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 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列强的铁蹄踏碎了清王朝“天朝上国的迷梦”，也唤醒了中国人保家卫国的强烈民族意识，民族主义的情愫以各种方式在不同社会群体身上表现出来。甲午之后觉醒了的民族意识在巨大的民族耻辱感的推动下，借鉴西方近代思想，逐渐走出了传统的狭隘民族主义的藩篱，尝试着以西方的民族主义来革新本民族的国民性时，就意味着这个民族学会了用世界的标准，而不是以民族的标准来衡量一切，这一阶段资产阶级对民族主义有了全新的把握，对民族主义的内涵进行了全面提升。

——摘编自马俊林《中国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现代化》

材料二：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传统的民族矛盾转化为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命运不仅激发了中国各族人民保卫祖国、保卫民族生存的共同责任感，也促使各族人民在共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走到一起在反帝反封建的大前提下，民族意识的民族性与社会性取得了一致。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高度一致，保卫国家主权与维护民族独立是一体两用,交融无间。近代民族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民主主义的一部分，近代革命具有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双重内涵。推翻封建专制，进行民主革命是中华民族近代化的根本方向，也是近代中华民族意识的本质特征。在近代的历史条件下，人民解放也是与民族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民族的解放，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

——摘编自张翠仙，郝保权《略论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影响》

材料一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农业逐渐走下坡路，危机不断凸显。1900年，美国1/3的耕地是为数以百万计的马匹和骡子生产饲料的，但随着汽车取代这些牲畜，越来越多的耕地用于生产粮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粮食的巨大需求造成了一种假象，但到20世纪20年代，粮食供应激增，而农村的收入却因农产品供过于求而大幅下降。1921-1929年农产品价格指数较1920年下降了35%，农业赋税却占农民纯收入的30%以上。美国垄断资本通过银行金融机构，利用贷款剥削农民和农场，1930年负债农场从1920年的37%扩大至42%。1929年，美国农业生产率较1913年提高了26%，机械设备减少了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但食品价格随着利润的减少而下降，小农无法支付新设备的成本。更加不幸的是，大萧条期间，美国一些地区气候异常，干旱持续了很多年，沙尘暴增多。一位露宿街头的农民说道：“1927年我种植棉花赚了7000美元，1931年失去了所有，1932年开始流浪。”

——摘编自孙树强《伯南克的“圣杯”：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的背景及诱因》

材料二   民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在下降，大大低于清代平均水平。1926-1937年总平均，农业收成只相当于丰年的64.4%。1931—1935年，我国农村出现了一场深刻的农业危机，农业生产萎缩，耕地大量荒芜。这一时期，中国农产品输出贸易总指数逐年下降，1935年比1929年下降一半。而1934年农产品价格总指数比1930年下降28%。随着西方剩余农产品和工业品源源流入，现银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海外，到1933年，全国农户大半处于负债之中，农民大批死亡。由于大众购买力萎缩，国内市场缩小，使完全依赖国内市场的民族工业如棉纺织业破产。……面对严重的危机，许多省份征收田赋不得而归，为此一些省份还征收各种杂税和提高税率。财政当局还实行新进口税则，降低税率，推动进口品汇价倾销。而此时中国共产党直面农村突出问题并开展土地革命，通过农民运动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对中国农村展开了全面改造。

——摘编自符长泉《三十年代中国农业危机及其影响》等

材料：作为旧社会的象征，保甲制度在新政权得以稳定之后必须清除。于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些城市自发形成的一些基层管理组织，如清洁卫生委员会、福利委员会、冬防委员会等。但也造成多头指挥、组织混乱等现象。为此，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条例，也成立了一些城市管理组织。1954年，党和政府颁布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条例》，这两个条例是基层管理的法律依据。全国城市基层组织统一后，设立了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城市街居制即城市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制度也随之建立。

街道办事处为市政府或市辖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居民委员会的性质为“群众自治组织”，实质上是街道办事处的组织延伸。条例还对居委会的组织架构作了规定：“居民委员会设委员七人至十七人，由居民小组各选委员一人组成；并且由委员互推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至三人。”到1956年，居委会在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建立起来了。在街居制的组织下，兴办了较多福利性质的居办经济和各类服务组织，在单位制各类社会保障和服务的基础上，辅助治理了辖区范围内的治安、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问题。

——摘编自肖洒《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建设研究（1949—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