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传统史籍不会刻意留存某些个体生命的生活痕迹，作为地下文物的墓志则寄托了生人对逝者的哀思。墓志常以固定格式记述墓主人的出身、经历、仕宦或家庭生活等内容，末尾以铭文对墓主人的一生进行概括，故又称“墓志铭”。唐朝开放包容，各族人士寓居中土，甚至终老华夏，他们的墓志书写透露出这一时代背景下的真实细节。

——摘编自蒋爱花《四海同风；墓志所见唐代的民族交流融合》

材料   1707年，福建巡抚张伯行创建的鳌峰书院是清代福建最高学府。朝廷赐其“经书、《孝经法帖》《渊鉴斋法帖》”，予帑金以支持其办学、学术科研及藏书建设。康熙至嘉庆年间，福建各级官吏捐俸或拨付田产，资其购置图书。1838年，“置古今经著四百六十种”，除经、史、子、集外，闽人著述和刻印书籍为数也不少，农桑、占星、巫医等稀见。其《藏书章程》规定：各书备士子观览后，应查修贮存；肆业生取阅，登记档册；夏月应行晒晾。1851至1908年，藏书先毁于战火再呈“中兴”，呈现传统经典史籍与体现洋务、新学、西学、时务等书籍收集并重。书院曾培养出林则徐、陈化成等。1901年，书院改为学堂，藏书由近代图书馆接收。

——摘编自陈明利《唐至清代闽台书院藏书研究》

材料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在周游列国遭遇困境的情况下，仍“讲诵弦歌不衰”。孔子曾向鲁国、齐国的音乐大师学习，并有深刻的领悟力和高超的演奏技巧。史载，孔子整理的《诗》305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强调“正音”“雅乐”，反对靡靡之音，他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又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在孔子看来，“乐教”不仅仅是声乐、器乐、歌舞等形式，而且是育人才、齐风俗，实现政治与社会理想的重要途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据《史记》等

材料王安石变法与他早期在浙东的施治经历多有关联。北宋时，浙东负山近海，河渠淤塞，深受海水倒灌与干旱之苦。当地民众常将田地质押给“豪右”，靠借高利贷维持生产。王安石到任后，深感当地生财无道，地方无可用之才，学校无教导之官，不利风教，遂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成效显著。有诗赞曰：荆公（王安石）宰吾鄞，学校振士风。留心及水利，经游详记中。旱涝切民瘼，往返劳行踪。当时青苗法，实惠遍村农。

——摘编自岑华潮《王安石与浙东的崛起》

材料一 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颁布“代人定姓族诏”，对鲜卑贵族如何确定尊卑和等级作了十分细致的规定，确定了鲜卑贵族定姓族的具体方案．，诏令明确规定，“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给予“勋臣八姓”特别优待。对认定为姓族的鲜卑贵族的铨选优待可荫及五服以内支亲。“凡此姓族之支亲，与其身有缌麻服已内，微有一二世官者，虽不全充美例，亦入姓族；五世已外，则各自计之，不蒙宗人之荫也。虽缌麻而三世官不至姓班，有族官则入族官，无族官则不入姓族之例也”。北魏王朝在发展壮大过程中特别是入主中原后，多次征召汉族士人，对才华出众者予以礼遇、重用，其中包括不少汉族高门大姓。

——摘编自彭丰文《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北魏孝文帝门阀政策探究》

材料二 唐承隋制，政府完善科举制度，使得寒门子弟进入仕途致身高位的愿望不再遥不可及，武周革命取得成功，武则天称帝使得关陇集团势力遭受致命的打击，朝堂政治的重新洗牌，造成了政治上的真空，武则天为巩固其地位以及权臣私心作祟，姓氏录的修订完完全全的按照现任官品高低甄选士流，很多以军功升至高位以及通过其他途径进入唐中央政权得任高官的庶族寒人，骤然被列为士族行列，同时科举之路大开，一大批庶族寒人进入政治中心，贵族政治全而瓦解。

——摘编自田磊《科举制与唐前期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