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受国民政府派遣，梅汝璈于1946至1948年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审判日本战争罪犯。1948年4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入量刑阶段。十一国法官在是否判处日本战犯死刑的问题上意见产生分歧。东京法庭有法官11人，对每一被告的量刑需要至少6票，凡本国已废除死刑的法官，自然不愿意投死刑票。中国法官梅汝璈认为：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两战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若不能严惩，绝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整整一个星期，梅汝璈食不甘味，寝不安席， 日夜与各国法官磋商，花了许多心血，费了无数口舌，最后以6票对5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对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首恶处以绞刑的严正判决。
——摘编自梅汝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梅汝璈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梅汝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作为。
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是国际环境和中国国内环境发生巨大变动的时期，也是中国内外压力较大的时期。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对外战略作出重大调整，不再实行“一边倒”方针，改为实行依靠第一中间地带国家、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国家、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这一战略又被形象地称为“两个拳头打人”战略。这一战略，使中国顶住了来自苏联和美国的巨大压力，但也使中国面临险恶的安全环境。“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极左的对外政策使得中国在国际上陷入被孤立的境地。为改变不利的国际处境，中国领导人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调整对外政策。
——摘编自伍绍勤《19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研究》
注：材料出处中的“1980年代”应写为“20世纪80年代”，为尊重原文，此处不做改动。
材料二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极为严峻，只有与中国相接的东部边界比较和平稳定。中国和俄罗斯都表示认同《中苏联合公报》继续作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在原有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俄罗斯在融入西方的过程中处处碰壁，其逐渐意识到一个贫弱的俄罗斯不可能得到西方的尊重。因此，俄罗斯开始调整对外政策，提出了“既面向西方，也面向东方”的政策，并提高了对发展中俄关系的重视程度。俄罗斯一方面继续寻求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积极发展与近邻中国的东亚关系，以求改善自身的地缘政治环境，重塑世界大国形象。
——摘编自方海燕《新地缘政治视角下的中俄关系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内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华政策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 一战期间，威尔逊政府迅速建立了一系列的联邦机构来处理战争突发事件。美国粮食连续两年减产以及欧洲对美国粮食需求的增加，造成粮食短缺。威尔逊任命胡佛领导建立一个粮食管理署。胡佛创立了一系列的“不吃面粉制品”日和“不吃肉”日，并且要求家庭主妇合作。威尔逊政府还成立家研究委员会和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帮助动员在工业领域和大学里的科研人员研制以前靠从德国进口的战略原料，特别是光学玻璃和进行毒气战的化学物质。美国公司还尝试模仿德国的彩色平板印刷技术。科研人员最有价值的工作是在工业领域，他们改进了无线电、飞机和预测天气情况以及探测潜水艇的装备。战时工业局利用政府授予权力来控制紧缺物资，并且在特殊的情况下规定这些物资的价格和优先分配权。
——摘编自纳什《美国人民》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威尔逊政府应对战争所采取的措施及其主要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威尔逊政府应对战争所采取措施产生的影响。
材料 安史之乱后，汴河埋废，运河沿线户口流散，漕运不能畅通。唐代宗任用刘晏整顿漕运，对旧的体制进行几项重大改革：大力疏浚河道，改变险要河段如三门峡的通过方法，使漕运船只畅通无阻；改变过去州县取富人督挽漕及沿途人民服役牵挽粮船的办法，改由国家包运，直接雇佣水手，以盐利充漕运；改变过去漕运船只均征自民间，规格不一，优劣好坏不齐的积弊，根据各段运路水流情况的不同，在今扬州制造适合各河水流的坚固耐用的船只； 规定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以方便运船短途往返，并把漕粮分段运往太仓。经过以上整顿，运量大增，江准的粮食终于源源不断地运到了长安，最多时每年达一百一十万石。
——摘编自漆侠《中国改革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刘晏整顿漕运的主要措施。(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刘晏整顿漕运的影响。
材料一 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载体，城市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城市的发展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使执政者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其中矛盾最集中的又莫过于对商业的管理。面对新形势，宋廷没有囿于传统，而是积极应对，在牙人、行会和伪钞等方面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丰富了政府的管理职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王伟超《宋代城市新兴商业管理制度》
材料二 从清代前期江南省、府、县三级官员的若干政令文告集中，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对于田土、房屋产权交易俗例的规范，货币与度量衡、牙行的管理，市场秩序的维持，以及某些市场活动的管制，均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但总体而言，商业与市场管理在明清地方行政中的地位并不突出。地方官员面对商业经济问题时，基本都提不出具体的应对方案，多数情况下只有类似“严拿究处”“置之重典，决不姑容”等疾言厉色的训诫，即便佐以枷号、杖责、徒刑之类的威胁，在行政上仍缺乏实施细则、有效的监督和执法力量，只是一纸空文。
——摘编自黄敬斌《清前期江南地方政府商业管理初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城市商业管理政策调整的历史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地方商业管理出现困境的原因。
材料一 宋代路、州、县各级地方政府间公文往来积滞现象较突出，许多好的建议从县里公文报送上去，经过几道环节就杳无音信。宋人大多不愿出任政务繁剧的县令，而一些地方政府职位人员更迭频繁，如“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凡换七人”，因而导致政务、军务废弛。两宋相当数量的地方官员缺乏时间观念·不以官府的公共管理事务为意，办事拖拉，推三阻四，导致大量事务被积滞。有的故意刁难当事人，希望从中以权牟利；一些有权势的犯罪官员、豪强借拖延案件审理，上下营求，以求脱罪。宋代地方行政中，一方面是权力分散，多个机构共享一种管理职能，如司法、财政职权，路级各机构均涉及相关管理职责；另一方面，却是一个机构的行政长官身兼多个职务，分身乏术，导致其最核心的工作业务反而无法认真履职，事务废弛。宋代司法中大大突破了唐代翻异（推翻自己的口供）三推结案的制度，达到五推乃至七推，一些司法案件在实际审判中犯人反复翻异，迫使地方各级司法机构不断重新委派官员重审，耗费了大量的时间成本。
——摘编自王晓龙《宋代地方政府“时间成本”损耗及治理》
材料二 在中国古代，乡绅扮演着独特的社会角色，成为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调节器。乡绅有自己组织管理乡村的一套制度，而这套不成文的管理制度就是从周朝遗留下来的“宗族制”。在中国古代，“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如果说“皇权不下县”为“乡绅之治”提供了地战空间，那么“熟人社会”则为“乡绅之治”奠定了组织基础。“熟人社会”有利于有名望的乡绅利用其声望、学识树立权威，从而为治理乡村提供了方便。乡绅既是村民，又是乡村治理的参与者，其在国家和乡村之间扮演着平衡者的角色，是国家权力体系与社会宗法制度相互联系的中枢，是乡村社会的建设者和自觉塑造乡村风俗、承担维持社会治安责任的管理者。乡绅之治是国家权力在地方的延伸和制约，其解决了皇权对基层农村想管又管不了的现实，造就了乡绅的发挥空间，开创了基层治理的模式，既降低了社会治理的成本，又创造了社会财富。乡绅受儒家文化浸润，大都自觉地肩负造福家乡的使命，承担完善、建设乡村和振兴、繁荣宗族的责任。
——摘编自秦德君、毛光霞《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地方治理在“时间成本”上损耗的表现，并从制度层面简析其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农村社会基层治理的特点及其对地方治理的重要意义。
材料 西方人物形象比起西方器物更能直观、多维度地反映一定时期中国人看待西方的态度和价值取向。下表内容为20世纪初期部分作品中所反映的西方人物形象。
| 书名 | 作者 | 对西方人物的态度 |
| 《新中国未来记》 | 梁启超 | 视西方硕学鸿儒为中国人学习的典范重点，通过对西方名人的崇尚和敬仰之情，寄托了作者本人的政治理想 |
|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 吴趼人 | 对于西方人物基本上还原本来面目居多 |
| 《孽海花》 | 曾朴 | 对于西方人物形象的描写呈现英雄的倾向 |
| 《黄绣球》 | 颐琐 | 采用仰视的角度书写小说中的西方人物形象，以西方女杰为视点 |
——摘编自邹小娟《1900年代中国小说中的西方形象》
注：材料出处中的“1900年代”应写为“20世纪初”，为尊重原文，此处不做改动。
阐述从上述材料中发现的历史现象，并得出一个结论。（要求：现象源自材料，结论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材料一 王阳明的心学在明代中叶横空而出，就像一个力量硕大的“劈山神”，一斧子下去，一直束缚人们心灵的封建僵化的伦理观念就开始动摇了。王阳明心学对待民众的核心是亲民。他不仅承认凡人可以成为圣人，而且提出人本来就是圣人，重视普通人、士人，甚至百姓。针对当时官场腐败、道德沦丧的现状，具有王阳明思想的许多人敢于大胆进言，指责世道的不公。王阳明教导弟子，不去逃避现实，要“知行合一”，在事功之中去拯救国家、拯救百姓。阳明心学承继儒学入世之精神，激发人积极奋发的生命状态，激励人们修心、强心，堂堂正正做人。它不是自私的养生哲学，只“治一人一身”，不仅要讲修身明性，还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追求个性在心灵上与社会自觉统一。这对于现代社会树立文化自信、解放发展潜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引领作用。在学术方面，王阳明的思想更是开一代新学风，跳出了几千年来的条条框框，追求个性的体现，描写最真实的现状。
——摘编自李克《心途：王阳明的传奇人生》等
材料二 王阳明思想中确实存在着突出人的主体地位的倾向，但是就其对人的规定以及对社会生活所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又都远远不及欧洲同时期宗教改革运动。
——摘编自黎玉琴《王阳明关于“人的发现”及其比较》
材料三 16世纪初，在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神学辩论《九十五条论纲》中，马丁·路德确切提出“因信称义”的思想框架，他认为赎罪的核心并不是向神父认罪，而是教徒本身进行思想的悔过和行为的悔改。只有通过内心的忏悔，才能得到内心的救赎。“因信称义”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基石，并成为后几代宗教改革家们手中鲜明的信念旗帜，它强调个人的独立思维作用和自我反省能力，个人的存在和思考不需要依附于包含教会在内的任何世间的组织。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进一步拓展了人的思想独立性和自我纠错与控制能力，尊重个人的价值和作用，而非依附于任何宗教组织的附属品。
——摘编自黄艳《从宗教改革看西方世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王阳明心学的特点，并说明王阳明心学的“价值引领作用”。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王阳明和马丁·路德在思想上的相通之处，并分析宗教改革运动影响巨大的主要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思想解放的认识。
材料1908年，宋教仁针对日本蓄意挑起“间岛”领土争端的行径，运用历史学、地理学和国际法知识论证了“间岛”历来都是中国领土，并托人将书稿交给清政府驻日公使，促使清政府在交涉“间岛”问题上取得了完胜。清政府赦免宋教仁反清大罪并赏四品京堂，襄理外交，请宋教仁回国任职，宋教仁谢绝。1912年4月，宋教仁出任北京政府总长。6月15日，袁世凯竟背弃《临时约法》，内阁总理唐绍仪愤然辞职。总统独裁，内阁不稳，宋教仁深感此时的政府不足有为，遂起辞职之意。宋教仁的政治主张与袁世凯针锋相对，没有调和余地，尽管总统、阁员再三挽留，宋教仁毅然辞去农林总长。1912年8月，建立不到半年的北京政府再次瘫痪。9月20日，受袁世凯的委托，教育总长范源濂、工商总长刘揆拜访时任国民党代理事长的宋教仁，力劝宋教仁出任总理。宋教仁以与总统政见不一为由坚持不就。袁世凯又请此时先后到京的孙中山和黄兴出面劝说，宋教仁依然不为所动。
——摘编自钟发喜《宋教仁的三次辞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教仁三次辞官的不同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教仁三次辞官体现的精神品质。
材料一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开始时以军事工业为重点，随着军事工业的创办，洋务派遇到了急待解决的财政方面的困难以及原料和燃料等问题。因此，必须相应地发展煤、铁等工业。李鸿章曾说：“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所以，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在举办军事工业的同时，打出“求富”的旗号，大力举办轮船运输、燃料、原料、铁路、电报、纺织等民用企业。
——摘编自齐春晓《简述洋务运动中的民用工业企业》
材料二 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但除广东的缫丝厂外，都是到19世纪80年代才有所发展。首先出现的是船舶修造业、缫丝业，继有火柴、造纸、印刷等业兴起，他们都属小厂，创业资本仅数千两，最多不过数万两，仅一家丝厂达10万两。进入19世纪90年代，设厂增多，并有轧花、棉纺织厂，资本二三十万两者已不罕见，更有达50万两者。然而比之洋务企业，仍属小型，技术设备亦多因陋就简。
——摘编自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洋务派举办民用企业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洋务运动和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兴起的共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