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带有全盘西化的倾向，胡适就说过：“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上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要拯救我们这个民族”,唯一的出路就是学习“西洋的近代文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又激起了一片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形成一股传统文化“复归”的浪潮。梁启超大叫“科学破产”,建立在资产阶级物质文明基础上的西方精神文明，在他心目中也一齐崩塌。他决心要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调剂”西洋文明
材料二 瞿秋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解制刀，精粹地分析了所谓“东西文化论战”。他指,现代资产阶级的文明，无论在科学技术或者思想学术方面，都比封建宗法时代的文明进步。中国文化的出路决不是“向后转”,而是“向前进”,“逐步前进，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李大钊期待着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崛起，“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进经济组织。不改进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定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
——材料一、二摘编自李华兴《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历史考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学者对西方文明及传统文化所持的不同态度，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一谈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意义。
材料一 如果美国处于攻势，那西欧就是敌人的桥头堡。苏联是一架随时可能发动的战争机器，靠几个西欧叫花子阻挡，看来是相当不靠谱的。所以，西欧决不能落入苏联之手！⋯⋯1947年4月，美国副国务卿克莱顿指出“美国可以提供援助，但必须避免成为另一个联合国救济总署，这次美国必须自己操纵局势”！
材料二 “杜鲁门主义与马歇尔计划就像是一个核桃的两半，因为我们的对外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是不可分割的。”
——美国总统杜鲁门
材料三
法国长期经济增长率（1880—1980年）
“转账卢布”——为对抗马歇尔计划，苏联批准在东欧国家实行的集体货币，用其进行多边结算。
材料四 在实施马歇尔计划时，美国规定受援国要给企业主充分的自由，以保障美国投资的安全；实施有利于美国的外汇和外贸政策；规定美援物资的百分之五十必须由美国船只运输等。西欧在经济较弱的情况下只能被动接受这种要求，然而，随着西欧经济的恢复，他们也意识到自己的经济逐步被美国渗透控制了，这也为欧美之间的矛盾埋下了种子。
——摘编自陈雨露《世界是部金融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材料二中杜鲁门观点的认识。(2)根据材料三、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马歇尔计划的影响。
材料一 万隆会议后，中国同非洲各国的关系不断加强。1956～1964年，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对非洲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1970～1976年，中国援非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接受中国经济援助的非洲国家由1966年以前的11个增至1977年的29个，中非贸易总额也从1970年的1.7721亿美元增至1975年的6.7126亿美元。1975年10月，中国对非洲国家最大的援建项目坦赞铁路（全长1860公里）建成通车。此外，中国向非洲派遣大量的专业教师，到中国留学的非洲学生也越来越多。
——摘编自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等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非洲国家逐步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但英、法等西欧国家仍力图保持其在非洲的影响力。即使他们政治上放弃殖民统治，但仍然以援助、投资及培训干部等方式继续维持他们与非洲国家的关系。西欧国家对非洲的援助在很多时候使非洲国家更加依赖外援，根本做不到授人以渔。1966～1969年尼日利亚内战期间，法国就曾向要求独立的伊格博共和国提供大量援助，希望借此染指该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
——摘编自吴秉真、高晋元主编《非洲民族独立简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20世纪50～70年代中国、西欧国家对非洲援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50～70年代中国、西欧国家对非洲援助的共同背景。
(3)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上述材料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启示。
材料一 雍正初年（1723年），清廷为对滇东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对原来土官治理区域加以区别，为开矿政策的推行扫清障碍就是这一系列治理措施的目的之一，很快矿业得到快速发展、清代云南矿业走向了繁荣期，云南成为全国最主要的铜产区。为了把滇铜运往京城、乾隆时期、云南总督张允随还主持开发了金沙江，以便从水路运铜。清代在边疆地区还设置了铺递路线，仅云南就设置铺递路线460余处，形成了一个联通全省的交通网络。清代统治者继承了元明重视教育的传统，在西南地区积极兴办学校，如云南省府州县的学宫，在前代60余所的基础上发展到100余所。清廷还通过巡阅的方式来加强西南边防、戍守边陲、以期达到保疆固困之目的。
——摘编自吴喜、杨永福《论清代前期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思想及治策》
材料二 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于清王朝的统治者来说，列强不过是想要获取利益的“外夷”而已，只要满足其利益便可与之“结与国之欢心”。但国内的武装起义却是威胁清王朝统治的心腹大患。因此，只要能够维护其统治的利益，那么边疆亦可弃。直到大片国土的沦丧已经逐渐威胁到清朝统治的核心利益之后，清政府才开始转变传统的治边政策，即推行边疆内地一体化政策，清王朝也逐渐由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变。但是清王朝依旧没能摆脱落后封建制度的桎梏，没能有效地整合国家，也没能实现向民族国家的转变。而清政府治边政策或者说治边战略上的失误正是这其中重要的原因。——摘编自施润棋《清末我国边疆治理政策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代前期治理西南边疆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末调整边疆治理政策的原因，并谈谈其对现代边疆治理的启示。
材料一 羁縻政策是中国古代用以统治和管理少数民族的政策，它的形成有深刻的思想根源。董仲舒云：“春秋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虽然中国自古有“中国”与“四裔”之分，有“中原”与“异域”之别，有“华夏”与“蛮夷”之异，甚至形成“华夷大防”的理论，但董仲舒的这一思想还是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内占据了统治地位。此外，早在夏、商、周时期，以“礼仪之邦”自居的华夏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即对四夷“修文德以来之”。唐朝开国次年，李渊即下诏：对少数民族要以“怀柔”“恩抚”为主，“义在羁縻，无取臣属”，“分命行人，就申好睦，静乱息民”。唐太宗则进一步强调“但怀之以德，必不讨自来”。
——摘编自彭建英《中国传统羁縻政策略论》
材料二 我国大陆是半封闭内向型的地理环境，这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形成了内聚型的政治文化环境，使得各民族天然地倾向于统一在一个国家内。而少数民族大多分布于边疆要塞之地，地理位置特殊，其所生活居住地往往有着丰富的森林、河流、矿产等自然资源。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极其广泛，形成了少数民族与汉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但在新中国成立时，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低下，普遍生产经营结构较为单一、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社会生产，甚至很多地区还停留在捕鱼、狩猎为生的刀耕火种的经济水平上，社会形态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制定的有中国特色的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政治制度，其把民族因素和地域因素结合在一起，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实现民族平等、团结和睦、共同繁荣的目的。
——摘编自张梦临《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因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羁縻政策的思想根源，并分析其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原因。结合所学知识，对当今如何处理民族关系谈谈你的看法。
材料一 进入20世纪后，国际组织有了较大发展，国际社会的集体安全制度开始受到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破坏了国际法，使国际法面临严重危机。然而，国际法并没有消亡，它仍然随着国际关系的演变而继续发展。国际联盟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常设国际法院的诞生，这是国际司法制度的一种进步。开始出现的广泛强制仲裁体系，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早在1920年，国联行政院的一个决议就表明，国联成员国中立的概念并不符合如下原则：所有成员国在实施针对盟约违反国的行动方面有合作的义务。1934年，国际法协会通过了《非战公约》的解释条款，并指出，在交战双方都违反该公约的情况下，可以免除中立国的传统法律义务。
——摘编自杨泽伟《国际法发展的历史分期》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法，虽然规定了禁止侵略战争，但是它既没有设立有效防止战争的机制，也没有详细规定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的责任。在二战进程中，同盟国开始着手制定追究侵略责任、严惩反和平罪行和战争罪行以及反人类罪行的规范，并建立实施了这些规范的机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国际组织的大量涌现，特别是联合国的成立，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主体资格问题，得到了各国政府和国际法学者的普遍认同。由于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海洋法、航空法、空间法和国际人道法等方面的发展，传统战时中立的权限已经发生了变化，有些方面扩大了，而另外一些方面则受到了限制。与现代国际法中的《国际联盟盟约》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宪章》中的集体安全制度有了显著的进步。国际法院于1946年在海牙设立，国际法院的裁判实践，对国际争端的解决与国际法的发展有较大影响。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以来，国际法院的判决基本上反映了国际正义力量的主张，其咨询意见也常被当作国际法的权威解释广泛引用。
——摘编自杨泽伟《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现代国际法发展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法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二战对现代国际法的影响，并谈谈你对国际法的认识。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政治体制改革便提上了日程。公元前688年—前687年，秦武公在伐灭几个小领主国后，废除了盘踞在这些地域上的宗法世袭统治，设立了冀戎、杜、郑等几个县，并派出由君主委任的官吏进行管理。约公元前356年—前350年，秦国通过商鞅变法确立了县制。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在全国罢分封置郡县，建立中央集权体制。郡县制是秦朝统一后推行的地方行政制度，它改变了先秦时期的官吏世袭制度，是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一大进步，这标志着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基本取代了贵族政治。
——摘编自杨卓《浅谈我国秦代的地方行政制度》
材料二 中国从封邦建国的分封制迈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是社会制度发展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汉朝建立的过程中，这些异姓诸侯王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迫于形势，刘邦只得采取暂时妥协的政策，在地方上推行郡国并行制。然而，自文景以来，尤其在汉武帝时期，诸侯王之势日衰，封国不断郡县化，郡国并行的地方政区制度趋向瓦解，实质上转变为单一的郡县制。至汉昭帝时，汉郡已达八十七个，而王国仅十七个，郡和王国在数量上的差距已相当大，加上诸侯王不得参与封国政事，汉代诸侯国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实现了郡县化，封国再也构不成威胁中央皇权的地方割据势力。
——摘编自库晓慧《从汉初郡国并行制的演变看中央集权的逐步加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秦朝在全国推行郡县制的有利条件及其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代“王国郡县化”所体现的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并谈谈你对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发展演变的认识。
材料一：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政由方伯”，诸侯国基本上已具有独立权。各国间的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军事竞争催生出国际间的战争规则和交往原则，并由此出现了专门的外交机构和外交官。各国为了协调国际关系，经常组织会盟活动，制定盟约作为诸侯共同遵守的国际规范。盟约具有国际司法和调节功能，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各国在国际交往中，形成了国家平等、和平外交、互不侵犯等原则。与此同时，儒家也力图将国际法纳入“礼”的范畴，构建和谐的“天下秩序”。
——据高旭《先秦国际法的溯源与探究》等
材料二：近代国际法话语权体系依托资本主义国家崛起而实现，主要适用于欧洲主权国家之间。西方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优势，将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法推广至全球，将非西方国家置于它们单方确立的国际法之下。在这一进程中，主权平等原则得到承认，但这只是欧洲范围内的有限承认，如柏林会议商讨非洲国家的国际公约时，列强是以西方的文明标准决定非洲国际事务，非洲国家却无从参与。近代国际法话语权体系偏离了主权平等原则，这种单一性的话语权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法的“国际”属性。
——据冯胜勇《国际法史背后国际法话语权体系的现代性反思》
材料三：国际法脱胎于西方文明的母体，如今已逐渐为中国所接受、认同和支持。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交往活动，从国际法律秩序中获得巨大的收益。中国应提高现代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同时应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力求使自身的主张与行动符合国际法的规范与理念，并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据韩逸畴《从欧洲中心主义到全球文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国际法产生的背景及其应用的主要表现。(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近代国际法体系。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当今中国参与国际法体系建设的认识。
材料一 从“江南瘴疠地，九州之隅角”到“苏湖熟，天下足”，乃至江南“富甲天下”“衣被天下”，江南农业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段。大体而言，以西晋永嘉南渡为起始，江南人口开始加速集聚，并以丰富多彩的组织形式开展农业生产；经唐安史之乱和宋靖康之变后，江南逐渐完成了这一历史形象转变。
——摘编自樊良树《永嘉南渡后江南农业开发概论》
材料二 明代，江南棉、桑种植逐渐广泛，可谓“乡间隙地，无不栽桑”“尺寸之堤，必树之桑”，部分地区甚至出现“地宜稻者十之六七，皆弃稻栽（棉）花”。以致曾经“苏湖熟，天下足”的江南，至明代“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粟”，即使是产米之都的苏州，也多依赖湖广之粮。江南地区种植烟草、竹木、花卉之人日广，扬州、杭州等地甚至形成了专门的供应市场。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推动了农业雇佣的发展，形成了长工、短工、月工、忙工、伴工等雇佣形式。他们多接受雇主的工钱，同雇主的生产相结合，为雇主生产，增殖其价值。此外，江南农民或迫于生计，或欲发财致富，弃本逐末现象也日益增多。
——摘编自朱子彦《论明代江南农业与商品经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永嘉南渡后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明代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的表现，并谈谈你的认识。
材料 清末的史书市场
1902年，书商在金陵乡试场前统计：“所销之书，以历史为最多，”《史论类纂》广告谓：“自维新后，试场、学堂莫不以历史试士，统观两场题目，均须切实史事。”书籍市场上，史论类书籍和西史书籍被士子广泛购阅，读史风气渐开，“通知今古，兼习外事”成为风尚。1902年，梁启超在其发表的《新史学》中言；“《二十四史》也，《九通》也……此等书皆万不可不读。”此一观点颇受趋新人士和举子的赞同。史书发行泛滥于市，泥沙俱下，《瀛寰志略》等史地书籍和《明治维新史》等外国政治史也分外畅销。底层读书人心目中的“史论”“史学”与“历史知识”等概念几乎画上等号，并无明显分别，“简”“速”“全”成为购买史书的标准，原本令人望而生畏的厚重史籍经由市场筛选简化，成了“可读之书”。时人多评举业史书难脱词章窠臼，不足为史著，只不过是将策论新瓶装旧酒，商业繁盛与质量低下形成鲜明的反差。
——摘编自王乐鑫《清末科举改制前后的史书市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史书市场繁荣的原因，并简析史书市场繁荣背后暗藏的危机。(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中国史书业的出路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