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时期城多呈现出“一体化”的特征，城多间人口流动更为频繁，更为自由。由于农业部门的剩余增长有限，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移，其中一部分流入大型城市，另一部分则流入近域的集镇从事手工业生产。在农村集市发展的影响下，未从乡村体系中流出的部分农民也开始从事服务于市镇消费的商业化农业生产，如江南地区农村以输出棉布，绸蛾为主要生计。工商业者也出现了从事农业的情况，其兼业形式基本都是以消费市场的需求为主。当农产品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专业的工商业者就会增多；而当手工业生产条件恶化，工匠又会转为从事农业，所谓“四民”分业已远无法概括行业间或部门间分工的实况。这些变化“模鞠了城多界限”,而将农村与城市、小农与市场联系在一起。
——摘编自陈海明《中国城多的复合双重结构——唐宋以来城多发展脉络的启示》
材料二
——摘编自买丰华韩文龙《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城多关系：历史脉络、阶段特征和未来展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城乡“一体化”的主要表现及其推动因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城乡关系发展趋势。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城乡一体化的认识。
材料一 恰克图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距多伦、张家口等地也较近，于是恰克图成为清中后期中俄经济贸易往来的最重要枢纽。18世纪中叶，由于沙俄威胁边疆，故清朝采取罢市的方式使其被迫与清廷谈判订立条约。沙俄在东西伯利亚地区兴建了许多呢绒厂、制革厂和羊毛加工厂，恰克图边市贸易还为俄国国库填充了巨额税收。经营着“万里茶道”的晋商为及时运送茶叶等货物，不断扩充商路上的船行、车帮、驼队等运输组织。张家口在明朝时只是一个小边堡，到清朝却成为华商从事边市贸易输出输入货物的重要基地。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后，俄国获得了许多在华贸易的特权，特别是1903年东清铁路的全线通车，使贸易的重点转移至黑龙江地区和铁路沿线，致使商品赴欧洲的运输时限大为缩短。至此恰克图市场丧失了中俄贸易的中心地位，并逐步走向衰落。
——摘编自史军伟《试论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市贸易》
材料二 近代以来，徽州茶叶和福建茶叶都面临着严峻挑战。徽商具有“贾而好儒”的特征，在商业活动中往往是重义轻利，南宋大儒朱熹曾在福建生活讲学多年，其思想对福建商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近代徽州茶商和福建茶商的经营活动中，家族传承的经营模式屡见不鲜。明清时期，广州地区的外销茶贸易几乎为福建茶商和徽州茶商所垄断。五口通商以后，徽州和福建地区茶叶出口贸易迅速发展。徽州茶商往往在本地进行茶叶的收购和加工活动，依靠长江和京杭运河两大水系，然后运往上海或广州进而销售到国外，销售的产品多为精装绿茶。而福建茶种类丰富，以红茶、绿茶和砖茶为主，就地销售给山西茶商，再由他们北运至恰克图等地销售，产茶地与贸易地之间的距离遥远，给茶叶的外销造成了极大不便，尤其“自粤逆窜扰两楚，金陵道梗，商贩不行，佣工失业。”
——摘编自楚子轩《近代福建茶商与徽州茶商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中俄恰克图贸易的历史地位，并分析其衰落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福建茶商与徽州茶商的相同点。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中国对外贸易给你带来的启示。
材料一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力推进基层民主选举运动。针对大多数民众文化水平不高的特点，宣传队就地利用各种群众大会、香火会、庙会、集市及学校做讲演；边区的文艺工作者还创作了不少旋律优美、朗朗上口的《大家来选举》《选举秧歌》等选举主题歌曲。依照《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年满16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39年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选举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之报票选举制。”根据地的选举方法有“投票法”“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授豆法”“竟选法”“烧洞法”等。经过登记选民名单、提出候选人名单、确认选举资格、检查政府工作、进行投票选举、总结选举工作等过程进行民主选举。
——摘编自卫东刚《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基层民主选举的特征》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是当前我国民主化进程的积极探索，是一条符合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可行之路。一大批有文化、有本领、热心为村民服务的致富能手当选村委会成员，使村委会干部素质有了新的提高。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进一步健全。“民主听证会”“村务咨询日”“民主活动日”等新的经常性民主形式不断涌现。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进一步完善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体制，监督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摘编自张小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成就与历史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陕甘宁边区基层民主选举的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就。综合上述材料，说明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经验。
材料 1949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仅10.6%，城市化进程缓慢。改革开放开启了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城乡之间的藩篱开始松动。1982年，随着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加之1985年国家进一步放开农民进城的限制，我国城市化进程开始加快，但仍表现为传统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集中。2011年，我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越农村人口，占比达到51.27%，农业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2018年的城市人口占比近60%。1978—2017年的40年间，我国城市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在10%以上，产业结构也实现了同步升级，2012年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在城市化发展方向上释放出转型的新信号。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1978—1995年形成以轻工业为主导的城市化，1996—2013年形成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城市化，2013年以来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城市化。
——摘编自刘家强等《新中国70年城市化演进逻辑、基本经验与改革路径》
(1)根据材料，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演进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的演进。
材料一 从孔子修《春秋》始，以史担当并履行社会责任的做法，便代代传承。春秋战国时期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忧惧而作《春秋》，强烈忧患意识化作孔子修史以救世的社会责任感；唐代刘知几身为史官，目睹了史馆种种弊端，怀着对史学事业的敬畏和忧惧，退而私撰《史通》；北宋司马光面对史籍浩繁，皇帝无暇阅读，历史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问题，他立志写出简略有效的史书。以上所列，都非常鲜明地反映了史家对修史的高度责任感。这样的责任意识逐渐发展，以至于后来出现了国亡史存的重大责任理念。清代的毛奇龄强调，修成“信史”是史家的责任，“千秋信史，所贵核实”，即历史的真实，这是惩劝的前提。古代史家的责任意识既保障了历史记载的连续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以及历史评判的公正性。
——摘编自陈娇娇、张秋升《古代史家责任意识探析》
材料二 在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中，陈垣（1880—1971年）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化史学。他在中外交通史研究中坚持以中华文化为本，揭示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和中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在史学研究方法上，他注意总结中国古代的考史之法，推陈出新，为新史学考证建立范式。在20世纪新史料大发现的潮流激励下，陈垣形成了重视史料、扩充史料，搜集、整理、考辨史料的系列思想和方法，其创立的史源学尤为突出。他以近代科学精神指导历史考证，通过缜密精审的考证过程解决大量历史疑案；他在《通鉴胡注表微》中总结考证方法，推动新历史考证学的发展。同时他为中国史学开辟了宗教史、中外交通史、年代学、历史文献学等新的学科领域。他还身体力行，倡导刻苦治学、实事求是、力求创新、谦虚谨慎等优良学风，垂范影响了几代学人。
——摘编自周少川《与时共奋：陈垣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贡献与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史家责任意识的具体内容，并简析其产生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陈垣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贡献。
材料一 科举制的产生，是中国古代社会内部矛盾发展与官吏选拔制度自我更新的结果。东晋以后，九品中正制完全成为士族维护特权的工具，对中央集权构成一定的威胁。这既埋没了有才德的寒士，也将士族子弟引向歧途。南北朝后期，世族走向衰落，庶族势力发展壮大，要求获得更多的参与政权的机会。统治者为了加强皇权，扩大政权的人才基础，也需要破除九品官人法，将人才选拔权力收归中央。就选拔人才制度的形式而言，隋唐时期的科举制与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有着一定的渊源。旧制度的合理因素为新的人才选拔制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科举制将选官权集中到朝廷，有利于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扩大其统治基础。它为庶族学子乃至贫寒子弟打开仕进之门。使官僚集团得以不断扩充更新。巩固了封建统治、科举考试有固定的考试内容，士子必须熟谙儒家经典，无形中加强了思想的统一。但是，科举制片面地以文章、诗歌为衡量标准去选官，必然将学子引到一味追求空谈泛论的方向，特别是八股文等模式固定的体裁，只会使人思想僵化。
——摘编自林甘泉《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25讲》
材料三 科举制度是一种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与大一统的君主专制体制相适应的国家官吏选任制度，在封建时代备受称赞。但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全面转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政治改革大潮涌动，科举制所代表的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不能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随着新式学堂的兴起，科举制日益遭到有识之士的抨击，“废科举，兴学堂”势在必行。1905年，延续1300年的科举考试被废除。
——摘编自杜怀亮《科举制度废除百年后的反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科举制度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科举制度的利弊。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科举制度在近代被废除的原因。
材料一 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前，在漫长的农业社会里，人们往往因疾病、年老等因素暂时或永久失去劳动能力而陷入贫困，这一风险主要由家庭来承担，社区和教会也会给予某些济贫性质的保障。19世纪30年代中期，德意志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缓慢过渡，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原则的企业主不会主动为工人提供风险保障。德意志工人阶级以捣毁劳动工具、罢工、起义、组织政党等多种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德意志的一些邦国政府被迫开始关注工人的风险保障问题。1838年，普鲁士王国通过雇主责任制法案，强化了雇主在工伤事故中的责任。这些措施和规定已具备社会保险的雏形。德意志帝国（1871〜1919年）为了解决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和统一后面临的民族融合问题，从19世纪80年代起，先后通过《疾病保险法》《工伤事故保险法》《残疾与老年保险法》，确立了针对雇佣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制度。
——摘编自王宏波《工人斗争推动德国社保制度建立》
材料二 1935年8月14日，美国国会通过《社会保险法》，旨在建立一个社会性保险制度，使一些州得以为老人、盲人、未成年人和残疾儿童提供更为可靠的生活保障，为妇幼保健、公共卫生及失业补助作出更为妥善的安排。该法包括三个部分：（1）养老金制度；（2）失业保险制度；（3）对残废、无谋生能力者提供救济。凡年满65岁的退休劳动者，根据不同的工资水平每月可获10〜85美元的养老金。关于失业保险，其保险金一半是由在职工人和雇主各交付相当于工人工资1%的保险费，另一半则由联邦政府拨付。此外，各州在随后两年都建立了失业保险制度，从而给大约2800万工人提供了保险。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德意志帝国建立前后社会保险事业的变化，并分析出现变化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美国《社会保险法》颁布的目的，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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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希腊半岛上城邦的不断涌现，岛上的人口密集起来。为缓解城内危机，城邦召开公民大会讨论移民远航。一切准备就绪，城邦组织船队，在首领的带领下，在目的地新建城邦（图1）与庙宇。随着时间的推移，母邦与新城邦间的关系有的日益亲近，有的日渐疏远甚至发生冲突。经过二百年的奋斗，希腊人大大扩张了自己的领地，他们习惯性地把移民地的原住民视为“野蛮人”。背井离乡的希腊人和这些非希腊人共同生活，相互交易，平分领地，甚至通婚。只有少数城邦能够成功驱逐原住民，或者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奴隶。
——摘编自陈燃《简明希腊史》
材料二 1502年，西班牙岛（今海地）正式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岛上土著的军事反抗被镇压。1539年，西班牙在古巴设立都督府，掌握行政、军事和宗教大权。从1493年建立第一个殖民地起，西班牙人大约用了近一百年时间，建立起了北起北美大陆中部、南到南美大陆上的智利和阿根廷的超级殖民大帝国（图2）。在被征服过程中，印第安人惨遭杀戮，幸存者被赶到种植园劳动。为补充劳动力，16世纪开始西班牙从非洲大量输入黑奴。
——摘编自赵卓煜《西班牙史话》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希腊与西班牙殖民扩张的不同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古希腊与西班牙殖民扩张的影响。
欧洲服装发展历程
欧洲中世纪最具代表性的服饰风格是以教堂建筑命名的哥特式，颜色尚黑、灰、白三色，式样以拖地长袍为主。拜占庭样式服装则继承和发扬了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文明和艺术风格，同时又糅合了东方精美华丽的刺绣图案。
14至17世纪，男性服装主要是紧身的上衣和长裤，强调肩部和臀部的线条，使得身材看起来更加挺拔和精悍；女性服装则强调腰部线条的优美和身体曲线的展现。
18、19世纪，大规模的服装厂开始出现，服饰的价格进一步降低。男性代表性的服装是西装和领带，女性服装则逐渐摆脱束缚，短裙和紧身上衣逐渐成为主流，也出现了比较实用的外套和裤装。
20世纪上半期，流行了数十年的S型服装逐渐消退，紧身胸衣得到改良，女性服饰向自由的现代形态转变。30年代的服装以深色调和简单的款式为主，40年代为了节约材料和资源，服装设计受到严格限制，女性开始穿战时服装，男性开始穿制服。
二战后，女性服饰更加随意、自由，年轻一代喜欢奇装异服，超短裙和牛仔装广泛流行。80、90年代服装设计更加多元化，“中国风”流行，中性服饰成为风潮。
中世纪以来，欧洲服装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任选其中的两个阶段，概括欧洲服装的特点并加以说明。材料一：中国政府当初以“以工代兵”为计划，以此来达到参战的目的，十几万华工奔赴欧洲战场，最终一战以协约国胜利告终。中国作为协约国一员，能够以战胜国的身份跻身于巴黎和会和十几万华工的英勇表现是离不开的。也因此在巴黎和会召开前夕，日本四处散播谣言，指责中国在宣战后一心内讧，宣而不战，没有资格参加会议时，中国代表陆征祥闻言立马驳斥日本，说道：“于外长任内，准法使康悌照会，批准惠民公司华工出洋，欧战时在战线中之华工二十万人，掘战壕，搬炮弹，制枪子，无论后方前线，华工均奋勇当先，中国何负于协约？”
——摘编自吴琼《一战华工：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驱》
材料二：英国人视华工为低人一等的苦力，甚至认为华工是不成熟的儿童。英国国会档案记载，华工“比其他有色种族的劳工担当更大的风险”。虽然他们为英法两国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却连几块小小的军功章也未得到。1917年5月，来自法国哈维尔港的一份治安报告指出，当地部分法国人对华工不友好，他们甚至聚众反对当地的华工。
1988年法国总统代表保罗·基莱斯在华工纪念仪式上，不仅为华工纪念铜牌揭幕，且向两位健在的华工颁发了法国级别最高勋章——“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成为一战华工纪念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2017年英国政府正式承认并纪念一战中的中国劳工……
——摘编自张岩《一战华工历史论述的语境变迁与意义重建》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京政府“以工代兵”的重要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英法两国对华工态度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