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78~2000年，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我国制定了一系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和法规，加强了执法和司法工作。江泽民同志坚持我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明确提出在全党开展“三讲”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活动。随着“三讲”教育活动不断深入，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三讲”教育活动，是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相结合在党内的一次成功实践，为在治国方略上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提供了经验。而“三个代表”的要求，又为我们党实践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指明了奋斗方向。
——摘编自朱少华《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统一》
材料二坚持法治与德治“两手抓”，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客观要求。党的十五大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现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必须更好地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当今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处理、有效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阻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面对国内利益关系多样化的趋势和全球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党和国家必须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道德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在内容、形式、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改进和创新，提高以德治国的水平。
——摘编自崔耀中《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1)根据材料一，概括从改革开放起步到21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为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所做出的努力。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具体说明新时代党和国家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两手抓”的原因。
2 . 史料一 和亲政策在西汉初期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时两位最高统治者之间表面上的平等性和互补性为汉朝与匈奴进行谈判提供了相对合适的——尽管不是理想的——基础。和亲政策的启用并不仅仅是在与更强大的国家相处时为了建立一种“活路模式”而被迫作出的选择，同时也是一个长期战略，其目的在于吸收匈奴领导阶层的下一代进入汉王朝的政治领域，借以压制匈奴这个独立而又充满敌意的国家。这一政策甚至可以被视作春秋时期婚姻外交的延续发展，表明汉王朝等候时机，并以牺牲部分经济利益为代价以获取长远的政治目标。汉朝的制度性皇权和匈奴的神赐能力的酋长制这两种政治权力观念存在的巨大差异，甚至是不对称的，这可以说是和亲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
——摘编自[美]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
史料二 贞观三年，太宗派兵十万征讨东突厥，擒拿颉利可汗，东突厥十万余口尽数投降唐室，唐室将降部安置在东起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宁夏灵武)的边塞地区，设置州县并任命原东突厥贵族突利、阿史那思摩两人为都督以统理之。此外，东突厥诸酋长“皆拜将军、中郎将，步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太宗说：“诸部落悉归化，我略其旧过，嘉其从善，并授官爵，同我百僚，所有部落，爱之如子，与我百姓不异。”
——摘编自王义康《唐代册封与授受四夷官爵试探》
史料三 顺治对达赖喇嘛的册封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达赖喇嘛首次得到了清代中央王朝的册封，从此历世达赖喇嘛的认定都必须经过清代中央王朝。这不仅是西藏宗教界对中央王朝的认可，也是西藏僧俗民众对中央王朝的归附。尽管达赖喇嘛的称号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但一个蒙古汗王所赠之号与一国之君所封之号不可相提并论。
——摘编自《中国历史资料选编》
[探究]
(1)根据史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初实行和亲政策的原因。
(2)根据史料二，概括唐代民族政策的特点。
(3)根据史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朝在西藏实行的册封制度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影响深远的原因。
（1）公务员制度的建立：1929年制定《公务员任用条例》、1933年颁布《公务员任用法》，标志着
（2）公务员的选任：由
（3）基础来源：
（4）特点：允许
（5）历史作用：
6 . 史料一 汉文帝废除了刻面、割鼻、斩左右趾等刑罚，景帝时规定八十岁以上、八岁以下和孕妇等人应被审讯关押的，都不得加械具。在司法判决中，盛行以《春秋》的精神作为解释法律和作出判断的基本原则。许多经学大师纷纷以经解律，东汉时许慎、马融、郑玄等人各立门户。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法制通史》
史料二 辽太祖时，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太宗时，治渤海人亦依汉法。道宗时，以国法不可异施，将不合于律令者别存之。此所谓律令，还是唐朝之旧。金熙宗时，始合女真旧制及隋、唐、辽、宋之法，定《皇统制》，然仍并用古律。章宗泰和时定律，《金史》谓其实就是《唐律》。元初即用金律，世祖平宋以后，才有所谓《至元新格》《大元通制》等，亦不过将新生的法令事例，加以编辑而已。明太祖定《大明律》，又是依照《唐律》的，《清律》又以《明律》为本。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刑法》
史料三 宋代是中国古代法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已“发展到最高峰”。宋代法律在调整经济关系、维护私有权益、推进司法公正等诸多方面，是以前任何朝代难以企及的。……宋代对法律主体的认知有突破性进展，佃户、雇工、人力、女使等都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仅在契约的有效期内与主人维持主仆名分；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商人被编入“坊廓户”(相当于现在城镇户口)，成为“能为国致财者也”。
——摘编自朱勇《论宋代法制文明及其历史贡献》
[探究]
(1)根据史料一，概括中国汉代法制特点。
(2)根据史料二和所学知识，说明唐律颁布的历史意义。
(3)根据史料三指出宋代法制“发展到最高峰”的具体表现。
材料一 我国曾于1954年、1962年、1979年、2002年4次启动民法典的制定，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始终未能完成。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恢复民主法制，但由于当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改革开放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一次性制定民法典的条件不成熟，只能“从批发改为零售”，根据轻重缓急，推出民事单行法，成熟一部推出一部。2002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首次审议民法典草案，但鉴于民法典内容复杂、体系庞大、学术观点有分歧，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先制定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在条件成熟后以此为基础再研究制定一部完整的民法典。2020年5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摘编自徐隽《我们需要一部怎样的民法典》
材料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摆在突出位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在系统总结制度建设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编纂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成果和制度：自信，促进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编纂民法典，进一步完善我国民商事领域基本法律制度和行为规则，为各类民商事活动提供基本遵循，有利于充分调动民事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维护交易安全、维护市场秩序，有利于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编纂民法典，健全和充实民事权利种类，形成更加完备的民事权利体系，完善权利保护和救济规则，形成规范有效的权利保护机制，对于更好地维护人民权益，不断增加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编篆民法典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我国民法典制定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制定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说明新时代我国编纂民法典的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