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云南设置郡县并委派官吏入滇治理,从四川宜宾至云南曲靖附近,开“五尺道”。按秦尺,五尺道宽约1.2米,是一条较窄的道路,绝大多数路段主要是走马的。古人采用的趋易避难原则,部分路段选在河谷,但在川滇交界处的山区则因地制宜,选在山腰上,采用烧、凿、砌、铺等方法,开山凿崖。在宜宾到曲靖之间的几百公里的五尺道遗迹上,考古专家们发现了10余处遗存,有石质的关隘、古桥、古镇,还包括高县发现的半两钱范、凌云关的宋明瓷片、清代的钱币等文物。
——摘编自中国文物报《“五尺道一石门道一盐道考古探险考察”活动纪实》
材料二 “二呀那二郎山,哪怕你高万丈,解放军,铁打的汉,下决心坚如钢,要把那公路修到那西藏!不怕那风来吹,不怕那雪花飘,起早哪晚睡忍饥饿,个个情绪高;开山挑土哪架桥梁,筑路英雄立功劳那个立功劳。公路通了车,运大军,守边疆。开发那福源,人民那享安康。……森林草原那到处有,人民财富不让侵略者他来抢。要巩固国防,先建设边疆,蓬帐变高楼,荒山变牧场。”
——摘编自《歌唱二郎山》
注:《歌唱二郎山》是由洛水作词,时乐濛作曲,孙蘸白演唱的歌曲,发行于1951年,歌颂了建国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部队建设康藏(川藏)公路的事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五尺道”的历史价值。
(2)根据材料二歌词和所学知识分析康藏公路修建背景和历史意义。
A.藩属体系有政治约束作用 | B.中央与民族政权长期对峙 |
C.少数民族依附于中央政权 | D.中原文化领先于边疆文化 |
材料1912年,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成立,1926年定名为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当时,部分人士看到电影、幻灯等新技术的重要作用,遂提出将展览和相关内容拍摄制作成幻灯片和电影,面向公众放映。1932年,历史博物馆先后筹办了“明清重要档案”“洪承畴遗物及史料”“明代倭寇史料”等展览。总体上,民国时期的历史博物馆发展缓慢。
1951年,中央政府发布《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明确提出:“博物馆事业的总任务是进行革命的爱国主义的教育。通过博物馆使人民大众正确的认识历史、认识自然、热爱祖国、提高政治觉悟与生产热情。”为贯彻指示精神,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借鉴苏联博物馆的模式,设立群众工作部担负起社会教育工作,开展宣传讲解、对外服务和联络。1966年,中国历史博物馆闭馆停业,改革开放后重新恢复运行。2003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组建成中国国家博物馆,现有藏品数量143万余件,涵盖古代文物、近现当代文物、艺术品等多种门类,藏品系统完整,历史跨度巨大,材质形态多样,具有独特鲜明特点,成为一座历史与艺术并重、集收藏、展览、研究考古、公共教育、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国家博物馆。
——摘编自王京《1912—1966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工作》等资料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民国时期历史博物馆发展的因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新中国的博物馆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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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王权与神权紧密结合 | B.早期文明交流较为频繁 |
C.中华文明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 | D.古代中国手工业技术高超 |
材料一 考古学是使用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古代历史的一门科学。中国古代就产生了与考古学相关的古代器物学和金石学,但其主要作用是补证经史,并非系统的历史研究。近代以来,西方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伴随地质学传入中国。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发现仰韶文化遗存,并企图以此证明中华文明西来说。与此同时,史学界出现疑古学派,许多古史记载遭到质疑甚至被推翻,旧的古史系统被严重动摇,传统治史方法的束缚也逐渐松弛。许多学者意识到,如欲重建可信的古史系统,不能仅靠传统的文献资料,他们开始寻找相关实物来考证史料。在此背景下,罗振玉、王国维借用西方科学方法进一步发展了金石学。王国维提出实物资料可与文献资料互证的“二重证据法”,从而为近代考古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钟江华《中国近代考古学产生的学术背景》
材料二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考古学者已经有独立进行考古的能力。1929年,学者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头骨;1933年,中国考古学者又在此地发现山顶洞人遗址;1930年,发现龙山文化遗址。这些发现对于研究中国史前文化具有重要意义。1928~1937年,李济、梁思永等人主持了河南安阳的殷墟考古,先后进行了十五次大规模发掘,发现了大量珍贵的商代文物,不仅为商朝的存在提供了确凿无疑的证据,也为商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沈颂金《傅斯年与中国考古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近代考古学产生的因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考古资料的史料价值。
A.文献史料并非都客观可靠 | B.历史真相都能从考古中还原 |
C.文献与实物可以相互印证 | D.历史事实时代久远难以考证 |
材料 自古时起,中国人便对埃及文明抱有浓厚的兴趣。《永乐大典》等古籍便有对古代埃及的相关介绍,但这些记载几乎都是由番外使节或商人转述而来的。19世纪中期,王韬等人以及清政府派往欧洲各国的使臣们成为埃及访古的首批中国人,他们中的很多人热衷于收藏埃及文物,如朝廷重臣、金石学家端方就曾收购了不少埃及铭刻,这些铭刻中的一部分至今还保存在中国。由于缺乏专业知识,近代早期国人对于古代埃及文明抱有的是一种盲目猎奇的心理。
19世纪末以来,伴随着最新考古成果的传入,作为历史新兴分支学科的埃及学以及相关知识也被大量报纸杂志所刊载。……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知识界掀起了反思埃及历史的高潮。当时的报刊有大量关于埃及反帝斗争和独立运动的报道,如1936年的《知识半月刊》就刊登了《怒吼吧,埃及!怒吼吧,中国!》的文章。穿越时空的阻隔,中国与埃及终于在近代纷乱与动荡的历史舞台上相遇了。
——摘编自张赫名《穿越时空的相遇——近代中国人对埃及的认知与研究》
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评析近代中国人对埃及的认知与研究。
A.当时出现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 B.周厉王好利更多是加强王室财政 |
C.周王室与新兴的地主阶级矛盾尖锐 | D.分封制被周厉王所破坏 |
A.不同文明区域间有一定交流 | B.世界早期文明逐渐走向联合 |
C.两河流域文明早于埃及文明 | D.两河流域的手工业世界领先 |
A.阶级分化日趋明显 | B.存在地域文化交流 |
C.玉器成为权力象征 | D.各地迈入国家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