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之际，启蒙思想是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在政治思想上的反映。这是一个对空谈心性的灾明理学末流进行批判、新旧思想观念激烈冲突的所谓“天崩地解”的时代，是在最广泛意义上开始探索新世界、设计人类社会新计划的所谓“天工开物”的时代。此时的启蒙思想家以各自的表现方式，比较全面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和统治阶级的昏庸无道，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和各种禁锢人性的陈规与说教。这一时期，有的思想家提出了“自由私产”“夫私者，人之心也”“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的主张，有的说“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必使治天下之举皆出于学校”，有的讲“法有可采，何论中西”，“寓通几（即哲学）于质测（即科学）”，倡导求实学风，对宋明以来“蹈虚空谈”的学风是一个否定。
——摘编自张华荣《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简论》
材料二 中国近代启蒙是在民族救亡的大背景下发生的，由于知识分子的优患意识、危机意识的存在，外来思想输入中国后常常被赋予中国式的解释以达到政治目标，不可避免带有中国特点。即不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和启蒙思想转变的内在理路，前者可划分为戊戌启蒙、辛亥启蒙和五四启蒙，后者可概括为传播现代理念、建构现代国家和塑造现代国民三个方面。从戊戌启蒙到五四启蒙都有近代欧洲启蒙的批判精神。然而，近代启蒙的遗产不是理性的实现，而是“工具理性”的实现，个人自由、解放服从于国家独立、富强，民族解放高于政治民主。清末民初，中国传统社会的观念、规范、制度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现代社会的规范、制度还没有真正确立，这是一个"两头都不靠岸"的时代，启蒙者忽视了启蒙思想内在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但是启蒙的批判精神仍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所需的推动力量。
——摘编自杨全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演进的逻辑与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提出的进步主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国古代和近代启蒙思想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 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观念对宗教神学精神统治之下人们潜在的本质论思想产生了巨大冲击。一直以来，人们信奉的是上帝创造万物，物种各从其类繁殖，物种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达尔文进化论通过自然主义的科学解释以雄辩的事实大声质问《圣经》的真实性，上帝创世论更多地成为了故事般的讲述。就连宗教内部也由此分化为保守的基要派和开明的现代派，宗教陷入进化论的泥沼中信徒的信仰也暂时地迷失了。
——摘编自张骥《达尔文进化论对宗教思想的影响1859-1909》
材料二 严复通过译著向人们介绍支配生物进化发展的原则即“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难以适应生存环境者为环境淘汰，能够得以生存者皆强悍优良的品种。当今世界，一切民族都在为生存而竞争，不断进化的民族将获得生存与发展，否则就会“弱者先绝”，如“美洲之红人。澳洲之黑种，何由自交通以来，岁有耗减？”中国当时危机四伏，要救国于水火之中，只有变法维新，追求富强，否则就会在竞争中灭亡。
——摘编自蒋慕东《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及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达尔文进化论的社会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严复宣传进化论的特点及原因。
“汉人”称谓始见于楚汉相争之时，其指汉王刘邦一方人员之统称，还不具有族属和文化含义。随着西汉政治、文化和族源历史整合的推进，到汉武帝时代，与“诸侯人”相对而言的狭义的“汉人”完全被融政治、文化、血缘和族群于一体的广义的“汉人”所取代。在整体意义上完全具有族别功能的“汉人”认同产生的同时，“中国一体”的国家意识也开始凸显。
——刘志平《汉代的“汉人”称谓与“汉人”认同》
(1)依据材料，指出“汉人”含义的变化，结合所学分析变化的原因。
以行政区划而言，元朝统一后，边疆和内地在管理上存在差异，但又有相通之处。内地设立州县，云南也实行州县制，但普遍用土官任职；藏族地区未采取行省制度，而由中央宣政院直辖，有实在的行政管理，包括设官命职、开辟道路、建立驿站、清查户籍等等。汉、唐等前代中原王朝尽管一度也拥有广袤的版图，但是这样的版图维持时间并不长久，控制手段的不足和外患的存在加剧了边疆离心倾向。而元朝未发生过某一地区脱离统治的情形，它稳定统治了中原和边疆一百多年，始终保持辽阔的版图。
——摘编自张帆《元朝的多民族统一与国家认同》
(2)依据材料，概括元朝大一统国家的治理特点并分析其作用。
| ①经西昌、泸沽，进入彝族同胞聚居的地方。我们坚定地执行毛主席规定的民族政策，与沽基族首领结盟修好；并使老伍族中立；对受蒋介石特务支持利用，不断袭击我们的罗洪族，则反复说明我们是帮助少数民族求解放的。就这样依仗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赶到安顺场渡口。 ——《刘伯承回忆录》（1981年） | |||
 | ②1935年5月，为顺利通过彝族区，中革军委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中写道：“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  | ③长征亲历者黄镇于1935年5月创作《红军彝族游击队》，描绘了红军长征进入彝族地区，得到彝族沽基家族的支持，成立了中国红军彝民支队，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 |
(3)分别指出①②③的史料类型。依据史料，说明其反映的共同历史信息。
以下表格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新疆和西藏地区开展的民族工作。
| 序号 | 史事 |
| ① | 2006年，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由国家整理出版，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 ② | 1978年，新疆仅有1个民航机场、9条区内航线。2014年，已建成运营16个民航机场，开辟了155条航线，成为中国拥有机场数量最多，开通航线最长的省区 |
| ③ | 截至2014年底，19个援疆省市共拨付援疆资金536亿元，实施援疆项目4906个，依托援疆省市累计引进各类合作项目6482个，到位资金8277亿元 |
| ④ | 截至2015年9月，新疆现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113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550处 |
| ⑤ | 2012年至2022年，在中央支持下，西藏接待旅游人数从1058.39万人次增加到3002.76万人次，旅游收入从126.48亿元增加到407.07亿元 |
| ⑥ | 截至2023年11月，西藏累计建成5G基站超8700个，发展5G用户184万户，实现所有乡镇5G网络全覆盖，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
(4)从上表中任选两个史事，写出序号，提炼一个主题，并对主题进行说明。
材料一 俾斯麦担任宰相期间，德意志帝国实行均势外交，缔结了以下主要条约（见表）。1890年，德皇威廉二世将俾斯麦解职，并拒签再保险条约，德国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转变。
| 时间 | 名称 | 参加国 | 内容简介 |
| 1873年 | 三皇同盟条约 | 德、俄、奥 | 如果遇到有第三国侵略危及欧洲和平时，三国应该立即商讨共同的行动方针。 |
| 1879年 | 德奥同盟条约 | 德、奥 | 缔约国一方遭到俄国的进攻，他方应以全部兵力援助，并不得单独媾和；一方遭到第三国（指法国）进攻，他方应采取善意的中立。 |
| 1887年 | 地中海协定 | 英、奥、意 | 在俾斯麦的推动下，三国共同维持近东现状，保护黑海海峡和确认土耳其对保加利亚及小亚细亚的宗主权，共同抵制俄国影响在土耳其的增长。 |
| 1887年 | 再保险条约（相对于德奥同盟条约） | 德、俄 | 缔约国一方如与第三国（法国和交战时，另一方应保持善意的中立，德国承认俄国在保加利亚占优势的合法性。 |
——摘编自姜爰晟《卑斯麦外交模式及其启示》
材料二 德国要成为世界政治大国！这句话本身就足以引起欧洲和世界的震动。亨利·基辛格博士有句名言：“至少300年来，德国的地位问题一直是欧洲稳定的关键所在”。自从1871年俾斯麦通过铁血政策统一德国后，德国就没让欧洲和世界歇心过。这个能量特别巨大的民族，表面严肃但内心却蕴藏着炙热的欲望岩浆，他们不甘平庸的行为，希望“要么不干，要干就要杰出”，结果却是“要么像圣人，要么像魔鬼”。
——摘编自孙恪勤《德国，走向政治大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德意志帝国均势外交的特点，并指出1890年后德国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德国谋求世界政治大国的目标能否实现，并简要说明理由。
材料一 儒家文化经过春秋战国的争鸣与实践，已然成为秦汉以来统治者实现儒家大一统治边思想的有效途径。秦朝通过边疆区域移民方式，令华夷混居杂处，引导边疆民族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汉朝根据边疆民族文化特点，采取“以其故俗治”的文教策略，努力倡导中原民族与边疆民族的多元互动，受到良好的效果。蜀汉诸葛亮针对夷人“征巫鬼，好诅盟”的风俗，亲作“图谱”以示尊重，目的是将儒家文化引向西南边疆民族区域。南北朝时期，北部边疆民族纷纷内迁，在风俗习惯上禁胡语、着汉服、改汉姓，鼓励与汉人通婚。唐朝则把“和亲”“羁縻而治”文教理念运用到了极致，在宽容的宗教政策基础上，将唐朝的“声威”和“教化”传播到遥远边疆民族区域。清代采用“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宣”的“从俗从宜，各安其习”，尊俗重教的治边文教措施。
——摘编自程妮娜《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研究》
材料二 随着斯大林时代的到来，苏联开始以行政命令在少数民族中强制推行俄语学习，这样的语言政策一直延续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强制的语言政策下，到1989年非俄罗斯民族人口中已有68.4%的人掌握俄语，但少数民族语言的实用领域也相应地萎缩，排挤、歧视少数民族语言的现象一直存在。以语言的同化抹杀民族差别、实现融合的政策尽管得以强制施行，但在实际上引发了少数民族成员的抗拒心理。同时，斯大林极力抬高俄罗斯民族，将其称为“苏联各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公认的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并公开在历史、文化方面贬抑其他民族。这种意识形体的宣传，从短期来看，主体民族的优越感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情感，加重了非俄罗斯民族的不满和对抗心理。从长远来看，滋长了各加盟共和国对联盟中央的离心力，为苏维埃联盟的稳定埋下了祸患。
——摘编自王东波《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政治认同问题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统治者为治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而采取的政策，并分析其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苏联所推行的民族政策的失误，并思考其对我国今天处理民族关系有何启示。
材料一 民国初年，历史教育的内容和重心逐渐发生变化。以中华书局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为例，此书陈述专制政体形成的原因及其弊端；对于历朝开国君主的横暴和末代亡国的经过予以渲染，“以警国民之顽固未化者”。晚清时期历史教科书中一般以“人种”来叙述民族。辛亥革命后，李大钊指出只要具有中华民国的国籍，就都属于新中华民族。钟毓龙编的《新制本国史教本》以五族共和为纲，“其(指其他民族)与汉族接触冲突之处，亦一律平视，绝无轩轾”。历史教育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历史教科书开宗明义讲述历史与国家的关系，指出“人必能对国家尽义务，为社会尽责任，而后谓之有人格”。
材料二 抗战时期不少历史教材对我国民族强盛和衰落之原因，强盛时在世界文化上所处的地位等，“均不厌求详，期有以唤起民族精神，使知我民族在世界文化上地位之重要”。 此外，教科书对近代帝国主义之侵略，外交政策之失败等，为“最为注意之点”,求振奋民族之精神，洗雪我国之耻辱。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严重，《殖民地独立运动》,《世界民族解放战争的教训》《世界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之类的著作出版增多，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这类著述显现出重要现实意义。抗战时期对“边疆”论述逐步课程化和专门化。有识之士主张强调边疆各民族与内地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民族外来说逐渐被摒弃。
——摘编自邓燕《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初年的历史教育的特点及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抗战时期我国历史教育的重点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时代价值。
材料一 《唐律疏议》中有十恶重惩原则，如谋反：“谓谋危社稷”。然王者…奉上天 之宝命……为子为臣……将起逆心故曰“谋反”。如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 母……”。如大不敬，指对帝王不尊敬的言行，为帝王配制药物有错误，为帝王做饭菜误犯食禁，无礼对待帝王派遣的使者。如不孝，指对直系尊亲属有忤逆言行；居父母丧时嫁娶作乐，脱去丧服，改着吉服。如不义，“谓杀本属府主、刺史、县令、见受业师，吏卒杀本部五品以上官长”……此外还有八议原则：亲、故、贤、能、功、贵、勤、宾这八种人犯罪“大罪必议，小罪必赦”。以及刑事责任年龄及老幼废疾减免刑法原则（七十以上老人，十五 以下儿童），死刑复议原则等。
材料二 1905年的“洛克纳诉纽约州案”是一桩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劳工权益案。当时，经过工人阶级的艰苦斗争，纽约州议会终于通过一项法律，禁止面包房老板让雇工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一个叫洛克纳的老板第二次违反这一法律时，法院对他处以50美元的罚金。洛克纳不服，最终把这个案件上诉到了最高法院。洛克纳的辩护律师声称： 纽约州的这项立法偏袒工人，损害老板，因此违反了宪法修正案第14条中“平等保护条 款”。而且，宪法第5条修正案，也禁止各州不经过正当法律程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权，而“程序”就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而建立。19世纪末的美国，资本权力几乎决定了一切。这期间，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判例确立并发展了这一原则。因此，经过激烈的辩论，最高法院以5比4的票数判洛克纳胜诉。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对《唐律疏议》的原则进行简要说明。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概括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的基本特点。
在西方,大工业造成了近代大城市、新城市的产生,其主流是工业城市。由于城市数量、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等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环境问题,诞生了近代城市规划。英国于1848年颁布了《公共卫生法案》，其标志着近代城市规划的兴起。自此，中央政府通过立法对地方政府履行职能的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必要时予以强制执行，地方政府则在相关法案授权和中央财政支持下开展城市规划实践。
中国近代城市化是西方商人来华、农民进城经商的城市化，其主流是商业城市,并仅限于几个开埠城市,如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即使有工业带来的城市化,也仅限于外资工业、军事工业。与西方的新城市开发规划比较,中国即使同一城市的新市区规划也互不相干，无城市的整体性可言。无论是欧美人租界、还是日本人的铁路附属地以及中国人的商埠区(济南市)、新市中心区(上海市)规划建设,虽然具有不同形式和表达方式,但都体现出各自心目中的政治意图和对欧美城市意象的追求及向往,包括古典的、近代的、殖民式的等。
——摘编自李百浩《中西近代城市规划比较综述》等
阅读材料，提取信息，结合所学，阐释城市化所折射出的中、西时代特征。要求：依据材料和题目要求提出一个论点，依据论点进行论述(分别概括近代中、西城市化的特点，分析原因)，最后进行总述。材料一 至迟于《史记》已明确提出“各民族同祖同源”的结论，少数民族史家同样力图证明本民族与尧舜禹汤等先圣有血缘联系。魏晋南北朝、辽宋夏金元等时期，民族史观往往体现为华夷有别、夷夏之辨的一时之盛。隋唐时期，杜佑《通典》则认为“中华与夷狄同”，并客观探讨夷夏差别产生的原因。《元史·许衡传》中则对“天下一家”做出新的解释：“二小儿同父母兄弟也，或因小事物相恶骂，即咒其爷娘今死，不知彼父母亦我父母也”。
——摘编自李珍《中国古代民族史观的几个特点》
材料二 梁启超认为：民族成立之唯一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禹躬亲其劳以集大功，遂成民族结合之枢核”，之后逐步混合“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割、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他在《新史学》中说：“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竞争而已”。因此，“民族为历史之主脑”，应该记述民族“排入”“排于人”的历史，“排入者，则能扩张本种以侵蚀他种；排于人者，则本种日以凌夷衰微。”美国史学家杜赞奇称赞他“是第一个用启蒙的叙述结构来写中国历史的历史学家”。
——摘编自王娟《梁启超民族史观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此指导自己的学术实践。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导论卷开篇就明确写到：“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也包含着曾经在这块广大国土上生存、繁衍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历史”，这是他率先提出并始终坚持的理论和原则。对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他认为：“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
——摘编自王东平《白寿彝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民族史观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梁启超民族史观的形成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白寿彝对民族史观的发展，并简要评价。
材料一 按唐制，每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四品以下官由吏部考核，三品以上官由皇帝亲自考核。考课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法，“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秤，四曰恪勤非懈。“二十七最”是根据各部门职掌之不同，分别提出的不同要求。经过考核，定出上、中、下三等九级，每个等级都有相应的考课标准和奖惩办法。
——摘编自张晋藩《考课—中国古代职官管理的重要制度》
材料二 明中叶以来，官僚主义愈演愈烈。隆庆二年张居正给穆宗所上的《陈六事疏》中指出，当时的官场风气是“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纵委徇”。万历年间经由神宗皇帝批准推行“考成法”。其一，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该完成的工作、任务，酌量道路远近，轻重缓急，确定完成期限。上述事由、环节分别登记在三个账簿上；其二，六部和都察院分别按照所留帐簿底本，对相关官员应该完成的工作、任务逐月检查。如果未按期完成，则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罪论处。六科根据账簿登记，稽查六部的执行情况，内阁根据帐簿登记，稽查六科，并对隐瞒不报事例进行惩处。明代史学家谈迁评价张居正：“江陵立考成法，以为制治之本。向者因循玩愒，至是始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焉。”又曰：“中外凛凛，毋敢以虚数支塞。行之十年，太仓之积，足倍数载。“
——摘编自陈国平《张居正改革中的考成法考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考课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考成法出台的背景及发挥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