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50年的英国，家境殷实，发财心切，“人们都在为了市场销售而努力生产”。他们的逐利本能，指向“廉价与简单”；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很快被抬进纺织厂。他们的利益诉求，直接影响议会；于是政府顺水推舟，沿用旧制度，应付新问题。假如说土地兼并与新教伦理为英国打下工业化的基础，那么“亦商亦战的海上力量”则是其腾飞的重要支柱。可以说：“英国工业经济，是从其与欠发达世界的商业交往中成长起来的”。工业化后的英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下降；城市人口逐渐超过全国总人口的50%；“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煤烟尘和水蒸气的结合也使伦敦成了世界著名的“雾都”。工业化改变了英国自身面貌，也大幅改写了国际地缘政治。

——摘编自赵一凡《英国现代化奇迹》

材料二   20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摩擦、矛盾时有出现，并面临着经济封锁等联合敌对行动。与此同时，新经济政策放宽了出租土地和雇佣劳动的限制，富农阶层和耐普曼阶层(资本主义分子)逐渐崛起，并引发一系列社会冲突。1925年，斯大林指出要“利用现有的资源来全力推进我国工业，从而加速整个经济的发展。”1926 年起，苏联通过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发行“工业化公债”和农业集体化运动，满足工业化的粮食供应和资本积累。工业化开始后，苏联一面加强对经济的计划领导，一面着手在工业管理体制进行调整与改组，最终形成“部——总管理局——企业”的部门管理体制。在13年的工业化期间，苏联重工业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从20世纪20年代末的39.5%上升到1940年的61%，其代价则是农业经济和消费品生产长期落后，同时出现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

——摘编自陆南泉《斯大林工业化道路再认识》

材料一   铁路建设是近代工业文明的主要标志之一、如同布罗代尔所说：“历史，从来都是在道路的两旁生根发芽的。”19世纪德国的铁路建设对德国工业化的作用溢于言表，既促进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刺激了煤炭、钢铁、机车工业的高速发展。到1852年，以普鲁士为中心的铁路网建立起来，它以独有的威力闯入各种旧有的生活习俗，例如人口流动变得更加方便与频繁，子女日益脱离大家庭而变得愈加独立，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挑战，也让生活在城市的人更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观念。

统一市场的形成进一步壮大了德国资产阶级力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又推动了小德国地区同普鲁士经济一体化，普鲁士通过控制全德铁路网而成为德国诸邦中的领军人物，从而带动了德国的工业化，并且使德国迅速成为世界强国。

——摘编自谢祥凤《试论19世纪德国铁路建设在工业化的作用》

材料二   侨界领袖陈嘉庚曾在抗战结束后，就提出了铁路建设方案：一方面引进外国技术和设备，另一方面利用本国生产的原料，可节省费用。1950年，陈嘉庚表示福建人民“困苦难可言喻”与当地“未有一寸铁路”关系密切。“鹰厦铁路的通车，对于开发福建富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具有巨大作用。”他注重海堤建设，认为它有助于厦门的长远发展，还把厦门岛与陆地连接成半岛，将厦门港口与铁路相联动，充分发挥铁路的枢纽作用。在杏集海堤的建设中，面对苏联专家的意见，他则从厦门的实际情况出发，强调发挥地利的优势。陈嘉庚从国家基础建设、交通体系发展的整体出发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在他的推动下，1956年建成的鹰厦铁路，结束了福建省“手无寸铁”的历史。

——摘编自谭小伟《陈嘉庚与新中国铁路建设——以鹰厦铁路》

材料一

——摘编自张海鹏徐蓝等《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二   陕甘宁边区以“三三制”为原则的参议会制度，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成功执政的政权组织形式。边区第二届参议员219名，除共产党员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86人；常驻议员9人，其中党外人士6人；党外进步人士担任乡长以上各级行政领导的有3592人。边区浓厚的民主与抗日氛围，与国民党的假民主、真独裁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根据地各阶层人民出资出粮出人力，各方进步人士积极献计献策。如陕北著名士绅李鼎铭等11名参议员提交的“精兵简政”议案，在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推开后，达到了精简、统一领导、反对官僚主义、提高效能、节约五大目的。同时，抗战期间有4万多名有志青年经过敌占区到延安，爱国青年们讲：“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毛还有心，只要我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

——摘编自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这里走来》

材料三

材料一   福建地处中国东南一隅，面对台湾海峡，背靠武夷山脉，形成对内封闭、对外开放，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并且气候温暖，雨水充沛，自然物产丰富。正由于此，福建古代战乱少，社会较为安定。自汉到宋，在福建移民史中，主要有“官府移民”和“民间移民”两大类。历代统治者重视对闽地的征讨，留下官府移民。在武力控制下实现了武人统治向文治的州县地方政权的转换，也为受战乱影响的北方流民移民到闽创造了条件，两者共同促进了福建地区的开发。宋朝以后，由于生产力的提高，手工业和商业异常兴旺，出现了经济商业中心——泉州。明清时期，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福建已基本开发完毕，在人口饱和的情况下，促使福建人民向外省和海外迁移。

——摘编自王宜强《福建移民开发的历史进程及其经济、文化响应》

材料二   自1880年开始，美国接收了数百万犹太移民，费城也凭借自身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工业优势吸引了大量犹太移民。犹太移民不断创新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也积极地融入到美国的主流社会中，并逐渐发挥了自己的价值和作用。第一代犹太移民主要从事服装制造行业，还有一部分犹太人善于经商理财，犹太银行随之在费城蓬勃发展。第二代犹太移民后裔在普遍接受高等教育后，开始向上流动成为中产阶级，他们对费城乃至美国的政治发表了自己的独特见解，甚至在一些领域属于领军人物，一些犹太妇女还投入到工人运动中。犹太精英在费城和纽约建立了一系列新的文化机构，比如犹太神学院、犹太出版协会、美国犹太历史协会……犹太人在推动美国电影、出版等行业发展上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摘编自王梦晨张淑清《费城犹太移民研究（1880~1924）》

材料   早在先秦时期，随着中原地区农耕文明的发展，中国古代先民在劳动生产实践中，通过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初步认识到人类农业经济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具有极强的“依赖”关系，由此也逐步形成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人必须尊重、顺应自然规律等观念。春秋战国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最先对“天人合一”的观念进行了阐释，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西汉时期，董仲舒在吸收春秋战国时期各派观点后，提出“天人相类”“天人感应”等观念，认为虽然自然万物规律有其“不可违性”，但人和自然具有同样的“形体结构”。宋代理学代表人物张载等在吸收唐代“众生平等”观念的基础上，主张“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时至明清，王阳明进一步明确了“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清代理学大家孙奇逢也有“天人一体”等见解。

——摘编自杨新新《“天人合一”思想的历史渊源与现代传承》

材料一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充当了桥梁和纽带。1582~1644年为初步发展阶段，1644~1722年为发展和繁荣阶段，1723~1795年为日趋衰落阶段。一批诸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乾坤体义》《远西奇器图说》《火攻挈要》等关于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和地理学等书籍传入中国。顺治初年，清政府任命德国耶稣会会士汤若望为钦天监负责人。传教士主要是以个体或小群体的方式在中国传播天主教。中国学者如徐光启、李之藻等和耶稣会会士利玛窦等来往密切，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此后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喜读经世致用之学。同时，使中国知识界认识到并非只有中华文化高明，西方科学文化也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国学习。出于对神学的偏见，一些反映近代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如从伽利略到牛顿的科学体系，以及培根、笛卡尔的思想方法等均未能传入中国。当时西学的传播局限于中国社会的上层（官员和知识分子圈子里），入清之后，甚至更囿于宫廷之内。

——摘编自林延清《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二   16~18世纪，代表中国精神文化的儒家经典、文学作品被传教士译介到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历史现象被学界称之为“东学西渐”。当欧洲的工业革命尚未开启时，在传统社会的框架内，西方国家很难战胜中国。这迫使西方传教士在中国采取和平的方式，而不能重复在美洲的武力传教。与此同时，依附于传教活动的文化交流，得以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中国文化才能走进西方，并被正面接受，而未遭受歧视。传教士除了译介大量代表中国文化的文本到西方外，还按照耶稣会制度要求，定期以书信形式向总部汇报传教情况，这些书信的内容也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渠道。当时欧洲强烈需要借助外部因素冲破旧社会藩篱、摆脱教会束缚、批判封建专制并建立开明统治。为达到上述目标，欧洲人将目光转向海外，最后聚焦于“高于欧洲的中国文明”，期待从中汲取发展的力量，在有关中国的文献中寻找他们所需的材料，并对此加以阐述、积极推广传播，为自己社会的改革创立理论，制造舆论。

——摘编自郑朝红《16~18世纪“东学西渐”重探：动因与启示》

材料一   从16世纪到18世纪，英国乡村地区普遍出现了家庭工业，经历了乡村工业化，即原工业化，这是一种早于或先于工业革命阶段的工业形态。英国乡村由此出现第一次转型。英国乡村工业化是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城市要素向乡村转移的背景下，借助乡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丰富的原料来源、有利的自然动力等条件发展起来的。在乡村工业发达的地区，兴起了一批介于村庄和城市之间的工业集镇，如伯明翰、曼彻斯特等。乡村工业的发展，使英国乡村呈现出新的面貌。乡村经济产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传统的农业生产更趋专业化和商品化，工业及与其协调发展的小城镇吸纳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这些都为18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打下了基础。

——摘编自孙立田《工业化进程中的英国多村改

材料二   华北多村半工业化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倘无外国之货物与技术之输入，中国经济社会恐犹是二千年来之社会，而不能有丝毫之改变。今日之得有新式工业，岂非受外国工业品之刺激而始然乎？”晚清政府在“振兴工艺”的口号下大力兴办工艺局，培养了适应半工业化所需的技术力量，这批多村技术人才的出现恰逢其时，他们回到乡村，推动了半工业化的发展。仅在1910—1912年间高阳商会就有14次集会研究与土布有关的扩充铁轮机，劝立织有场、筹议减免税、设立工艺研究所等事宜，工艺研究所旨在“提倡织纺，振兴实业，研究工艺，改良布质”。但是，除个别地区外，近代华北乡村手织业大体上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就出现了明显的衰退，有些地区的疲退出现得更早，其表现主要是生产萎缩、产量剧减、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人数相应下降。

——摘编自彭南生《论近代中国多村“半工业化”的兴衰——以华北乡村手工织布业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