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世纪末叶以后，中国文化信息传入欧洲，使一些学者加强了摆脱传统的信心和依据。孟德斯鸠承认中国的君主专制比较有节制，承认中国的皇帝提倡耕织、兴修水利、实行科举、设置谏官具有发展生产和限制暴政的作用；伏尔泰对中国的政治几乎完全持推崇的态度，他盛赞中国君主以农为本、重视生产的政策与措施，建议法国国王也效法中国皇帝举行春耕“籍田”的仪式。

——陈宣良《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二战时期，中法为盟友，都为反法西斯胜利做出巨大贡献，也因此结下深厚的友谊，但中法毕竟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促成它们建交的不止是二战时期的“浅薄缘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美苏冷战”。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认为英国是一个高贵的民族，英国人应该有自己的领导权力，不能再受美国的控制和摆布，于是他毅然脱离了美国，追求自主权。而当时的中国与苏联决裂，中苏形式严峻，中法两国都迫切需要一个稳定和平的环境来巩固政权，同时更需要结交其他国家来增强国力，提高国际地位。当然戴高乐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并从越南战争中退出，是中法建交的又一原因。两国有着共同的需求，所以戴高乐就产生与中国建交的念头。1963年他派总理富尔访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双方在台湾问题上产生分歧，但法国还是同意与中国建交，断绝与台湾地区的外交关系，率先向中国伸出“橄榄枝”。1964年1月27日，法国与中国正式建交，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被外国媒体喻为“外交核爆炸”。

——吕芳《漫谈中法关系史》

材料一   在国际新闻界同仁眼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充满神秘色彩，极具新闻价值。有数据表明，1936年到1945年，与中共抗日根据地有过直接接触的欧美人士达数百人，其中74人到访过延安。他们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的重要力量。1943年中共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毛泽东亲自主抓对外宣传工作。毛泽东在接受英国记者贝特兰采访时强调，“我们的工作，是以不疲倦的努力，解释现在的形势，联合国民党及其他一切爱国党派，为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面对国民党新闻封锁，中共统筹规划，设立“香港八路军办事处”、长江局国际宣传委员会等对外宣传管理机构，有针对性地实施组织传播。

——谢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实践经验梳理》

材料二   下图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对外出版机构和刊物创办、发行地

——陆玥《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对外出版工作经验与启示》

材料   美国的科技进步与城市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