机 | |
| 交通 | 1885 | 德国 | 本茨和戴姆勒 | 汽车 |
| 1894 | 美国 | 福特 | 制造美国第一辆汽车 | |
| 1903 | 美国 | 莱特兄弟 | 飞机 | |
| 石化 | 1859 | 美国 | 德雷克 | 打出世界上第一口油井 |
| 1867 | 瑞典 | 诺贝尔 | 发明炸药 | |
| 电信 | 1837 | 美国 | 摩尔斯 | 有线电报 |
| 1876 | 美国 | 贝尔 | 电话机 | |
| 1894~1896 | 意大利 | 马可尼 | 无线电报 |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点。
材料一 明朝末年，利玛窦等欧洲传教士纷纷来华，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这些精通天文历算的传教士用科学知识来吸引中国人接受天主教，并结交了徐光启等士大夫官僚。徐光启不仅向利玛窦学到了许多西洋科学知识，还在中国传统科学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方科学成果与思想方法，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主张。明清易代后，康熙帝不仅亲自向传教士学习西方数学知识，还在畅春园开设“蒙养斋”，精选一批八旗、汉人子弟学习数学。康熙帝对西学的热情甚至扭转了部分士大夫的学术宗尚，使研究、传播和运用西学成为清初的一时之风。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学首先在林则徐、魏源等思想敏锐的士大夫中传播。他们介绍西方的《海国图志》等著作虽弥足珍贵，但对社会影响力很有限。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教育界也吹起了改革新风。1862年，“京师同文馆”开设了英、法、俄等外语以及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等课程。此后，西式学堂在华夏大地竞相出现。甲午战争后，激愤于列强瓜分中国而发动的百日维新虽短时而败，但“智慧骤开，如九流沸腾，不可遏抑”，维新志士们以进化论来论说变法的必要和紧迫，以自由平等的启蒙学说来阐释君民关系的新理念。中华文明由此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
——摘编自刘勇强编著《集成与转型·明中叶至辛亥革命的精神文明》
(1)根据材料一，归纳明末清初西方科技知识得以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西学传播的新特点。
(3)综上材料，简析明末以来的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