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爱情图书出版相当普遍，据统计，1954—1957年我国出版的爱情图书共有63种。从出版社的性质来看，1954—1957出版爱情图书的出版社既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这样的中央一级的国营出版社，也有各省市的国营出版社，还有一批私营或公私合营性质的出版社。从出版的地域来看，这一时期出版爱情图书最多的地区是北京市，其次是上海市，然后是陕西省和天津市，山西、山东、河南、辽宁、江苏、四川，而贵州与新疆这样的偏远地区也出版了爱情图书。这一时期出版的爱情图书，印数比较大，不少成为畅销书。据统计，新中国十七年出版的印刷10万册以上的爱情图书有23种。其中，出版于新中国成立至1953年4就有11种，出版于1958年至“文革”发生前的有2种，而出版于1954至1957年的10种，约占总数的43.5%。整体而言，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版的爱情图书主要是服务于工、农、兵的通俗戏剧、短篇小说集和思想修养性、知识性普及读物。
——摘编自易图强、朱新理《20世纪50年代中期爱情图书出版传播热探析》
材料二 新中国建立后经过10年努力，科技期刊出版业已初步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基础，确立了正确的编辑出版指导思想，出版质量显著提高，处于向更高层次发展之中。但1959年后，科技期刊出版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压缩，像全国各专门学会及中科院研究所等正在出版学刊都在这一时期停刊或休刊，1961年全国期刊种数减为410种，年总印数从1959年的五亿二千八百万册锐减到二亿三千二百万册。这是建国后科技期刊经历的第一次挫折。1963年后期科技期刊在缓慢中复刊，但60年代中后期，科技期刊出版业再次遭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破坏，一度出现空白，这是建国后科技期刊经历的第二次挫折。
——摘编自朱联营《新中国科技期刊出版业的两次挫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爱情图书出版传播的特点，并分析这一时期出现爱情图书出版传播热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建国后我国科技期刊出版业遭受二次重大挫折的背景，并指出这些挫折造成的影响。
材料一从20世纪初至二战结束这段时期内，年鉴学派从已然在法国传播开来的马克思主义之中 汲取了许多观点。年鉴学派在历史研究方法上追寻跨学科的对话，扩展了历史学家赖以介入 过去的资料来源和问题。他们反对狭隘的、政治的和传记式的历史叙事方法，追求描绘全景式的整体史。他们认为在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表象之下，存在着长时段的经济和社会 力量的影响。同时，他们强调经济基础的重要性，反对个人和英雄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重视 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们还反对经验主义，试图寻求构建整体历史知识体系的独特路径。
——摘编自沈坚《简论20世纪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材料二二战后至20世纪70 年代末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史学界一直居于主流地位。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在战后民主改革及批判战前、战中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下，其社会思想 意识、历史教育均面临重塑。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恢复了战时被迫中止的学会活动，并主导 成立了一些新学会。同时，他们展开了对皇国史观等错误史观的批判，远山茂树认为战时的 日本史学缺乏客观性，是“非科学的”,今后的历史学要重视“科学性”和实证研究。1954年 前后出现了“太阁检地论争”和“寄生地主论争”,论争发展成为持续多年的研究热点。马克思主义史学还与当时的社会运动相结合，不但在内部进行活跃的理论探讨、著述活动，更着力在国民及学校教育领域推广唯物史观，迅速占据了历史研究的核心地位。——摘编自张艳茹《二战后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
(1)根据材料一，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迅速复兴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区域不是“铁板”一块的均质化区域，不是文化落后、野蛮的地方，也不具有地理、文化与行政边界高度重合而形成的清晰“区域”。…… “西北”作为一个多中心互动的历史空间，长期被另一种视角遮蔽，只有超越“欧洲中心观”对“西北”— “边疆”、“野蛮”文化等级的偏见， “去边疆化”才能释放“中心”的意义，这有助于在“整体史”视角中进一步思考“中华民族共同性”，对于认识“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的新地缘区位观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摘编自黄达远《 “中亚”：被遗忘的游牧社会历史》
材料二 中国文明不仅远离亚欧大陆接壤地带的文明冲突，而且拥有平坦而富饶的平原，为汉族政权以农立国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也使中国长期维持了庞大的经济体与领先优势，对于外部资源的获得不那么必需与迫切，相应商业、牧业在文明体系中的地位便成为附属，对外扩张的经济驱动主要是农业动力，由此可将其边疆开拓的历史特征概括为“农业边疆”。……因此，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疆域经营上，呈现了“有节制的扩张”的特征，在边疆扩张中，坚持“内政优先”的政治立场，一旦边疆开拓影响到内政稳定，便会呈现向内收缩的历史选择。
——摘编自赵现海《世界近代史的起点与明代中国的历史分流》
材料三 太祖即位之初，定赋役法，一以黄册为准。册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言： “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请核祖宗赋额及经费多寡之数，一区画，则知赋入有限，而浮费不容不节矣。” ……隆（庆）万（历）之世，增额既如故，又多无艺之征，逋粮愈多，规避亦益巧。已解而愆限或至十馀年，未徵而报收，一县有至十万者。
——摘编自《明史·卷七十八》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述西汉政府对“西北区域”采取“去边疆化”的措施及其意义。
(2)根据材料二，概括古代中原王朝在疆域经营上“有节制的扩张”的原因，结合所学，写出明朝政府坚持“内政优先”在西藏地区的做法。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分析明太祖即位之初“一以黄册为准”的目的，并简述张居正应对材料三中所示困境的举措。
材料一 从美洲经马尼拉运回澳门进入广州的商品有白银、苏木、蜂蜡、墨西哥洋红等，其中以白银最多。运输这些货物的都是载重在300吨左右的大帆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船只，1565~1815年，时间跨度长达250年，史称为“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大帆船贸易中流入中国的白银高达4.4亿两。一方面是不断增发的纸钞，使纸币信用逐步丧失；另一方面是在对外贸易中不断收入白银，相对于滥发无度的纸钞，白银币值更加稳定，受到广泛的欢迎。白银从官方严厉禁止使用的非货币贵金属，逐步占领了原本由纸钞流通的领域，最初仅限于民间的交易，后来逐步被官方认可、接受。万历九年（1581年），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的财税改革。“一条鞭法”规定大部分田赋、徭役和其他杂税必须折成银两缴纳。
——摘编自翁礼华《外贸顺差：明代货币从纸币变为银本位制》
材料二 1933年，新当选的罗斯福计划以“金三银一”的比例，向世界收购金银，同年，放弃金本位制，在国际上高价收购白银。1933年3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确定以上海为试点，推行“废两改元”的货币制度改革，公布上海银两与银元的换算比率。4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试行“废两改元”货币制度改革后，面向全国正式推行改革，宣布全国范围内自4月6日起，所有公私款项的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一律改用银元，不得再用银两，仍用银两者在法律上无效。对于持有银两者可以送与中央造币厂代铸银币，或者交付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按照规定比率兑换银元，同时对其他各个地区的银元、银两兑换比率作出明确规定：以上海规元七钱一分五厘折合一元为标准，以银元收付。至此，在中国近代金融领域中，废除落后银两制度，统一流通货币的货币制度改革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推行下得以实施。
——摘自王忠宝《利益集团与民国时期“废两改元”货币制度的改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朝后期银本位制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废两改元”的背景并说明其意义。
材料一 岛上（海地） 有约三万名自由之身的白人，还有人数约略相当的黑白混血儿和四十八万名奴隶。蔗糖使奴隶这种古老劳力和现代形式的工业资本主义结合在一块儿，甘蔗园或许是世上最早的现代工厂，它有一大批严守纪律的工人，园主常是不住在当地的法国资产阶级显赫人士，例如商人、银行家。法国大革命后，“人权宣言”与法国的殖民意向相冲突，岛上的矛盾情势随之引爆。巴黎的革命人士愿意将选举权扩大适用于海地的自由白人，乃至自由的黑白混血儿，却无意废除奴隶制，以免断掉法国岁入的一项主要来源。于是，海地的黑人雅各宾党决定自行解放，从而爆发世界上最早的现代民族解放战争之一。
材料二 经历百余年奴隶政权的严酷统治，这些得到自由之身的黑人决心放个长假。重返工作岗位后，他们不愿替甘蔗园卖命，反而展开土地改革，将大庄园分割成小块土地。同时，独立后的海地赫然发现自己基础设施贫乏，资本稀少，农民未受教育且无治理经验。占人口少数的黑白混血儿贵族兴起，他们剥削广大农民图利自己，国家却几乎停滞不前。贵族统治不稳时，美国出手相助（1915—1934年遭美国占领），以维持“稳定”。海地找不到可取代糖的产品，这处热带天堂变成悲惨贫困的落后地区。
——以上均摘编自[美]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
(1)据材料一，概括海地发生民族独立运动的背景，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海地独立的影响。(2)据材料二，指出海地独立后的发展状况，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导致“这处热带天堂变成悲惨贫困的落后地区”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丹麦是福利社会主义的典型，形成了“高税收、高福利”的模式。它特别强调以国家为中心，拥有强大的干预性政府、强势的官僚机构以及就业人口数量庞大的公共部门。所有公民都有权通过获得实物型和现金型福利，享受基本的社会权利。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他国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国内老龄化加重了丹麦社会福利负担。
材料二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丹麦政府从传统的“消极的福利政策”转变为“积极的福利政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丹麦社会性福利开支逐步缩减，并减少由于福利制度漏洞而导致的资金浪费，使享用社会服务的各种条件更加严格。1997年“社会救助法案”规定没有工作就无权接受公共津贴，只能接受地方政府的安排，每个人都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以达到国家、单位和个人三者之间权责平衡。1998年，丹麦政府通过税收改革逐步降低低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免税限额和降低公司税。
——摘编自吴玲赵建云《丹麦福利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
(1)据材料一、概括丹麦福利社会主义的特点。(2)据材料二、概括“积极的福利政策”的表现。结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说明推行这一政策的原因。
材料一 民初政治制度的变革，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的发展，帝制的倾覆，共和制度的诞生，宪法的制定，国会的召开，选举的进行，政党政治的尝试，都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是一场民主宪政的真正试验。这场试验虽然结局不成功，但依旧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民国初期仍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之中，且中国的封建专制持续很长时间，这种背景下效仿西方的政治制度，甚至是“拿来主义”，使得受封建统治多年的民众缺乏心理准备，有些麻木不仁，国内的资产阶级力量也薄弱，不可能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彻底的决裂。辛亥革命的胜利具有特殊性，它不是具有共和理念的革命党人一方取得的彻底胜利，而是以暴力加谈判取得了成分复杂的胜利，由于各种目的而与清政府决绝的政治派别，拥兵武人挟革命大潮而来，为后面的政局动荡埋下了伏笔。
——摘编自刘英涛《民国初期政治制度分析》
材料二 1940年，毛泽东指出，抗日民主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抗日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根据地规定无论是抗日根据地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富农和一般地主，均可参加抗日政权。各地按照“三三制”的人员结构比例进行选举，“三三制”政权所体现的是以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度为基础，成为抗日根据地具有自己独创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为新中国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和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抗日民主政权的产生“经过人民选举”，凡年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和性别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一精神在各抗日根据地都得到了认真实行，并且制定了相应的选举制度。1944年美国观察团成员赴延安考察时也深刻感受到边区政治的特色，这里“人民积极向上，与重庆相比是另一个世界”。
——摘编自谢双明《论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的特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民国初期政治变革失败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共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的特色，并简析其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从近代民主政治发展中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宋代统治者提出“以文化成天下”，这得到宋代士绅的积极响应，他们常常通过蒙学读物等日常读物的传播。蒙学读物主要指在民间流传的训诲劝诫文献，如《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等。这些读物因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为基层民众接受教育提供方便的同时，把上层人士的诸如等级伦理、社会道德等广泛地传递到民众之中，也加强了社会教化的力度和广度。
材料二 下面两张图分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官员的知识结构与地缘分布。
注：无功名是指绿林、行伍、生意、学徒等出身的官员；旧功名是指拥有传统功名的官员；新功名是指具有新式教育背景的官员，包括国内新式学校毕业和有留学经历的官员。
| 籍贯 | 任中央官员人数 | 占中央官员总数的百分比 | 名次 |
| 浙江 | 131 | 13.77% | 1 |
| 广东 | 108 | 11.36% | 2 |
| 江苏 | 81 | 8.51% | 3 |
| 西藏 | 4 | 0.42% | 21 |
| 黑龙江 | 4 | 0.42% | 21 |
| 北京 | 2 | 0.21% | 22 |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概括宋代日常读物繁盛的原因，并谈谈你对日常读物在宋代国家统治中扮演的角色的认识。
(2)提取材料二表格中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官员组成结构的信息，结合所学予以说明。
材料一 自西周亡于戎狄东侵，四方民族开始由四方向中原逐鹿，戎起于西而东向祸周，狄起于北而东向侵邢、卫、齐、鲁，又南下祸周、郑。荆蛮自南北上，侵郑窥周又东与吴争两淮。东夷自山东半岛南下淮南、皖北。吴越起于江浙而北上黄池、徐州争盟。四方民族的入侵，在中原出现抵御入侵的战争，这样形成春秋时期各诸侯国轮流坐庄的霸主政治。四方民族和中原人民充分地交流，加速了蛮夷戎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进一步消除了民族间的差异，为华夏族的形成积蓄了丰厚的基础。长期的斗争促进了我国社会制度的转变，积极地促成了春秋时期百家争鸣思想的形成。
——摘编自郑梅玲《论春秋时期民族的迁徙转化》
材料 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华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及珠江三角洲地区，都相继成为直接作战的战场。1937年国民政府正式发表迁都重庆宣言，自此始，国民政府各机关陆续踏上西迁之旅。工人、学生、难民等，为躲避战乱，纷纷迁往西南的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和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大后方地区，形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大规模人口内迁运动。
——摘编自谭刚《抗战时期人口内迁背景的西南大后方现代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东周时期民族迁徙的特点，并说明其产生的作用。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抗战时期人口迁徙的新变化，并分析当时人口大规模内迁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从考古文化遗迹看，4000—5000年前西藏昌都地区就已经存在大型古人类聚落遗址，其中包含着部分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因素和特点，与周边地区的原始文化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和交融。唐朝时吐蕃政权不断向周边部族扩张，公元7世纪，吐蕃势力逐渐深入和影响滇西北和西洱河地区，并于唐调露二年在塔城设立神川都督府。在此背景下，佛教沿滇藏茶马古道由吐蕃传入南诏统治地区，并以南诏传统宗教文化为基调，形成了独居特色的阿吒力教、东巴教等等。明初，中央王朝视木氏统治势力为防御和抵抗吐蕃势力的依托而大力扶持，木氏历征战而将统治范围扩大到滇西北、藏东南和川西等广大藏区，并实施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政策。清中后期至民国时期，随着改土归流在滇藏川等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深入推进和大量汉族移民的迁入，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渗透成为主流，其程度与范围远大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互相交融。
材料二文化遗产廊道理念源自美国20世纪80年代，是日益受到国际遗产保护届关注的保护遗产新思维与新战略。此理念以特定的历史活动、文化事件为线索把众多遗产单体串联成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廊道遗产区加以整体保护。滇藏茶马古道上千年悠久的历史积淀了灿烂的文化和丰富的遗产资源。然而，在当今全球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茶马古道及古道上珍贵遗产迅速衰竭，古道在邻近地区被人为割裂，造成古道遗产内在的历史和文化联系性断裂，破坏其文化的整体性。面对滇藏茶马古道令人堪忧的保护现实，文化遗产廊道区域化、整体性保护思想契合了古道保护的内在诉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阐述滇藏茶马古道下民族交融的条件及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简析滇藏茶马古道面临困境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