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以来，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基本上解决了，地方割据的问题，但也陷入了一定的历史困局之中。政治上，“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地方长官以事上为能，“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而不穷，国乌得而不弱？”君主对于地方“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由于任期有限和回避制度，地方长官对地方事务往往疏离，不得不任用当地的胥吏。胥吏们父子相传，谋取私利，造成了“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局面，无异于“养百万虎狼于民间”。
材料二 南宋时期，叶适注意到了中央过度集权的弊端，指出“纪纲以专为累，则莫若分之”“法度以密为累，则莫若疏之”，主张把部分兵、民、财赋之权，分给将帅和地方守臣，使州县“兵、民、财赋皆得自用”。清初，顾炎武主张将生财、治人、辟属之权全部归县令，县令可长期任职甚至传之子孙，并主张在县以上只设郡，其权力仅限于监察。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吕冰洋《央地关系的历史困局与顾炎武的思考》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20世纪80年代开始，央地关系进入一个调整期。20世纪80年代，财政上的包税制改革使地方收入大增。1994年又实行分税制，将主要税种划分给中央，但同时又规定了中央对地方税收的返还制度。同时，地方获得了一定的制定地方法规的权力。20世纪80年代，中央还向地方下放了一批国有企业的管理权、投资审批权等经济管理权。1992年，中共中央提出实行市场经济和“政企分开”的目标，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宏观调控，地方政府也退出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同时，中共中央在文化教育等方面也采取了许多权力下放和市场化的措施。
——摘编自顾煜《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以来央地关系困局的具体表现。
(2)根据材料二，分别概括叶适和顾炎武解决央地关系困局的思路，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其进行综合评价。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改革开放后我国央地关系调整的特点，并分析其作用。
材料一：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变革。政治方面，各国普遍推行郡县制，郡县长官由国君任免，各国实行“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一方面为监察制度的萌芽创造了条件，但另一方面变革也在政治上滋长了严重的不法行为和腐败现象，检举和纠察官僚已十分迫切和必要。自春秋以来，人们已开始认识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彰）也。”墨子认为“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法家则明确提出“以法治吏”，主张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旧观念，实行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事断于法”原则。诸子百家的治因治官理论，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阐明了惩官治吏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摘编自曹春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述论》
材料二：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府设立了严密的检察制度。1931年通过了《工农检查处问题的决议案》，规定工农检查处有权对因家机关的工作人员进行检查和监督。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工农检察部组织条例》规定从中央到省、县、区政府机关都要设工农检察部。1934年初，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率先在中央各机关发动群众检举活动。……通过检察制度的建设，保证了苏维埃政权的廉政自律，为土地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据陈志杰《土地革命时期苏区的廉政制度建设》
材料三：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监督制度的不断缺失，苏联出现了这样一些现象：赫鲁晓夫集党政大权于一身，不经过集体讨论，就擅自决定重大事项。此时地方官员掌控的物质资源日渐增多，以权谋私的空间也被扩大，各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把公有财物变成自己的家产。勃列日涅夫成为苏共第一书记后，同样注重专权，他上台后曾自我得意地对身边人说过：“我就是沙皇。”同时，一部分干部公然地以权谋私，把自己领导的企业、农庄当作资本，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
——摘编自李华《苏共党内监督机制缺失的严重后果及现实启迪》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归纳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府设立检察制度采取的措施。分析指出这些措施实行的积极意义
(3)据材料三，归纳20世纪50年代以后，苏联出现的政治现象。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这最终带来了怎样的后果？
(4)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让人民监管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结合以上材料，你认为怎样才能做到监察“独立”而又不“独裁”？
材料一 秦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灭义渠后在西北地区设陇西等三郡;开岭南,在南越之地设置南海等郡。汉王朝亦然,在匈奴故地陆续设立敦煌郡等,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是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其职责主要是维护当地秩序,保障丝绸之路西域南北道的安全和畅通。秦从匈奴手中夺得河套地区后,就以“益田一顷,益宅九亩”的“拜爵”方法,将数以万计的中原汉族军民，“戍以充之和迁去开垦土地”。有汉一代,更是大规模实行屯田戍守、徙民实边的政策。自汉代起，“汉人”作为华夏民族的称谓已为境内外普遍接受。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的融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内地居民迁入边地,对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摘编自徐杰舜《秦汉民族政策特点初论》
材料二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简称“岳麓秦简”。其法律文献抄录于秦王政时期至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岳麓秦简有《质日》《占梦书》《为吏治官及黔首》和《数》书及律令类文献，即法律文献，法律文献约占到2/3。武汉大学测试中心做过老化程度和竹质降解度检测，专家评估是珍贵的秦简。岳麓秦简中首次出现的入一些律名，与云梦睡虎地秦简律典中的律名相当，内容相关，首次呈现的律令令文，在里耶秦简中得到印证。
材料三 岳麓秦简中律令简册在1000枚以上,其中律文约占1/4,令文约占3/4在岳麓秦简新出现的秦律篇名中，10种见于睡虎地秦简,4种则未见,如奉敬律,第一次见到。岳麓秦简新增的秦律条文大多也是首次面世。秦令在传世文献中,缺乏存在的确切证据。岳麓秦简不仅包含有大量的令文,而且这些令大多是比较完整的,往往还带有令名。岳麓秦简律令有细节性规定,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及习俗等情况。
(1)阅读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政权处理民族关系的举措并说明其历史意义。
(2)阅读材料二,对岳麓秦简的可靠性进行说明，并归纳内容特点。
(3)阅读材料三，分析岳麓秦简的研究价值。
材料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财税体制改革，以“利改税”作为国营企业“简政放权”“减税让利”指导思想的实施措施，改变了国家与国营企业的纯收入的分配方式，形成了新的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4年实施的税制改革初步奠定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税制体系，在新中国税制改革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明确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并提出了建设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
——摘编自张斌《新中国税制改革历程与经验》
(1)根据材料，概括改革开放后中国税制改革的历程。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税制改革反映出的治国经验。
材料一 古代城市的规划很早就有了：一种是《周礼·考工记》中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南北大道）九纬（东西大道），经涂九轨。左祖（宗庙）右社（社稷），面朝后市……”在周代，天子的城方九里，公爵的城方七里，侯爵与伯爵的城方五里，子爵的城方三里另一种是《管子·乘马》中的“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据孙莉《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布局对我国当代城市规划的启示》
材料二 唐宋城市变革标志着中国古代的城市在空间格局和制度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唐坊市制 | 宋街市制 | |
| 城市空间形态 | 封闭 | 开放 |
| 坊与市的关系 | 坊、市严格分离 | 商、住逐渐融合 |
| 市的经营特点 | 封闭独立，官设官管 | 自由设市，无官员监督 |
| 市的经营时间 | 白天规定时间经营 | 出现夜市 |
| 市的经营业态 | 200余种 | 400余种 |
| 坊门的功能 | 坊、市与外界的交通要道，部分演变成装饰意义的牌坊、牌楼坊墙的功能 | 围合区域，封闭管理逐渐瓦解，不复存在 |
| 街道的功能 | 交通 | 交通、市民生活场所 |
| 肆的临街面特点 | 无侵街装饰物 | 伞棚、招幌、杈子、彩楼欢门等装饰物出现 |
——据钟灵毓《＜清明上河图＞中的北宋东京市肆形态及街巷空间研究》
材料三 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城市化有所发展，1843年、1893年、1949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比分别为5.1%、6%和10.6%，与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人口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城市，沿海地区人口城市化色彩浓厚，但内地城市发展停滞、衰落，例如，西安人口由曾经的百万减少到1920年的20万，兰州人口1901年的55万，减少到1921年的32万。在铁路沿线及其辐射区域，一大批新兴城市和集镇拔地而起，那些沿江沿海港口城市由于增添铁路这一新的运输手段，而更加兴盛起来。
——据马先标《百余年近代中国城市化历史回顾与探讨》
(1)根据材料一，归纳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理念。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朝城市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产生的背景。
6 . 材料 “伯克”源于突厥语，后发展为新疆地区官职的泛称。清政府统一新疆后，在原有伯克制度基础上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乾隆密谕言及“阿奇木伯克不过办事大员，勿许自称诺颇，私收贡赋。即阿奇木等缺出……。“不准世袭”。同时一改以往伯克政教不分之弊端，谕命各级伯克务必以民事为任，宗教各守已任，不得互相牵涉。《回疆则例》明确规定：“回疆三品至五品伯克缺出，由参赞大臣拟定正陪，奏请补放。凡本城阿奇木伯克及各城庄阿奇木、伊什罕伯克，均令回避本处。”清政府根据各地伯克品级的高低给他们一定的土地（亦称俸禄地或养廉地）和种地的农奴，作为他们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主要物质来源。伯克虽多由回疆贵族出任，亦应根据朝廷的朝觐规定，定期进京朝觐皇帝，以示忠心。断疆设省后，伯克制度被正式废除。
——摘编自苗普生《伯克制度》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朝伯克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伯克制度对清政府加强新疆地区治理的积极意义。
材料一 二次大战后，美国……以“大救星”的面貌拯救了欧洲。这时欧洲也的的确确需要美国。美国和苏联迅速陷入冷战……尚未从二战期间的“恐德症”中恢复过来的西欧又患上了“恐苏症”。谁能保护虚弱不堪的西欧？这个使命“历史地”落到了山姆大叔的肩上。应该说，这时的西欧急需美国为它“壮胆”。
——苏惠民《解剖美欧关系》
材料二 尼克松政府在1973年提出“欧洲年”倡议，希望通过与欧共体国家对话，一揽子解决存在于两者间的经济、军事与外交问题。其本意是利用美国在军事领域的优势，迫使欧洲在经济领域让步，给予美国驻军开支补偿。但是事与愿违，欧共体各国不仅对“欧洲年”倡议反应冷淡……“欧洲年”倡议最终无果而终。
——王雯菲《“欧洲年”倡议的无果而终》
(1)据材料一，概括二战后欧洲需要美国“拯救”的原因。结合所学，指出美国是如何“拯救”西欧的？
(2)据材料二分析导致“欧洲年”倡议流产的原因。综合上述材料，归纳二战后美欧关系的基本特征。
材料一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惰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现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致，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
——董仲舒《天人三策》
材料二 理学家继承传统儒家入世思想，从责任感和使命感出发，形成了理学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使士大夫阶层普遍参与讨论个人、家庭、家族、国家和政治，从而建立了统治者认定和推行的道德伦理规范，使阶级矛盾在某种意义上有了一定的弱化，更使得士子的心灵得到充实。
——徐公喜、万红《宋明理学的层次模式》
材料三 所谓家国同构，移家为国，移孝为忠，进而在家国之上，扩展为一种公天下的世界意识。这使中国人的世界观或天下观成为一种本于家国同时又大于家国或高于家国的世界意识，使得中国人的价值观内蕴着一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自觉。
——田海平《从家国天下到命运共同体》
请回答：
（1）据材料一，归纳董仲舒的思想主张及其目的。
（2）据材料二，指出理学家构建“理学思想体系”的出发点。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明理学家加强个人“道德伦理规范”的两种主要途径。
（3）据材料三，指出“家国同构”的新内涵。综合上述材料，谈谈新时代强调家国情怀的现实意义。
材料一：中华法系是产生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上的原生法系，其丰富的内涵不仅适合于中国的国情，也适合于相邻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国情，故而有可能奉中华法系为母法。历代王朝重视法典编撰，自隋唐起历代法典都规定“十恶”（含侵犯朝廷和皇室的谋反、谋叛、谋大逆、大不敬，涉及家族伦理道德的恶逆、不孝、不睦、内乱，以及不义、不道）之罪，由于重公权轻私权，因此国家刑法发达，而涉及民间田土钱债的民事行为则视为细事，缺乏应有的法律调整。除皇帝外，朝廷中的行政高官也握有不等的司法权，地方临民之官，既是行政长官也是司法长官，二者合二为一。
——摘编自张晋藩《解读中华法系的本土性》
材料二：中国古代在自然经济和专制统治环境下，不具备产生诸如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等近代民法观念的条件。现今中国民法，是清朝末期从外国继受而来。甲午战败和庚子事变后，清廷推行新政，1907年设立修订法律馆，“参酌西洋法制”，起草民刑各法典。1908年民法典起草正式开始，由日本学者松冈义正负责起草总则、债权、物权三编，由曾经留学法国的陈箓与留学日本的高种、朱献文负责起草亲属、继承两编。1910年底，“大清民律草案”完成，共1569条。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在“大清民律草案”基础上继续主持起草民刑法典，称为“第二次民律草案”。1930年，国民政府在此前民律基础上修订的《中华民国民法》颁布实施。此前，在清政府、国民政府和列强续签商约时，提出废除领事裁判权，列强均以颁布民商法典、法治完善为放弃该权的条件。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序言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华法系的特点并简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民法精神并归纳中国制定民法典的作用。
材料一 唐代强调发挥中央各官僚机构的作用，运用政治体制来保证决策和政令的正确制定。宋代中枢部门的分立，基本上是以“依事系任”为原则，按照所处理政务的范围——民政、军政、财政进行分工，而不取决于或出令、或审覆、或执行的程序环节分工。
材料二 宋廷对在任官员的考核是对官员品德操守及才干绩效的综合评定。其中，“德行”的考核被置于重要位置。而“才干”的核验要求官员填写非常具体的“实迹”、“实绩”，以便日后核对。考核制度施行过程中，日渐发展起程式化的倾向。较之规矩呆板的常规考核，监察制度的实施相对活跃而有针对性。对于官吏的考察通过多条途径进行：常规考课与特诏巡查并行、中央业务部门对地方相应机构考核与内部稽查并行、诸司、诸州互查互申、朝廷专使考察等。考察结果向本人公开，以求得多种信息来源的相互印证。
——以上材料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三 遣侍郎苏拜至福建，与督抚及琅议善后事。有言宜迁其（台湾）人、弃其地者，施琅疏言：“若弃其地、迁其人……此地原为红毛（荷兰人）所有，乘隙复踞，必窃窥内地，鼓惑人心……沿海诸省，断难安然无虞。……台湾虽在外岛，关四省要害，断不可弃。并绘图以进。”……上召询廷臣，大学士李奏应如琅请。寻苏拜等疏亦用琅议，并设县三、府一、巡道一，上命允行。
——《清史稿》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指出唐宋中枢权力制衡方式的不同之处。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代中枢运行机制的积极影响。
（2）据材料二概括宋代对官员的考察机制的特点。
（3）据材料三指出康熙帝在听取大臣们的建议后，对台湾地区实行的措施及原因。
（4）综合上述材料，归纳古代封建政府在制度设计和官员管理机制上蕴含的政治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