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世纪中叶，欧洲机械钟表通过商贸途径传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机械钟表在明清时代主要局限于天学领域，清代钦天监则已多用机械钟表计时；装饰功能的“玩具”或许是清代机械钟表最常见的社会身份。明清钟表那些精致、复杂的自动显时功能是会让人心旷神怡、兴趣盎然的。礼品则是明清时期钟表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功用，无论是在国际外交场合，还是君臣间的贡献、赏赐，乃至亲友间的馈赠，机械钟表都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晚清时代，伴随着西洋钟表的大量流入，西方的 hms（时、分、秒）制在中国进一步流传开来，到了19世纪后半叶，钟表在社会中层已达到了一定的普及率。

——摘编自任杰《中国近代时间计量探索》

材料二   我国早期国产表设计均仿自外国表，以瑞士表为主。1966年，天津手表厂设计研发出我国第一只摆脱仿制机芯手表——“东风牌”手表。这一时期民用表设计的装饰题材多取自体现爱国爱党，反映人民当家作主以及向往新生活的内容，阳刚、健康、粗犷的工人、农民、战士形象主导了这一时期社会主流审美。至七十年代民用表的用户群开始迅速扩大，民用表已然成为大众化的日用工业品四大件之一。在短缺经济和计划体制的背景下，如何降低生产成本、如何延长使用寿命，以充实市场上民用表的数量供应，及降低用户民用表更新频率，成为该时期的民用表功能设计需要突破的首要问题。民用表初创期的积累为我国民族制表业在下一阶段的成功调整转型突破打下了坚实基础。

——摘编自黄舟子《建国以来国产民用表的设计发展研究》

材料一   在19世纪初，围绕“如何解释中国，英国人该如何和中国人做生意”这一问题，英国“自由贸易派”认为：十三行不怎么热衷进口西方商品，不代表中国市场对西方商品完全不感兴趣，因为在正式贸易以外，还存在大量的走私贸易；中国人实际上是和英国人一样喜欢经商；清朝政府恐惧汉族人与外国交流，妨碍清朝人进一步接受西方产品的就是清朝官方的法令和制度；从历史上来看，沙皇俄国打通与清朝之间的贸易大门，靠的是展示武力而后谈判。所以要促使清朝改变贸易政策，最好的办法是强硬手段。

——摘编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材料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先后通过了《1974年贸易改革法》《1979年贸易协定法》《综合贸易和竞争力法》(1988年),宣布美国的贸易政策由“自由贸易”逐渐转变为“公平贸易”。这些法案赋予总统以动用各种手段来反对“非公平贸易”的权力，包括因贸易逆差问题、劳工权利问题、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原因向其他国家发起报复性贸易制裁。在具体适用层面表现为，美国指认他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如何侵害本国利益，并据此附以相应“救济”措施。与此同时，当美国的贸易政策与国际法冲突时，美国政府公然声明法律冲突之下以美国国内法为准。对“公平贸易”政策的青睐逐渐超越党争，在美国高层政客中达成共识。

——摘编自朱洁《美国的“公平”贸易，真的公平吗?》等

材料一   到16世纪60年代，经历了嘉靖年间倭寇骚扰沿海的大动乱时代之后，朝廷终于认识到，大海是闽人赖以生存的基础，在福建禁止海外贸易是不可能的。如许孚远说：“看得东南滨海之地，以贩海为生，由来已久，而闽为甚。闽之福、兴、泉、漳，襟山带海，田不足耕，非市舶无以助衣食。其民恬波涛而轻生死，亦其习使然，而漳为甚……当事者尝为厉禁。然急之而盗兴，盗兴而倭入，嘉靖之季，其祸蔓延，攻略诸省，荼毒生灵。”因此一些官员提出废除过时的海禁令，允许通商，以求化寇为民。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放海禁。这次开海在中国古代经济史和对外贸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史称“隆庆开放”。史载隆庆初，仅月港一地，“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成效显著。

——摘编自冯之余《明代“隆庆开放”与海上贸易发展》

材料二   1843年制定的税则规定中国进口税实行低税率，西方商品进入中国的通商口岸几乎不存在任何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税务司更是掌握在打开中国大门的外国人手中，这极大地便利了外国商品的输入。西方人评论说：鸦片战争后，“没有任何事物防阻一个外国人……在上海开舱时，卸下一船棉花；或是设若该外国人无所忌惮的话，卸下一船鸦片，或是……将这批货载到西藏的边境，或经由运河到天津和北京，或总而言之到任何地方，同时沿途兜售”。

——摘编自荣宏庆、李玮《从历史考证五口通商对我国沿海经济的影响》

材料三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的报告，确认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同时决定在深圳、珠海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决定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百年大事记（1921—2021年）》

材料一   盛唐年间，出于巩固新拓领土和加强边疆守备的战略需要，在边地设十节度使，领边防节镇。后内地刺史加受节度使衔。安史之乱后失于外，尾大不掉，终于酿成藩镇割据。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厉行中央集权，走向剥夺地方，强干弱枝的极端，限制和破坏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宋代是外患最多的时期之一、而北宋统治者抵抗无力，至于南渡偏安，其中地方无实力，易于虚弱瓦解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材料二   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重之弊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一   永乐时期，内阁不过是一个待左右、备顾问的秘书性机构而已，自仁宣之后，由于得到皇帝的信任与青睐，内阁权力日益增长，逐渐有了票拟权和参与评议朝政的权力。嘉靖万历时期，内阁的发展达到顶峰，内阁得以以部院之职兼任大学士，品秩日渐加尊，班列也位于六部尚书之上。明初宰相制度废除后，分相权于六部，六部实际上成了最高一级行政机关，而嘉靖之后，内阁渐夺六部之权，至万历时，内阁首辅已俨然历代之“宰相”。

——摘自武萍《明代的内阁制度》

材料二   从1688年“光荣革命”一直到1832年第一次议会改革，英国国王依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决定内阁的去留，内阁时而听命于议会，时而听命于国王，因此，在18世纪前期，英国虽然形成了内阁，却没有确立内阁制。直到1832年以后，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新兴工业资产阶级成长为统治阶级中最强大最富有的阶级，相反，土地贵族的力量迅速衰落。统治阶级各部分经济实力的演变终究要体现于国家政治权力的分配上。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及其代表在政府和议会中一步一步扩充势力，王权迅速衰落，议会主权迅速确立。因此，在十九世纪中期，英国内阁制的各项原则逐渐确立，并最终形成了责任内阁制。

——摘自韦荣建《论英国内阁制度形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