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世纪早期，黑夜代表罪恶和危险。在欧洲历史上，每当夜幕降临，城市里钟声响起、城门关闭，并伴随宵禁巡逻。城市里晚上不准经营，既是宵禁的要求，也是行会的规矩。从近代开始，人们对黑夜有了新认识。基督教文化认为黑夜不再仅仅是恶的象征，也是一条通往神灵的路径。从16、17世纪以后，贵族们开始逐渐享受夜间的娱乐生活，普通市民中的少数人也以适合自己的方式享受夜晚生活。那时宵禁令还在，但规矩已经放松。进入19世纪，随着照明条件的改善和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夜生活的时尚潮流已势不可挡。剧院、俱乐部、音乐厅、赌场、酒馆是夜生活的主要场所，数量迅猛增长，甚至24小时开放。一些城市不再夜晚关闭城门，夜生活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交生活。
材料二 欧洲人对夜晚态度的变化也带来了夜间劳动的普遍化，有学者估算，1800年时，伦敦人的睡眠时间平均只有6.5个小时。经过劳工与雇主的反复博弈，到1919年，欧美大多数国家基本实现了8小时工作制，但一种新的劳动制度---夜班工作制，逐渐推广开来。为最大限度使资本增殖，通宵达旦的工作常常采用换班工作方式，那些被称为“日工”“夜工”的人从早6点到晚6点，又从晚6点到早6点，进行换班工作。这样既能确保劳动者的劳动时间符合法律规定，又可以使厂房、机器等资本在夜里得到充分利用。
材料三 在世界市场的建立以及随后全球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黑夜与白天具有相同的时间性，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它们都是必须开发、利用的资源。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起先是从空间上不断向外扩张，随后又逐渐地从时间上侵蚀黑夜。夜生活是资本的杰作，而夜班生产是资本对黑夜的占领。
——以上材料摘编自俞金尧《资本扩张与近代欧洲的黑夜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近代欧洲市民夜间生活变化的特点，并分析其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夜班工作制出现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夜生活是资本的杰作，而夜班生产是资本对黑夜的占领”的理解。
材料一 宋朝设立市舶司，宋高宗反复强调“国家之利莫盛于市舶”“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宋代沿海民众出海贸易之风盛行，贩海之商“江、淮、闽、浙处处有之”。特别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宋代南海贸易是以中国瓷器和丝绸为主的手工业品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地区的香药、珠宝为主的资源性商品相交换，形成了互补性市场关系。《梦粱录》记载，徐兢使团出使高丽雇用的“客舟”就“可载二千斛粟”，而座船“‘神舟’三倍于客舟”。
——摘编自黄纯艳《宋元海洋意识的新变与海洋贸易时代的确立》
材料二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商业因其复杂性而被鄙夷。永乐帝虽派出郑和下西洋，深受儒家“战胜于朝廷”思想的影响，更多是为了“宣扬国威”。加之以海盗活动的增多，海禁政策也就提上日程。明代是一个内敛、封闭的朝代，也是一个政府职能缩减至最小的朝代，自给自足完成后，就放弃了宋元的海外贸易传统。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正是简化管理的体现。明代海禁造成了沿海区域外向型经济面临被扼杀的危险。多亏当地士绅的支持和提供资金，沿海区域航海者才能维持着已经非法的海外经营。
——摘编自赵雅丹《明清两朝中国海洋意识与实践的研究：以海权论为视角》
(1)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与明代海洋贸易的差异。(2)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与明代海洋贸易出现差异的原因。
材料一 玛雅文明所在的中美洲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多样。考古学家将其分为高地玛雅和低地玛雅。南部的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地区是高山峻岭和峡谷，而中北部的伯利兹、尤卡坦地区则是热带低地。玛雅人在高山深林、肥沃的谷地、热带低地中发展了发达的集约农业。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玛雅人几乎没有大型畜力、金属工具和使用轮子的车辆，自然环境对农业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材料二 正如其他文明一样，对自然力量的崇拜是玛雅人精神世界的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人们长期敬仰并供奉各种自然的神灵，以求得水、食物和其他维持生计的必需品……玛雅人对雨水、雷电等与农业紧密相关的自然现象也进行了神化。恰克作为雨、风暴、闪电和雷之神常出现在浮雕容器的纹饰上……一件陶罐上，恰克和玉米神站在象征地下世界的水中，为玉米神的重生做准备。陶器的造型和纹饰中出现的动物形象，多是热带丛林地区常见动物，玛雅人将其赋予了神秘的特性……古典时期的玛雅城邦国王的统治首先是建立在神权基础上的，他们认为自己的统治是神赐予的，而他们因此具有了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他们的神性带来的能力能够确保风调雨顺，赢得子民的尊崇和敬畏。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曾攀《陶器上的玛雅文明》
(1)根据材料一，概括玛雅地区农业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玛雅地区图腾崇拜盛行的原因和影响。
材料 明清之际，西方数学和天文学的传入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引进与反引进的斗争相当激烈。清初学者梅文鼎认为“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务集众长以观其会通，毋拘名相而取其精粹”。梅文鼎毕生研究数学和天文学，著述繁富。梅文鼎对于当时的中西数学进行了相当全面的研究，几乎涉及初等数学的各个领域。在梅文鼎之孙梅毂成编选的《梅氏丛书辑要》中，收集了梅文鼎的数学著作13种共40卷，这些著作对当时已传入中国的算术、几何、代数、三角、比例规、纳皮尔算筹等西方数学知识，作了系统的整理和全面的阐述，并且取得了一些独创性的研究成果。梅文鼎的数学著作常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来叙述比较复杂的数学问题，正如清中期学者阮元所说，“其论算之文务在显明，不辞劳拙，往往以平易之语解极难之法，浅近之言达至深之理，使读其书者不待详求而又可晓然”，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梅文鼎的数学贡献。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梅文鼎取得数学成就的原因。
材料一 中世纪初期，罗马帝国留下的文明火种——城市——在战乱中受到严重破坏。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除去与拜占庭有贸易往来的少数城市外，多数城市随着帝国的垮台而消失。总体来看，中世纪初期的欧洲城市萧条，规模萎缩，没有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只是到了10世纪，城市才又缓慢地发展起来并出现了大城市，但城市主要还是孤立存在的，在教堂和修道院周围兴起的市场往往成为城市发展的起点。
——摘编自李少杰《中世纪欧洲与同时期中国城市之比较》
材料二 中世纪欧洲手工业的发展改进了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特别是纺织业可以不必固定在某一地，而向交通便利的地点转移，这为城市的兴起创造了条件。9世纪之前，西欧处于长期战乱之中，许多罗马时期修建的大型公共建筑被改造成堡垒。对于那些生活在乡野之中，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普通农民来说，唯一能选择的就是尽量靠近这些堡垒居住，一旦战争来临，他们就可以躲进去，在和平时期城堡内外的居住者之间建立一种互惠互利的贸易关系。通常紧靠着城墙外居住的是一些手工业者，他们为城内的居住者提供服务，并以此获得生活来源。随着商业贸易的复兴，那些位于重要商路上的城堡就成了中世纪最早的一批城市。从本质上来说，它们都是具有凝聚力的防卫中心，为后来城市的兴起提供了一种物质形态上的准备。
——摘编自徐芳亚《浅论中世纪西欧城市兴起的历史条件及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世纪初期欧洲城市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9世纪之后中世纪欧洲城市兴起的因素以及影响。
材料一 从西汉前期郡的数目看，全国54个郡中，分封给诸侯王的有39个，中央直辖郡只有15个，其中还有不少公主和列侯的封邑。汉初的行政区分布如下：中、西部少半地区是中央直辖郡，北、东、南大半地区是连成一片的诸侯王封地。从人口分布来看，据推测王国地区和中央直属地区的人口之比约为10：5.29。西汉前期经济的发展绝不仅依赖于中央直辖郡县经济的发展，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王国地区经济的发展。王国经济作为全国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汉武帝时山东遭受水灾，百姓陷入饥乏之中，最高统治者立刻“遣使虚郡国仓廪以振贫”。
——摘编自谭景玉《西汉前期诸侯王国经济的发展与影响》
材料二 汉武帝为了使国家金融要脉由中央政府控制，将郡国铸币改为中央政府铸币，发行五铢钱，将五铢钱作为全国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实现了货币的统一；中央政府在盐铁产地设官，实行统一销售和生产，增加了国家收入；在各郡国设立均输官，主要负责运输贡纳物品；推行平准制度，平抑市场物价。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影响农业经济的稳定，带来较多的社会问题，如小农背本（更换职业）豪强商贾崛起和土地兼并等；各诸侯国势力的不断增强，引发了反叛中央的战乱；匈奴对中原的不断侵袭致使汉武帝必须动用武力击退匈奴，而战争产生较多的军事费用；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严重影响到社会安定，汉武帝必须不惜一切财力救灾治险。
——摘编自张伟《汉武帝实施新经济政策因素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汉初年实施郡县与分封并行制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为加强统治采取的措施，并简析其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从汉初到汉武帝时期的国家治理中得出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汉儒们秉持先秦儒家追求统一的观念，把大一统当作政治理想的首要大事，董仲舒明确提出，“春秋大一统，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在大一统观念的指导下，儒家认为无论是居于中央的“华夏”，还是分居四边的“夷狄”，都是汉朝天予统治下的臣民。汉代在管理四夷的机构上承袭了秦代，也有中央和地方之分，但是设官更加具体，职权更加明晰。在中央机构中，汉朝继承了秦的典客制度，典客的名称在景帝中元六年（前114年）被更为“大行令”，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又把“大行令”改称为“大鸿胪”。汉代对秦朝管理四夷的中央机构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汉武帝时期所进行的改革，反映了当时中原地区与四夷交往频繁的现状，也表明了汉武帝对四夷的有效统治。
——摘编自林先建《儒家华夷观与汉武帝民族政策研究》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交融推动了胡汉交往交融，承袭而立的李唐皇室本身也带有鲜卑血统。唐高祖李渊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唐太宗进一步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华夷一体”开明民族观，认为夷狄亦人耳。少数民族也因此将太宗尊称为“天可汗”。唐玄宗时延续了这种包容思想，秉持“中外无隔，夷夏混齐”的态度，以宽广的胸怀纳戎延狄，释放吐蕃俘虏，摒弃民族偏见，以至诚之心安抚四夷。在这种民族观的渗透下，唐代统治者针对少数民族实施了更为开明的民族政策。
——摘编自张文玉《唐代和亲与民族关系建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代设置民族机构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唐民族政策的共同点。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汉唐民族政策的认识。
材料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正处于经济危机之中，大量资本过剩需要输出，苏联积极引进外国技术和设备。1933年8月14日，苏联杂志《为了工业化》上写道：“美国的商业和科学与布尔什维克的智慧相结合，在三四年内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效果……”。在论述苏联工业化时，斯大林说：“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事迟了，那就要失败”。斯大林强调，速度是决定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应该从巩固政权的需要出发，不惜一切代价把速度搞上去。苏联长期实行的是一种以粗放经营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主要不是依靠科技进步和企业内部的潜力，而是依靠不断增加资金、物资和劳动力的投入来实现扩大再生产。
——摘编自毕延河《苏联工业化的奇迹，为何变成了全球最大的工业废墟》
材料二 斯大林模式对现代化的促进作用，首先表现为工业化的成就和社会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工业的发展和社会科学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又带动苏联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全面发展，使苏联在斯大林逝世时基本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此外，苏联增加了对科学事业的投资，创建了大批科学技术研究院、科研所，培养了大批科研人才，创造了突出的科学技术成就。并且在全苏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管理体制，培养出各类专业人才，全面促进了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
——摘编自吴怡冉《斯大林模式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苏联工业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斯大林模式对苏联现代化的促进作用。
材料一 元朝在我国古代对外贸易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丝路贸易重新兴盛。通过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元廷分别与欧洲、阿拉伯及小亚细亚建立了外贸联系。中西陆路交通线之复杂，商旅之频繁，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海港遍布东南沿海，尤以泉州、广州等七处为重。统治者在海港城市专设市舶司以管理海外贸易，使得舶来品的数量和品种都远超前代，且增长趋势明显。诚如时人所称:泉州的“各种货物堆积如山，仅胡椒一项，数量非常可观”，“而运往亚历山大供应西方世界各地的胡椒，就相形见绌了，恐怕不过它的百分之一”。舶来物品输入沿海港口后，由商贩们贩运、销往全国各地。我国商舶东起高丽、日本，西抵非洲海岸，十分活跃。
——摘编自王珍曙《元时期对外贸易的空前繁荣》
材料二 20世纪9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开始加速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等外贸法律相继出台、关税水平大幅降低等一系列改革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注入更鲜活的动力。其间，货物贸易规模以年均14%左右的速度持续扩张，200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743亿美元，是1978年的23倍，位列全球第七。贸易结构继续优化，工业制成品在中国出口贸易商品中的占比将近90%。出口市场几乎涵盖了全球所有经济体。对外贸易主体构成实现了多元化。外资企业通过投入资金、先进技术等与中国劳动力要素相结合，纷纷将中国作为生产与出口加工平台，使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
——摘编自盛斌、魏方《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70年:回顾与展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元朝对外贸易发展的表现及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9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基本特点及其意义。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作为“上帝的使者”兼“文化大使”的耶稣会士，直接在中西双方架设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就来华的耶稣会士而言，当他们面对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国家统一，经济与军事实力相对较强大的东方大国，而明智地认识到，唯有遵循“恪守中国的法度”礼俗，方能有在华立足安身的机遇。大量西书的传入，使得明末清初出现译书热潮，这些译著是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吸纳和摄取西方科学文化的重要源泉。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也把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输入欧洲，儒家思想在欧洲广为流传，对当时法国启蒙运动影响极为深刻。入清以后，清帝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为维护“华夏中心”的传统观念和“天朝上国”的地位，清廷竭力推崇明末以来逐渐形成的“西学中源”观念。1837年后，为清廷效力的传教士遂告绝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遂归于漫长的沉寂。
—摘编自马骏骐《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质》
材料二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国曾经派遣使团来到中国，以期达到通商的目的，而乾隆皇帝却拒绝了这一使团有关开商埠减课税的要求，理由是天朝物产丰盛，没有与他国通商的需要。回顾两者的社会背景，英国此时是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仍然留在封建社会不发达的经济形态中。英国屡次派遣使团来华的过程中，都在觐见皇帝之时发生冲突，即三跪九叩之礼。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廷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觉醒，开始了解、接受西方文化，更全面地关注到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地理历史、科学技术、经济贸易等。这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力，并使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转型。
—摘编自赵君尧《鸦片战争与近代中西文化冲突》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之际西学传入对中国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对西方文化态度的转变及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