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中叶，英国政府既要负责治安、国防等传统事务，又要担负经济管理等新的社会事务管理，政府工作变得复杂化和专业化。1854年，由于政府机构混乱，官员香庸无能，导致英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伤亡惨重，人们对政府强烈不满，建立廉洁、高效政府的呼声日益高涨。1855年，英国首相面对强大的压力，颁布法令，建立不受党派干涉的文官委员会，对被推荐的候选人进行考试。1870年，再次颁布法令，规定多数重要文官职位必须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用，文官委员会有权独立决定文官的基本录用条件，最终确立了文官制度。其它国家学习英国文官制度并结合本国实际，逐渐建立了自己的文官制度。
——摘编自徐愿《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及其影响》等
材料二 民国时期的文官制度对科举制有一定的批判和继承。但是，考试与任用在实际上是相互脱轨的，无法实现所有的文官都经由考试合格才任用的设想，不乏任人唯亲的现象存在。孙中山先生创立的考试独立权、任用制度，也可以被视为我国近代文官制度之开端。不过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由于在民国时期的军治和党治色彩浓烈，经过一般程序通过考试合格的人，入职后还要进行学习，俸金远要比非考试合格途径上来的待遇低，这样以来就大大降低对知识分子的吸引。
——摘编自刘桂君《民国时期文官制度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英国文官制度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民国时期文官制度与近代英国的不同之处，并说明其原因。
材料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始终处于重要地位。其演进过程可从以下几个角度予以探究。
| 角度 | 内涵 |
| 从中华民族发展趋势看中国的民族关系 | 中国历史发展脉络表明，各民族之间交流越来越频繁，交往越来越密切，交融越来越明显，关系越来越紧密。 |
| 从统一和分裂看中国民族关系 | 无论是统一还是分裂时期，民族交融都在发展。 |
| 从历史上的民族政策看民族关系 | 从中国历史上先后实行的民族政策看，多种类、多层次的管理制度与多种类型的社会经济文化体制并存，保证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有差异的民族共聚于一个国家之内，内聚成了中国统一的格局。 |
| 从历史传统看民族关系 | 各民族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渐形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
——摘编自史金波《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刍议》
从材料中任意选取一个角度，结合具体历史阶段得出一个观点，并运用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进行阐述。（要求：写出选取的角度，观点明确，阐述须有史实依据，逻辑清晰）材料一 潮汕地区始终存在一道阻隔彼此的“无形壁垒”……它即是在数千年来封建统治下形成的基层农村宗族组织。在封建时代，专制政权为维持自身的运转，同时由于生产力水平落后，每个农业家庭必须寻求一定的外力支持，农村社会也要保障乡民的基本权利利益，由此兴起了具有皇权色彩并以族权为主要内容的乡村自治权，加之潮汕地区多山地的地理环境使村庄生态相对稳定，资源竞争关系更加突出。在这种地缘和血缘关系的双重影响下，潮汕地区形成了强烈的血缘意识，它们视通婚为一种违背祖宗誓言的行为和宗族禁忌，长期以来使得基层乡村间的经济交流和文化沟通上存在着一道“无形壁垒”。
——摘编自马浩佳《潮汕宗族行为模式与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关系考察》
材料二 2023年，槎桥、美西、美东、下六四个“世仇村”举行祭祖仪式，宣告解除数百年来的不通婚旧约，村民们互相赠送了睦邻友好牌匾，并在彼此祠堂告知先祖，表示大家已成为友好邻居，可以相互通婚，这个决定是多么来之不易……其实，自建国以来，伴随土改、农业合作化等系列运动，宗族早已被视作封建余毒成为国家重点打击对象。随着国家政权结构的触角延伸到乡村每一个角落，象征乡族自治传统的宗族组织就几乎已经停止了。但随着改革开放到来，家庭联产承包制又为宗族复兴提供了经济基础……它的存在实际上是对古代宗族社会合理成分的延续，但如何改造宗族组织使之符合农村现代化注定是一大难题。
——《广东百年不通婚“世仇村”和解调查》（南方农村报2023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造成“无形壁垒”的历史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宗族组织复兴的影响。
材料一 17世纪末的英国，越来越多曾被视为“奢侈”的商品和服务进入中等阶层生活，甚至社会下层也通过各种渠道渗入到奢侈消费中来，奢侈消费日益成为“没完没了争论的话题”。在大讨论过程中，“有益的奢侈”理论承认在所有社会等级中追求生活舒适和便利，同购买生活必需品一样有益。曼德维尔（1670-1705）更是将这场大讨论推向了高峰，他将奢侈品宽泛地定义为“一切并不直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东西”，公开反驳所有对奢侈的指控，认为奢侈是一项公共福利，奢侈品能够满足人们追求快乐的心理需要，人们沉溺于奢侈品能够推动商业的扩展和穷人就业。这场大讨论使人们不再从道德角度来看奢侈消费的问题，开始关注中等阶层甚至劳工的消费动机和消费实践。大讨论也使人们意识到，奢侈消费为产品革新和时尚与设计的变化提供了大量机遇。
——摘编自李新宽《18世纪英国奢侈消费大讨论》
材料二 近代中国，洋货凭借其质量与价格的吸引力，在市民追求社会地位与时尚潮流的过程中，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备品。然而热衷于选购国货，并希望借此实现国强民富的观念也长期影响消费潮流。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积极举办国货展览会，并严令各省市总商会，国货商品必须冠以国货字样；社会上也出现了要求商店销售国货并禁售洋货的呼声；与此同时，中华总商会以及各地商会纷纷颁布有关国货销售的章程；当时的新闻媒体也在积极宣传国货；1932年，国民政府宣布将次年定为“国货年”。国货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对普通民众的消费习惯与消费行为的转变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摘编自谭玉秀、范立君《消费行为下的家国情怀——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货运动再思考》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17-18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消费观念的转变及其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20世纪30年代国货运动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从近代英中消费观念转变进程中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实现经济上赶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产生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被侵略、被压迫者，都是由民族、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世界两大阵营的对立和战争威胁，使得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任务也更加迫切。社会主义只有在经济发展上表现出超过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和速度，才有可能存在和发展。这是战后社会主义国家赶超型发展现和战略形成的根本原因。这种发展观可以苏联的工业化理论为代表。它作为20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苏联的主流理论和指导思想，不仅对苏联，也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武力著《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研究》
材料二 经过国民经济的恢复和近一年的酝酿，1953年9月，新中国正式形成过渡时期总路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重工业的发展被摆在了突出而重要的位置上。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的确立与迅速推进，直接影响和决定了中国在随后几十年中的经济运行方式和发展轨迹。
——摘编自郑有贵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2012）》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特点。
材料一 秦始皇全面推行郡县制，以郡统县，郡行政长官称郡守，掌一郡行政等事务，郡尉负责军事，郡下设县，县行政长富称县令。每年岁末，郡守派遣官吏赴京师上计（地方官吏于岁末年终将一年的政绩汇报给国君或上级官员），向中央呈炎记录本郡情况的计筹。朝廷据此行赏罚。县则在郡上计前，向郡守呈交县计簿。中央派监御史监察郡政，纠举弹劾有罪过的官吏。
——摘编自《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 两宋之际，北方战乱的影响与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我国历史上继西晋、唐中期以后第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在中国历代的人口分布上，北宋末年首次出现南北均衡。此后，南方的人口优势逐步确立，南方经济明显领先，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远离了北方，南盛北表的局面完全确立。元明清时期，这种趋势继续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均产生于江南地区，充分说明南方经济发展的水平已占据压倒的优势。
——摘编自章开沅主编《中国经济史》等
材料三 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欧洲启蒙运动毕竟是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其精神特质有很大差异。首先，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发生在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时代。此时的中国，在产业方面，尚只是在工商业较发达的苏（州）、杭（州）等极少数地区出现少量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与之相应，社会中尽管逐渐分化出了一个强烈要求发展工商业的市民阶层，却尚未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就是市民阶层在社会上的势力也显得很单薄，根本不足以与当时仍然强大无比的封建势力相抗衡。其次，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发生在一个具有以“天下为家”和皇权至上为主要特征的政教合一文化传统的社会里。这种文化的实质，在于封建宗法等级制度。这种制度，到了明清之际，主要由于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和政治剧变等因素的影响，发生了空前严重的危机。
——摘编自周可真《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近代欧洲启蒙运动》
(1)根据材料一，概括说明秦朝中央政府通过郡县制来加强对地方控制的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南宋时期中国人口格局变化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产生的时代背景。
材料一 清乾隆以来，称海关所在口岸为“母口”，内陆常关、厘卡为“子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依《天津条约》之规定，英、法、美等国外商若“已在内陆买货，欲运赴口下载或有洋货进售内陆，倘愿一次纳税，免各子口征收纷繁”，而中国商人仍需逢关纳税，遇卡抽金，不堪重负，只得部分地将税金转嫁于蔗农，许多蔗农被迫改种它物。据《东莞县志》（1911）记载，随着洋糖大量倾销，台湾、福建等地“旧日之糖，销路日微……多转由洋糖厂漏煮（精炼加工）”，民间不乏“或有以重金告求外洋糖车（制糖机械）奥妙者”。在此形势下，四川尤内江地区糖业经济却得到巨大发展——1911年，内江本地甘蔗种植面积超耕地面积50%，每年糖产量近万吨，超全国总产量50%。
——摘编整理自范毅军《广东韩梅流域的糖业经济》等
材料二 民国初年，四川军阀割据，关卡林立，糖税冗杂，无一定规，杂乱难考，多以糖房的牛只数量和产糖量进行双重计税，甚至有预征至1985年，致使内江糖业渐渐没落。1937年川政统一后，内江开展糖税制度改革，撤销了糖税（厘）局，实行糖清、白糖、桔糖改一税制，由营业税局负责核实征收，统一征收糖类专项营业税。1942年，国民政府财政部设川康区食糖专卖局于内江，糖类统税改为糖类专卖，按糖类收购价格（未核定收购价格前按当地批发价格）的30%征“专卖利益”，内江地区的糖税收入暴发性增长，与自贡制盐业并驾齐驱，内江成为川内重要经济中心，财政影响力甚至超过成都和重庆。1941年内江糖类统税收入不到1000万元，1943年增长到20845万元。
——覃玉荣《抗战时期川康区食糖专卖政策对内江糖业的影响》
材料三 新中国初期明确规定甘蔗、土糖为国家统一收购物资，一律不许进入利伯维尔场，全部实行统一收购，内江糖业进入“黄金时代”。1991年，内江市恢复征收糖业营业税，鼓励制糖自主经营，与市场接轨。但糖税制度改革忽视了必要流动资金、储存设备和等问题，许多糖厂选择将税负转嫁蔗农，导致蔗区损农坑农现象普遍，甘蔗面积剧减。糖厂进而“难为无米之炊”，最终许多制糖人才出走内江，内江制糖业逐渐衰落沉寂。
——张格《新中国成立后内江糖业的兴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晚清关税制度下中国糖业的发展状况。(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内江糖税制度改革的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谈谈你从内江糖业兴衰中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宋代海洋政策出现了全新的变化。北宋政府禁止在海上与辽、金之间的人员往来和物质流动，设立专门针对辽的海防机制。宋代将外商贸易纳入系统的市舶管理体制之下，实行抽解和博买，并允许和鼓励本国民众从事海洋经济活动，宋代海洋政策表现出极强的利益取向，中原王朝中第一次以财政的眼光看待海上贸易，沿海地区商业出现兴盛的局面，与海上贸易相关的手工业和商品性农业大兴。宋代海船逐渐采用水密隔舱等技术，使其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抗沉性。海陆联结之地的居民被编为特殊的户籍-船户与渔产。
——摘编自黄纯艳《宋代海洋政策新变及其国内效应》
材料二 下表示意明清时期中央政府的海洋政策演变情况
时间 | 政府政令 |
洪武十四年 | “沿海军民官司纵令私相交易者，悉治以罪” |
永乐三年 | 泉州、宁波、广州等三处市舶司更名为“来远”“安远”“怀远” |
永乐 | “不许军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贩鬻番货，依律治罪” |
顺治十八年 | “沿海居民分别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设界防守，严禁逾越” |
乾隆二十四年 | 关闭江、浙、闽三海关，由粤海关行商垄断对外商贸易事务 |
(2)根据材料二，指出明清海洋政策的历史趋向。综上所述，谈谈宋代以来海洋政策对当代的启示。
材料一：在古希腊，城镇是城邦的枢纽，周围环绕着各种形式的定居点，如乡村和郊野。举行宗教、政治和其他公共活动的建筑和场所成为凝聚城邦的公共空间，除此以外，公民在城区拥有的不动产和城外拥有的耕地成为城邦疆域构成的主要部分。山脊、谷地、河流等天然成为城邦之间的边界线，与之相对，城邦之间还会通过战争，仲裁及约定等多种方式确定各自的边界，还存在一些也有归属悬置或者总在变更的区域。古希腊公民虽不见得能画出边界线，却对边界有明确的意识，因为那是政治共同体的边界。在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一些城邦除拥有自身的核心疆域外，还凭借自身实力和殖民开拓获得了比较特殊的疆域，这些疆域被称为“城外疆域”。
——摘编自张新刚《古希腊城邦疆域及其权力秩序》
材料二：平坦而富饶的平原为以农立国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中华文明主要围绕平原地带向四周渗透。中原王朝并不追求疆域的无限扩张，而是通过经济、文化辅助军事的方式，建立稳定的，区域性的差序疆域。直接控制的郡县地带属于正式的国家疆域，而间接控制的羁縻区则属于疆界的模糊地带，存在争议，至于藩属国，则不属于国家的正式疆域。由此，在亚洲尤其东亚地区，建立起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国际秩序。一部中国史，便是在“王者无外”的天下观念下，“差序疆域”内部不断整合，转化为“均质疆域”，而外部不断向外延伸和扩展的历史。正是在一波一波边疆内地化的潮流中，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逐渐形成。
——摘编自赵现海《中国古代疆域模式的历史特征及其根源——与西欧、阿拉伯、俄罗斯疆域模式的比较分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疆域形态的特征。(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希腊和中国疆域形态呈现差异的不同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分析中国古代疆域模式对中华文明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明初，朱元璋采取鼓励垦荒政策，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人口数大约为7270万，清朝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增长，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人口总数增至4亿3千多万，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峰。人口的快速增加导致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当时的学者洪亮吉觉察到这些问题，提出了调剂人口的思想，但没有被重视。
民国初期，国事衰败，“人满之患”的弊端日渐暴露。以《东方杂志》为代表，众多报刊积极刊登人口研究文章。这些文章运用西方马尔萨斯人口论和社会调查的方法，反对人口增殖的传统人口观，试图通过人口品质提高、优生手段达到民富国强的目标。
下表为《东方杂志》涉及人口研究的文章统计表：
| 文章篇数（部分） | 涉及人口理论9篇，强调生育控制4篇，人口调查15篇 | 文章作者（部分） | 陈长潇、潘光旦、孙本文、乔启明（人口学者），竺可帧（气象学家）、彭家元（农业学家）、张荫麟（历史学家） |
——摘编自任惠玲《洪亮吉人口思想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比较及启示》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人口增长呈现阶段性特征，人口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变化。50年代经济建设中“深深感受到不是人口太多，而是人手不足”，彼时“人多力量大”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加上受苏联鼓励人口增长的影响较深，党和政府对生育行为进行嘉奖。“鼓励”性人口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过快增长与社会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不断凸显，1957年马寅初著作《新人口论》深入剖析了当时中国的人口问题，60年代国务院首次提出计划生育。1978年“实行计划生育”第一次被写进《宪法》，国家明确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21世纪后，我国又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剧、年轻劳动力短缺等问题，2016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摘编自马红鸽、贺晓迎《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口生育政策变迁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人口快速增长的历史背景，概括民国初期人口研究的主要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建国后影响我国人口政策变化的主要因素。
(3)结合上述材料，谈谈中国历史上人口发展变化带来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