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广州是近代报刊的发祥地。鸦片战争前夕，来华外国人先后创办《广州记录报》（1827年）、《中国丛报》（1832年）等6种报刊。早期报刊都在十三行商馆区刊行。也就是说，西关十三行才是近代报刊的诞生地和最早的报刊中心。鸦片战争结束后，报刊的地理分布发生重大变化。外国人先将办报重心南迁到香港，在西关创办报纸的迫切性减弱。随后，上海迅速取代香港，成为新的传媒中心。

——整理自赵建国《地域文化中的媒介:西关文化与近代广州报刊（1827—1912）》

材料二   1937年以前，中国的出版业主要集中分布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大城市，上海是当时全国的出版业中心。全面抗战初期，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的出版业，一时间十分繁荣。全面抗战中后期，重庆、桂林、昆明、成都等地，则成为大后方出版业的集中地带。

——整理自《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

材料   棉的故事并非始于18世纪末期英国产业的工业化，也非始于19世纪美国奴隶种植园的原棉生产。棉的故事始于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早在欧洲和其他各州掌握棉纤维的栽培、纺纱和织布，以及通过印花进行的后期处理和其他纺织品装饰之前，亚洲就占据着这种原料和布料生产与贸易的统治地位。这是一种在印度广为人知的东西—印度在殖民地之前的财富依赖于棉纺织品的国际贸易，在中国同样如此。早在明代以前，棉纺织生产就已经发展成为经济领域中最大的产业之一，供养着数以百万计的耕种者、纺纱匠和织布匠。棉是纳税的媒介，是比丝绸、苎麻和其他纺织纤维更常见的织物。……工业革命之后的两个世纪，欧洲在经济上占据了统治地位，彭慕兰称之为“大分流”。但棉的故事展示的却是纺织生产——更概括地说是纺织产业——现在又重新回归亚洲，中国再次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经济体。牛仔裤、T恤衫、棉纱和布料在亚洲的生产达到惊人的数量。棉纺织品兜了一圈再次在中国和印度的经济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我们可称之为亚洲经济的“大合流”。

——摘自[意]乔吉奥·列略《棉的全球史》中文版序言（2018年）

（注:“大分流”：意指18世纪以前，东西方走在一条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18世纪末19世纪初，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距离越来越大。）

材料一   由于受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生产能力，中国出口商品一直以初级产品为主，到1957年初级产品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仍高达63．6%，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比仅为36．4%，而且其中将近3/4是轻纺工业产品。中国进口商品则以成套机械设备和工业生产原料等生产资料为主，“一五”期间其进口额占中国总进口的比重始终处于91．6%以上。据统计，1950年，私营企业承担的进出口额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占33．5%，之后随着对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非国营企业逐渐在中国对外贸易活动中退出，到1957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全部由国营外贸公司垄断经营。由于冷战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敌对、孤立甚至封锁禁运政策，我国内地贸易的市场主要是中国港澳地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与部分西欧国家（英国、法国、瑞士等）也有小规模的贸易往来。

——摘编自盛斌、魏方《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70年：回顾与展望》

材料二

——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整理

材料一   春秋战国是一个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特殊时代，各种力量此起彼落，在这个需要知识、智谋的时代，社会的变革促成了贵族与庶民之间的变动与流动，这样处于两者之间的“士”阶层便由此出现了；春秋战国大量的兼并战争，使得人才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各诸侯国都希望通过依仗那些出谋划策的人才，发展自己，使得自己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夏商周时，学在官府，到了春秋时期，王权败落，官办的学校难以为继。私学的兴起开创了教育的新天地，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为时代所呼唤的智士，适应了社会变革对人才的需求。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动荡、国家的分裂、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削弱以及地方割据势力的混战，是士族制度形成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历史背景。士族制度的政治、经济特点，决定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往往特别尖锐，导致南北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

士族田庄经济强化了封闭的自然经济，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士族是地主阶级中的腐朽集团，越到后期愈发腐朽。同时，在经济上，士族占有大量劳动力，强化了封建依附关系，在魏晋动荡的政治局势下，编户农民依附于世家大族，这对封建经济的发展显然有利;而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相对安定，作为北方移民核心的士族地主，他们对江南荒丘山泽地区的开发起了推动作用。民族关系上，士族士大夫在推动北方各少数民族封建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思想、科技文化上，士族生活优裕，有条件从事文化事业，部分士族蔑视礼法，倡导个性自由，思想上富有想象和浪漫色彩，因而东晋南朝时期在哲学、文学、书法、绘画、科学上有较多的成就，并且富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