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汉以后，历代政治家、思想家都主张帝王将“民惟邦本作为治国之要”。汉代民本思想在继承和总结以往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新的思想体系，其显著特征就是关注民生。贾谊曾明确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且强调“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后和之”，由此可以看出，汉代民本思想的着眼点并不仅仅在于“民”，而是将民作为评价政绩的标准。唐初的魏征和李世民明确地提出了民水君舟说，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如节力役；息边争；不违农时；大办农业，使耕者有田，兴修水利，劝课农桑；赈灾百姓；慎刑罚。明清时期的民本思想家，既不像先秦民本思想家那样强调民在邦国中的地位，劝诫统治者要得民心，亦不像汉唐以后强调人民载舟覆舟的历史作用，他们所强调的是人民作为人的权利，尤其批判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制度是违背人性、压抑民权的制度。

——摘编自赵树森《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历史演进及其现代转化》

材料二   王安石变法与他早期在浙东的施治经历多有关联。北宋时，浙东负山近海，河渠淤塞，深受海水倒灌与干旱之苦。当地民众常将田地质押给“豪右”，靠借高利贷维持生产。王安石到任后，深感当地生财无道，地方无可用之才，学校无教导之官，不利风教，遂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成效显著。有诗赞曰：荆公（王安石）宰吾鄞，学校振士风。留心及水利，经游详记中。旱涝切民瘼，往返劳行踪。当时青苗法，实惠遍村农。

——摘编自岑华潮《王安石与浙东的崛起》

材料一   12世纪到13世纪期间，欧洲的城市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不但数量增多，规模也迅速扩大。这显示出中世纪欧洲经济的发展和治安的改善。城市容纳了法院（包括市政法院）医院、宗教团体或行业协会之类的兄弟会等组织机构。此外，大多数城市除了“中产阶级”或“市民”之外，还生活着数量相对较多的神职人员……在波兰，除了早已出现的450座城市外，1450年到1550年间又增加了约200座新城市……但即便在那里，城市居民占总人口的比例依旧相当小，不到总人口的15%。1500年，只有6%的欧洲人居住在人口超过1万的城镇。

——摘编自（美）约翰·梅里曼《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代》

材料二   当阿拉伯文化昌盛之时，西欧正处于文化低落的“黑暗时代”，古典文明这时已多不为人所知，只有教会还保留着一些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而在八世纪后期到十世纪初期的百余年里，阿拉伯人组织了一场翻译并传播许多中世纪西欧几乎无人通晓的希腊文等著作的运动，史称“百年翻译运动”。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西欧人对希腊知识已缺乏直接的了解，甚至长期不知道它的存在。”因此，穆斯林这一学术成就在西欧准备重新恢复他们的研究之前，起到了保存希腊古典著作的作用。这些以阿拉伯文字保存下来的古希腊、古罗马典籍，陆续被翻译成拉丁文等译本，传回欧洲，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养料，欧洲终于迎来了智慧之光，重新发现了灿烂的希腊文明。

——摘编自汤瑶、杜慧萍《阿拉伯文明对西欧封建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影响》

材料一   1570年，在安特卫普首次出现了名为《地球大观》的地图集。其作品利用大量航海日志与地图资料，采用统一的投影法、比例尺和“一图配一文”规则，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荷兰人很快效仿这种制图和商业模式，阿姆斯特丹成为后起的行业中心，“地图集”作为一种新型出版物开始流行起来。1594年，法国人莫里斯：布格罗出版了一部国家地图集《法兰西大观》，收录了18幅王国地图，将古代高卢的疆域同当下法兰西的领土对应起来。波旁王朝也在边境省份任命了多位“国王工程师”直接负责地形的勘测，并且配备了专门的地图绘制人员。他们走遍了王国的疆域，绘制了可以准确定位的地图，还形成了许多文字报告和图集。

——于京东《图上的“国家”：西方政治史研究中的地理学叙事及其变迁》

材料二   清末以降，采用西方印刷技术的新式地图，逐渐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与“出版救国”的重要媒介。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开始涉足地图出版领域，特别是伴随“癸卯学制”的颁行，为配合中小学“最新教科书”的编辑与发行，相继译印，《西洋历史地图》《瀛寰全图》《万国典图》等教学地图，颇受当时中小学教材市场的欢迎。同时，感于“日俄开战，于我国关系甚大”，于1904年出版发行了《最新满洲朝鲜地图》，成为清末较有代表性的时务地图。

——李鹏《清末民国商务印书馆地图出版述论》

金冲及先生指出：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在变化的规模和深度上能同二十世纪相比。二十世纪，是一个充满动荡和剧变的不平凡的世纪。在这一百年里，人类遭受深重的苦难，也取得了难以想象的进步。对中国来说，这是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一百年，经过种种困难和曲折，当二十一世纪到来时，中国的面貌已发生使世界惊讶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