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荀子时代，面对“礼崩乐坏”，各种治世思想激烈交锋碰撞。但无论是“仁政”还是“法治”都没有适应时代需求，挽救岌岌可危的周王朝。荀子批判地吸收儒、法两家思想，主张礼法并治，其思想对当时的社会治理更为实用有效。荀子主张“义”是礼法的核心，强调用“义”节制人心，强化礼法对人们思想的约束，以达到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有序的目标。

——摘编自管峰《荀子礼法思想内容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贾谊是汉文帝时才华横溢的儒生、荀子后学的重要代表。他力主“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但“好刑名之学”的文帝并没采纳。他没有放弃，认为文帝应“始治天下”，废除承秦而来“法治”政策，“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但由于朝廷大臣多数反对，文帝“谦让未遑”，这些主张大多被束之高阁。

——摘编自吕亚丽《浅析西汉儒学的发展与影响》

材料一   唐代与西亚的经济文化交流虽然以陆路交通为主，但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也发展迅速。唐朝政府鼓励海外商人来华贸易。海外商船到达广州后，就有管理港口的人来把船货搬进货栈，代为保管6个月直至本季风期最后一艘商船进港为止。他们从船货中抽取30%作为进口税，余下的交还物主。货物如为唐朝皇帝所购买，则按最高市价给价，且立刻开发现钱。对来华贸易的外商，如有犯法，在同国人之间（如阿拉伯人与阿拉伯人之间）依本国法律论处；在异国人之间（如阿拉伯人与新罗人或阿拉伯人与中国人之间）则依中国法律论处。在广州阿拉伯商人高度集中的地方，唐朝政府也准许他们自治、按伊斯兰教的法律行事。

——摘编自李金明《唐代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

材料二   自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创设榷易署以来，政府第一年即收入三十万缗，不久更增加到五十万缗。绍兴末年，广州、泉州市舶司由“抽买”所得利益每年达二百万缗。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八十六云：“海舶岁入，象犀、珠宝、香药之类，皇祐中五十三万有余，治平中增十万，中兴岁入二百万。”

——摘编自何崇恩《宋代外贸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