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中国历史上，禁酒和发明酒一样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大禹王时期就曾因人们嗜酒而下令禁酒，周公时为防人们因嗜酒而“伤德败性”特作酒诰以禁酒。但酒已成为人们宴客娱乐的必需品，故禁而不止。汉朝初年，国家开始推行垄断酒类买卖的榷酒制度，同时因酒耗民食，政府也往往在荒年之时或灾荒地区推行禁酒政策，后世多效行之。清代乾隆年间实行大规模、持续性酒禁，酒禁推行过程中争议不断，推行成效也未达预期。
乾隆二年（1739年）五月，针对生齿日繁民食日艰的严重局面，乾隆专门谕令直隶等江北五省“烧锅（开设作坊造酒）之事当永行禁止”，违禁私造之人及贿纵官员“从重治罪”，对失察地方官“严加处分”。然而此议一出，立即遭到刑部尚书孙嘉沧的上疏反对。孙嘉沧认为“烧酒之禁”不仅会造成老百姓转向耗费细粮的黄酒造卖，使得酿造烧酒的高粱等粗粮闲置而酿造黄酒的细粮吃紧，影响民生，还会导致官吏索贿枉法而加重百姓负担。孙嘉沧主张烧酒之禁“宜于数岁而不宜于丰岁”“禁于成灾之地而各地不必通行”。五省督抚意见虽有分歧，但基本上都反对“一概禁绝”，主张严禁大规模作曲贩卖，杜绝大规模造酒。
（在“严禁”和“宽禁”的争议中），在皇帝的反复谕令和不断督察下，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实施了“宽禁”，并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犯禁处罚条规，然而禁酒的效果却并不理想。除少数地区执行比较严格外，大部分地区则是时紧时松，阳奉阴违。“因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五省之民，执此业者不可胜计”“虽经严禁，终莫能断绝也”。乾隆十六年（1751年），严禁政策有所松弛。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部分地区恢复了烧锅税。
——综合摘编自陆连营《浅议清代乾隆年间的禁酒政策》和牛贯杰、王江《论清代烧锅政策的演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王朝颁布禁酒令的诸多考量因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乾隆时期禁酒成效未达预期的原因。
材料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叙事之中，即见其旨意，惟太史公能之”。如《李斯列传》开篇，李斯对比厕中与仓中之鼠后大发感慨：“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刻画出他热衷富贵、狡诈自私、阿顺苟合的卑劣人格。对于李斯的非凡政治才干和显赫政绩——二十年间完成了几代先王未竟事业，又主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如焚书坑儒、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外攘四夷等——司马迁予以充分肯定，这是不同于时贤的惊世骇俗之新论，独树一帜。“人皆以斯极忠而被王刑杀”，司马迁则考察相关事实以得出真相：始皇死后，赵高矫诏并劝诱李斯，李斯起初斥责其不忠有贰。但当赵高道出：“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时，李斯就苟合以求自安，并假惺惺地太息垂泪。司马迁点评道：“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摘编自田劲松《论司马迁对法家人物的评价》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司马迁进行人物评价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司马迁认为李斯的功绩无法与周公、召公相提并论的原因。
材料 延安时期，“劳动下贱”“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劳动观念滋生蔓延，对人们的现实生活造成不利影响，也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随着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政策尤其是对土地政策的调整，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不断提高，边区各革命根据地陆续出现了一些生产劳动的模范人物，为中国共产党塑造劳模形象提供了重要动力支持。自193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不仅注重对生产积极分子的奖励和宣传，还相继举办了以工业和农业为主题的制造品竞赛展览会。陕甘宁边区政府还先后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等一系列奖励条例。1943年底，边区第一届劳模表彰大会顺利召开，中央领导人亲自为劳模颁发物质奖励，授予奖章、奖状、奖旗、题词等劳模荣誉。1944年底到1945年初，边区第二届劳模表彰大会顺利召开，毛泽东发表了《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讲话，明确指出劳模具有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
——摘编自赵勇、吴艳《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劳模形象的塑造》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塑造劳模形象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塑造劳模形象的历史意义。
材料 针对科举中及第进士地域性失衡的情况，司马光上书《贡院乞逐路取人状》，提出将省试的录取名额划分到各“路”中，各路按照“十人取一人，少于五则不取”的规则进行录取。同时在礼部会试中合并诗赋、策论两科目以录取人才。然而司马光的上书遭到参知政事欧阳修的强烈反对。
欧阳修指出，选才应该“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唯才是择”。西北士子偏好经文义理，在明经科中更为拔萃，这也弥补了进士科中录取少的情况。逐路取人在录取人数不变的情况下，势必会黜落更多真才实学的南方士子，这是对“天下至公”理念的违背。
——摘编自贾树硕《从司马光与欧阳修的科举论争看北宋科举制度改革》
(1)根据材料，概括司马光与欧阳修的观点。(2)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司马光与欧阳修的论争。
材料 柳宗元，唐中叶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他的一生不但重视教育理论，更加重视教育实践，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明道”“行道”的君子，也就是要培养具有“生人之意”的志向，就是不断地去学习圣人之道，以培养能施以仁心、仁政，能够辅时及物、济世安民的封建治术人才。他和韩愈倡导“古文运动”，提倡“文以明道”，主张写文章要有思想内容，反对形式主义文风。“文以明道”思想的提出和实践，对扭转形式主义的文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柳宗元把传统的经学教育内容从儒家经典扩大到了百家之言乃至浮图。他主张既要“邃于经书”，又要“博取诸史群子”，即既要深入钻研儒家经典，又要认真研习诸子百家之书。这是唐朝时期“重振儒术、兼容佛道”的文教政策在其教育思想上的体现。
——摘编自何明明《浅析柳宗元及其教育思想》
(1)根据材料，概括柳宗元的主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柳宗元思想的影响。
材料 1936年，罗斯福通过了《土壤保护与国内生产配额法》，授权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采取联合行动开展水土保持，将土壤保护视为“国家需要”和“公共福利”。通过津贴引导农民采用轮作等高耕作、退耕还林还草等保土性耕作方式，增加保持或增强地力的农作物，减少消耗地力的农作物。“保持或增强地力的农作物”包括大豆、燕麦、大麦及牧草等，其相当一部分会在农场消耗而不会流通到市场。而“消耗地力的农作物”则包括棉花、小麦、玉米和烟草等，也就是农业危机期间政府要限制生产的基本农产品。
在保持水土的名义下，美国农业部通过津贴引导农民调整农产品结构，从而巧妙地达到限制基本农产品生产的目的。在1936年至1937年间，联邦政府“每年拨款5亿美元”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有约400万农民参与了水土保持计划，并因此获得现金补助。
——摘编自高国荣《从生产控制到土壤保护》
(1)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美国《土壤保护与国内生产配额法》出台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美国政府的这一系列措施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应运而生。新公共管理运动更加关注市场导向、企业化政府、政府绩效、竞争外包等，因此“企业型政府”和“以市场为本的公共行政”成为了未来政府的发展趋势和目标。随着各个国家商品服务和资本流动的愈发频繁以及信息时代的来临，它缩小了各个国家间的距离，信息的更新也越来越快。这些深刻地改变了国际形势和各个国家的内部结构，西方国家市民社会的培育不断壮大，后现代社会的公平、平等、民主等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城市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美国，民间性的理事会、志愿性社团等组成了十分发达的社会自治组织系统，他们与城市政府一同参与到城市治理的活动中，并以此形成了网络化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是城市治理的血液，没有这种血液的流动，城市治理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城市治理取代之前的城市管理成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个分支，获得了较快较好地发展。
——摘编自史梦宇《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以南京为例》
材料二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了“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的重要论断。全国近700座城市的现代化治理不可能一步到位，更不会整齐划一、先行探索和推动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大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的前提。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走的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市民参与”的协同治理之路。通过制度机制创新，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不仅做大“蛋糕”，更不断完善公平合理分配“蛋糕”的机制和手段，让所有群体平等共享城市治理和城市发展成果。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每个人的德行、善举、精神和心灵，通过修身修心和自律反省促进人们规范言行、遵纪守法与社会和谐。在此基础上，同步运用法治、自治、共治、智治等治理方式。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实践表明，如果没有城乡融合治理和大都市圈及城市群的跨域协同治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就会大打折扣。
——摘编自陶希东《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当代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的基本特征。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就“现代化城市治理的路径”谈谈你的认识。
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为解决供需矛盾尖锐的问题，成立了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即后来的供销总社。供销社是农民自我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最基础的单元是农民社员，供销总社和基层供销社共同组成了覆盖全国农村的庞大供销网络。农民的农副产品，由供销社统购统销，凭票供应，连接了农业与工业、城市与农村的生产与消费，与农民建立了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深化改革，探索综合性农业服务新路子，开始涉足生产、加工、储藏、运输技术等领域。2002年，供销社提出了市场化改革方案，将供销社和供销社下属企业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过资源整合、资本运作等方式，盘活了存量资产。截至2017年底，全国基层供销社经营网点恢复到30多万个，2018年销售总额5.9万亿元，利润468亿元。
——摘编自黄道新主编《供销合作社史话》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供销社的经营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别评述供销社前期及改革后的作用。
材料一 法国通过降低税率来取代沿袭自第一帝国的最新进口禁令，与这种做法相呼应的是法英之间首次开展的贸易自由化的尝试，即1786年签署《伊登一雷纳瓦尔条约》，不过该条约因法国大革命而终止。1860年1月与英国缔结的商业条约是法国实行长期深度保护主义政策时期的短暂异常现象。这场“海关政变”对于反对这场政变的人而言，建立了自由贸易，是“我们所有罪恶的起因”。1850—1870年，法国出口额翻了三番，进口额增长了4倍。这种突飞猛进是在国际分工的背景下实现的，而不是对英国的追赶。1860年商业条约的签署并非出于奉承英国的缘故，它起源于法国的自由贸易构想。但是，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大陆封锁令和第三共和国充满敌意的保护主义主导着19世纪法国的经济。
——摘编自[法]帕特里克·布琼主编《法兰西世界史》
材料二 1951年5月，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暂行实施条例》，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关税法则。1982年共调整了149个税号的关税税率，主要目的是降低国内不能生产或者生产不足的原材料以及祝器、仪表等零部件的关税税率，同时提高某些耐用消费品和国内已具备生产条件的机器设备的关税税率。1985年通过第二部关税税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关税条例》，以国际通用的《海关合作理事会商品分类目录》为基础，降低了1151个税目的进口关税税率。对我国资源有限，不能有效供应国内生产的原材料，较大幅度地降低了关税税率。到1992年，我国关税的算术平均税率仍然高达47．2%。
——摘编自杨瑞《新中国关税政策的变迁及其经济效应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860年法国“海关政变”出现的背景，并对其做出评析。(2)根据材料二 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自新中国成立到1992年我国关税政策变迁的特点及其意义。
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启动了“报导中国项目”，强调要在亚洲人中培养一种更强烈的意识——国际共产主义威胁亚洲国家和个人的利益。项目的宣传内容或放在国际知名英文报刊（私媒）上发表，或给美国的其他宣传站点（官媒）提供材料，由这些宣传站点在当地英文媒体中传播，但基本都隐去美国政府这一消息来源。1959年之前该项目只局限于亚洲，后来扩展到了55个国家。1960年美国明确地把该项目等级列为国家安全层级，宣传语言也从原来的只有英语到后来增加了西语和葡语（拉美）、法语（非洲）、阿拉伯语（中东）等。
——摘编自翟韬《美国在第三世界涉华宣传的缘起和发展（1949—1969）》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晚期以来，美国意识到第三世界的运动越来越脱离美国的设想，还影响其对外政策。同时，美国方面还观察到，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广泛使用“人民外交”的策略，他们认为这是中国通过在国际领域里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打开外交工作局面的重要方式。
——摘编自沈志华、梁志主编《窥视中国：美国情报机构眼中的红色对手》
(1)根据材料一、概述美国涉华宣传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美国进行涉华宣传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