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5、16世纪英国的儿童读物大多为礼节手册和训诫书，旨在用基督教教义教导孩子。18世纪后期，英国涌现了一批专为儿童创作的作家，他们往往将儿童文学作为教育儿童的手段，以期将儿童培养成符合成人理想的人，因而作品往往是寓含道德训诫的故事，说教性强。19世纪，在道德训诫故事的基础上，丰富多样、极具趣味性的儿童文学作品大量出现。
19世纪英国儿童文学代表作品
| 类别 | 主要作品 | 塑造的儿童形象 |
| 童话类 | 《金河王》《公主与妖魔》《北风的背后》《哈默林的花衣吹笛人》 | 勤劳、勇敢、善良、诚实 |
| 苦难类 | 《水孩子》《流浪儿》《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 | 贫困、孤苦无依 |
| 探险类 | 《捕鲸者彼得》《远在南美的大草原》《金银岛》 | 勇于冒险、追求财富 |
| 知识、科幻类 | 《蜡烛的故事》《时间旅行机》《摩若博士岛》《星际战争》 | 热衷科学、追求真理 |
| 幻想类 | 《爱丽丝漫游奇境》《荒诞诗集》《一个孩子的诗园》 | 富于想象、滑稽怪诞 |
——摘编自钟雅璇《论十九世纪英国儿童文学的人文关怀与游戏精神》
概括19世纪英国儿童文学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 A．市民自治传统渐趋消亡 | B．城市军事功能日益凸显 |
| C．政治需求助推城市发展 | D．教会统治地位发生动摇 |
| A．祭祀成为青铜器的主要功能 | B．政权更迭影响文化生活 |
| C．商周时青铜文化达到了鼎盛 | D．经济发展推动制度更新 |
| A．减少了政府的干预 | B．有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 |
| C．刺激了消费的需求 | D．促进了基层社会的治理 |
材料一 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城市都是与城墙相关的。 自古以来，中国城市就具备了城、池。城池保护了代表皇权的官府衙门，彰显着一个城市的特殊地位。到清末，在大部分城市，具有相当规模的商业中心已出现在城墙之外，实际上，很多会馆都建在城外。这样的现象在通商口岸尤其突出，比如天津、上海和广州。在这些城市，外国租界都在城外，华界都在城内……近代以来城市改造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拆除城墙。首先在天津，外国列强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占领了天津市，并且拆毁了城墙。从清末新政时期到1949年这一段时间， 中国许多城市的城墙被拆掉。旧城墙消失后，取而代之的往往是环城路和有轨电车。
——摘编自周锡瑞《重塑中国城市：城市空间和大众文化》
材料二 1939年5月3日和5月4日， 日军对重庆市区进行了大轰炸，都邮街街区的房屋建筑损毁严重，需要进行清理改造。重庆市工务局会同重庆市财政局于1939年 10月30日，提经第22次重庆市政会议议决通过改造计划。改造过程中调查发现“都邮街、会仙桥原有街道转弯处成一反面曲线，交通秩序不易维持，车辆往来又多”，于是将原有街道改成直线。到1940年初，随着街道大规模的改建和都邮街广场的修建，战时重庆城市的空间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新辟道路大多在市中区干道两侧或附近， 民生路、民权路、民族路、大同路、建国路、临江路、 中兴路、凯旋路等都与都邮街广场相连，城市中心向都邮街广场转移，市区新格局基本奠定。
——摘编自谭刚《重庆城市广场政治空间的形成与抗战精神动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近代中国城市改造过程中拆除城墙现象。(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抗战期间重庆城市改造的特点。
材料 近代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一个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他们所理解的“民主”呈现出多样性。概括而言，主要表现为如下：“民主”即为“民本”; “民主”即为“君主”;“民主”即为“民权”;“民主”即为“自主”;“民主”即为“民治”; “民主”即为“平民政治”;“民主”即为“共和”;民主既为“社会民主”。由此而言，问题的关键不是强求大众清一色的认知“民主”,而是理解每个人使用“民主”的方式。
——摘编自颜德如《近代中国人对"民主"的七种理解》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政治学说不断输入中国。对于其中的核心政治概念“民主”,近代中国人表现出“理解”的多样性。请从材料中提炼一个合适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阐述。 (要求：观点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A．推动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 | B．为尼日尔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
| C．保留了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 | D．延续了法国在尼日尔的统治政策 |
| A．利于树立文化自信 | B．宣传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 |
| C．意在重建儒家伦理 | D．为五四运动奠定思想基础 |
材料一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为了农村赈灾和反共的政治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将西方传来的合作社思想付诸实践，开始用行政命令主动发起农村合作运动。在“救治农村”“调节农村金融”的口号下，通过政府的组织和宣传，将城市银行的剩余资金贷往农村，创办信用合作社。1928年，国民党中央执监会通过了《组织合作运动委员会建议案》，将其规定为国策运动之一。“经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提倡，始逐步具体化、普遍化，益以各方面的推动，合作事业之进展逐日形蓬勃矣。”但终因未能改变封建制度，农村合作运动未能起到挽救农业危机和复兴农村经济的功效。
——摘编自傅宏《论1927—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
材料二 国共十年对峙时期，为了解决中央苏区粮食极度缺乏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合作社，并设立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负责管理。1930年2月闽西根据地发布的《合作社讲授大纲》作为第一个向群众系统讲述合作社的宣传材料，提出了合作社的多项原则，如合作社以增进社员共同的经济幸福为目的，社员必须是自动结合的，等等。1932—1933年，苏区政府相继颁发了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等法律规则，推动了合作社的迅速发展。如他们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为调剂劳动力和耕牛以促进生产而自愿结合组建劳动互助社、耕田队和犁牛合作社等。1934年2月，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成倍增加，在反经济封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摘编自葛文光、李录堂《新中国成立前农村合作社的历史沿革及其评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20年代后期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农村合作运动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30年代苏区农村合作运动的特点及意义。
民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华民族”
1912年9月，《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本国之部》作为教科书首次使用“中华民族”说法，它既强调汉族的主体地位，也说明其他各族（五族）与汉族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实体。同时期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新制本国史教本》等书虽大力宣传“五族共和”观念，但均用“中华民国”表述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并未成为首选。
1923年，《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成为民国时期第一个使用“中华民族”表述民族实体的历史课程纲要。依据纲要编订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将五族扩大为七族，华族为主体，注重各民族的分合、发展及民族间关系的阐述。1929年，《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施行，“中华民族”一词在历史教科书中频繁出现，内涵也更加丰富，并与“中国民族”“华族”等词汇并用。
1932年，《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强化并凸显民族叙述，中小学教科书纷纷以“概念”的形式使用“中华民族”一词。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修订初高中课程标准，明确了“中华民族”的核心概念地位，并强调“中华民族演进”“民族融合与扩大”“全民族团结”“近代所受列强之侵略与原因”“中华民族之形成与现在之复兴”等内容的讲述。“中华民族”正式成为族名，得到了国民政府的认可。抗战胜利后，仍作为教科书的核心概念保留并传承。
——摘编自杨梅《民国历史教科书中“中华民族”一词的概念史解读》
对民国历史教科书中“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发展演变进行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