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罗主义”的演变
1823 年，门罗总统发表宣言，宣扬“美洲事务是美洲人的事务”，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欧洲同样不得干预美洲事务，即“门罗主义”。
1890年，哈里森总统组织召开泛美会议，企图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泛美联盟，打着美洲联合的旗号，频频干预拉美地区事务。
1898 年，借口“缅因号”爆炸事件发动了与西班牙的战争，获得了西班牙在拉美地区的殖民地，美国从此走向了对外扩张之路。
1902 年，西奥多·罗斯福提出了著名的“大棒政策”，就是以实力为核心、以武力干预为手段、以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美洲体系为目标。
1903年， 策动哥伦比亚巴拿马省独立， 占领巴拿马运河区； 1906-1920 年间， 四次武装干涉古巴。
1903 年，塔夫脱总统鼓吹“金元外交”，“以美元代替枪弹”对拉美进行资本渗透，进一步排挤欧洲国家在拉美的经济势力。以尼加拉瓜为例，美国政府与民间资本大量涌入，控制了当地许多自然资源与铁路。1911 年，美国政府干涉尼加拉瓜财政部改组，彻底控制了该国铁路。
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提出，“在世界政治的领域里，我将使本国遵循睦邻政策”“决心尊重自己，因而也尊重邻国的权利”。
1934 年，美国策动谋杀尼加拉瓜民族英雄桑地诺将军；1935 年，参与镇压巴西民族解放运动；1937 年，在巴西制造法西斯政变；1954 年，策动武装叛乱，推翻了危地马拉阿本斯民主政权，从而使“睦邻政策”彻底破产。
——据李永龙《“门罗主义”发展演变探析》等
“门罗主义”“大棒政策”“金元外交”和“睦邻政策”，体现了美国对拉美政策的演变。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评析这一演变中的“变”与“不变”。19世纪英国“洁净食品运动”。19世纪，英国越来越多的人口远离食品生产者，转而依靠中间商来供应食品，食品掺假泛滥。以烘焙业为例，自1815年英国政府废除《面包价格法》后，伦敦四分之三的面包师以低于正常市场的价格出售产品，掺假是最常见的手段。1820年，化学家阿库姆首次采用化学方法分析食品成分，发现用明矾漂白劣等面粉冒充上等面粉，其著作对掺假食品的揭露，各大报刊杂志进行介绍和评论，使食品掺假问题成为英国社会关注的一个突出问题。工人阶级是掺假食品的最大受害者。“(他们)买的土豆多半都是质量很差的，……猪板油是发臭的，肉又瘦，又陈，又硬，都是老畜的肉，甚至常常是病畜或死畜的肉，往往已经半腐烂了。”食品行业担心议会出台相关法案来强制解决掺假问题，因此，相当数量的商人开始自发售卖洁净食品，形成了一场“洁净食品运动”。例如，烘焙业连续成立了数家大公司，旨在生产不合明矾和其他掺假成分的面包。工人阶级以合作社的形式加入洁净食品运动中来。1844年罗奇代尔先锋合作社的合作商店正式开业，主营面粉、黄油和奶酪等洁净食品。由于罗奇代尔合作谷物工厂生产的纯净面粉不掺明矾等增白成分，比工人群体日常食用的掺假面粉颜色更深，遭到了工人们的抵制。中央合作社为了让工人消费者“醒悟”，特意出版了一本关于掺假的小册子，并聘请讲师向全国各地的工人群体解释。在合作社的推动和鼓励下，饱受掺假食品之苦的英国工人阶级开始食用纯净食品，逐渐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来。1860 年以后，英国政府陆续颁布《食品掺假法》、《食品与药品销售法》等，经过半个多世纪，英国基本上建立了行之有效的食品安全立法体系与监管体制。
阅读上述材料，结合所学，评析19世纪英国的“洁净食品运动”。材料 19世纪中期，英国公共卫生状况恶化，政府开始全面介入公共卫生管理。1848年通过的《公共卫生法》创设了中央卫生管理主导机构——卫生总署，积极推进“中央化”的公共卫生管理。卫生总署通过设立地方附属机构，赋予地方处理供水、房屋排水、下水道建设与修缮等权力。但这是一部许可性法案，缺乏强制性，加上地方当局抵制中央监管，公共卫生管理成效不高。
英国政府认识到应在突出法律权威与中央执行力的同时，尊重英国的自由自治传统。1858年通过修订1848年法案精神的《地方政府法》与《公共卫生法》，将卫生总署卫生管理权转到枢密院。枢密院特别成立医务部，发挥医生专业作用，重视医学实证研究，为公共卫生管理提供科学指导。地方管控则遵循《地方政府法》，转交给内政部负责。内政部遵从“自愿”原则，赋予地方政府进行消防工作、清除街道障碍物等强制性权力。
卫生总署被撤后，卫生管理机构各行其是。1871年通过《地方政府事务部法》，合并了内政部、枢密院等机构，将其职能归并到新成立的地方政府事务部中。事务部统筹负责地方卫生事务，只在地方卫生机构消极懈怠时，才会干预地方事务，呈现出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并适当接受中央监督指导的特色路径。
在整个19世纪中后期，影响英国的主要传染病致死率都大为下降，英国人口死亡率从1841—1850年的22.4降至1891—1900年18.2‰。国内公共卫生管理制度建设稍有成效，被迅速推广到殖民地，并影响欧、美各国。
根据材料，评析英国公共卫生管理制度。材料 1950年6月，中央重工业部计划司发布《国营工业经济计划工作的组织与方法》，明确提出工业经济计划需要包括七个部分，强调“所有一切与生产及建设相关的全部经济内容都包括在内”。政务院先后成立了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等工业管理部门。
在“一五”期间，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统一管理、直接下达计划指标的产品由1953年的115种增加到1956年的380余种。而“计划一经批准，一般不予修改”。1953年10月，财政部下发《关于编制国营企业一九五四年财务收支草案各项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燃料、重工业、一机、二机、纺织等各个部门所属的国营企业“基本建设支出，技术组织措施费，新产品试制费，零星固定资产购置及各项事业费，均属经济拨款之范围，应悉数列入财政收支计划‘预算拨款’的有关项目内”。在具体实践中，1951年至1954年，国营企业的定额劳动资金由财政和银行分别供应，1955年至1957年则实行国营企业自有流动资金计划定额全部由财政拨款的制度。国营企业从原料供应、要素价格、生产过程、财务重要等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政府的严格控制。
——据郑有贵《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概括指出材料所反映的国家对国营企业的管理举措及其呈现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新中国过渡时期对国营企业的管理体制。
材料 在一定程度上，中东地区战争频繁是美、苏“冷战”对峙、争夺世界霸权的产物。为保证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实力，美、苏一度制造“不战不和”的局面，从而阻碍了中东问题的解决。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埃及总统萨达特认识到战争无法解决问题，开始谋求以和平方式来解决中东问题。1978年，美、埃、以三国首脑签署了《戴维营协议》，埃以之间开始了通向和平的努力。然而埃及的单独媾和行为引起了部分阿拉伯成员国不满，同时，埃及国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策划暗杀了萨达特总统。
埃及与以色列的握手言和推动了中东的和平进程。（1993年，巴、以双方在美国签署了《奥斯陆协议》，这是中东和谈的一个重大突破。然而，和平之路并不平坦。1995年，推动巴以和解的以色列总理拉宾再一次群众集会上被犹太极端分子刺杀身亡。此后不久，以色列右翼集团执掌政权，在中东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
时至今日，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仍然面临着各种困难。双方在许多具体问题上针锋相对，巴勒斯坦内部如“以暴抗暴火的活动和以色列“以暴制暴”的军事镇压，造成双方相互仇视和冤冤相报，使暴力冲突不断，中东的和平进程异常艰辛。
——摘编自高中历史岳麓版选修教材《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中东的和平进程异常艰辛”。
材料一 中华文明早期呈现“满天星斗”式起源。庙底沟式“花瓣纹”彩陶、龙崇拜、以玉为美等早期文化现象普遍存在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中。
先秦时代，华夏与四夷交错分布，迁徙互动，逐渐形成“五方之民”共天下的格局。儒家的“一天下”，道家的“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法家的“陶天下而以为一家”，墨家的“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义也”等，体现了对归于“一”的重要共识。
——摘编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典籍文物”展览
(1)阅读材料一、指出先秦时期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结合所学，简述推动此趋势形成的历史条件。材料二 要统一后，“法令由一统”“事皆决于法”。受“以吏为师”的影响，汉朝官员多明习法律，这类“文史法律之吏”也称“文吏”。文吏治国大多推崇法家“以刑杀为盛”的理念，通过严刑规范民众的行为。同时，大力打击地方豪强，削弱地方邪恶势力。据记载，三温舒曾对郡内的奸猾豪强大肆搜捕，以致“郡中无犬吠之盗”。
重仲舒以先秦儒家思想为主体，杂糅各家学说中有利于维护君主统治的因素，由此逐渐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正统法律思想。其内容主要有“法自君出”、以“三纲”作为立法原则、“经义决狱，刑有等级”等。“经义决狱”即“春秋决狱”，其原则主要是“论心定罪”，即根据罪犯的“心”中动机判定是否有罪，强调“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董仲舒之后，两汉经学大儒竞相以儒家经典解释法律，不仅对汉晋法律有直接影响，而且对古代中国的法制产生了深远影响。伴随通晓儒学的士人进入国家队伍，出现了“儒生——文吏”共治的局面。
——摘编自《周秦汉唐法制史》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评析汉朝“儒生一文吏共治”现象。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贵族都豢养大批门客为己所用，秦国更是一个将客卿选官制度实行较好的国家，如公孙衍、张仪、吕不韦、王翦、李斯等人均是由客卿出仕的典型人物。客卿选官制度是在选官层面上对世卿世禄制度的一种挑战，然而这种挑战并未对世卿世禄选官制度造成颠覆性的影响。
材料二 《商君书·赏刑》言：“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乃得入兵官之吏。”《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汉书·武帝纪》记载：“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王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自武帝初立……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罢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王凯旋《“崇文”抑或“尚武”—秦汉选官思想探析》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战国至秦代进入秦的官僚体系的途径及其制度依据。(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秦汉选官思想的变迁。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面对西人的坚船利炮，一些传统科学家开始零星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这一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潮流被魏源高屋建瓴提炼为“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启了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的大幕。……对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影响较大的，是一批在1850年代以后特别是洋务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致力于翻译西方科技的传统科技工作者。李善兰在他与传教士艾约瑟合译的《重学》序言中说：“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展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数明也。”……民国建立，“科学救国”作为一种思潮真正形成，孙中山辞职后以实业救国相号召，任鸿隽、杨铨等革命青年远涉重洋学习科学，与“实业救国”同一“理路”。也就是说，像任鸿隽、杨铨等主动选择弃官从学者，主要是从“科学救国”这一角度出发，走上留洋求学道路。
——摘编自张剑《从“科学救国”到“科学不能救国”》
请简要评析近代“科学救国”思潮。序言中的历史我以很大精力来专门研究革命和革命的方法。我最感兴趣的人物是汉尼巴耳、克伦威尔、拿破仑、列宁、马志用（注：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重要人物）、甘地⋯⋯在研究了甘地的政策并以几个月的时间观察了它的效果之后，我开始看到，当这个政策得到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支持的时候，它就可能成为解决殖民地问题的办法。
正是在组织人民大会党的时候，黄金海岸的工人和青年人在政治上重新觉醒起来了。参加过1939年爆发的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回到了黄金海岸；在他们有机会拿自己的命运同其他国家人民的命运加以比较之后，他们就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满；任何路线，只要能改善他们的处境，他们就准备采取。人们对英国直到当时为止所采取的殖民政策普遍感到不满，对于英国极力鼓励部落封建主义的间接统治政策尤其感到不满。……（我）力图使人民大会党成为实现人民意志和愿望的民主工具。1951年，我们通过自由选举取得政权。三年后，以及后来在1956年，全国人民又给予我们以同样的信任。（注：1957年，恩克鲁玛带领黄金海岸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改名加纳）
——【加纳】克瓦米恩克鲁玛《恩克鲁玛红序言》（1956年10月）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艾德礼的观点加以评析。材料一 西汉初年，推行郡国并存的二元政体，产生了政治保守、人才匮乏的问题。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广招天下贤士，董仲舒以“天人三策”得到赏识。思想大一统，必须辅之以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制，才能得以有效推行。为此，汉武帝在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确立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领域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制度变革。其后，汉武帝基于构建“大一统”王朝的需要，先后对匈奴、南越、西域、西南夷等展开了一系列经略行动。
——摘编自李大龙《汉武帝“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及实践》等
材料二 唐初，国内战争刚刚结束，灾害频繁。贞观元年(627 年)三月，长孙皇后也亲率内外命妇养蚕。唐太宗时期，朝堂出现了“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的局面。与此同时，羁縻府州制度和军镇屯戍制度得以确立，突厥、契丹纷纷来降，唐朝取得了对周边民族交往战略上的主动权。唐太宗曾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肤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摘编自刘歆立《唐太宗治国理政思想剖析》等
材料三 清朝迁都北京后，承继明朝基本制度而损益之，通过科举制度等名利之具笼络知识分子，惩治贪腐，荡涤积弊，推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等制度，堵塞私派加征，先后推行“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士民一体当差等政策。清朝平衡了满汉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成为中国历史上处理民族关系水平较高的王朝。清政府废除圈地、投充等弊政，招徕流亡，奖励垦荒；组织大规模的治河导运，实现了黄淮百年安澜、漕运畅通；推广种植玉米、番薯、马铃薯等作物。在各族人民的共同艰苦奋斗下，清朝经济繁荣、民族统一，达到了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
——摘编自顾春《康乾盛世——清王朝的兴衰史鉴(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汉武帝与唐太宗治国理政措施的异同。(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中国古代的所谓“盛世”(“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