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1950年至1973年，日本引进了将近两千项铜铁工业技术，其资金94%是国内筹集的，在此期间，日本钢产量从700多万吨增长到1亿多吨。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因资金紧张，日本制定计划分批、分步骤引进技术。先把重点放在电子、钢铁、机械等重工业部门，虽然这些技术在当时并不都很先进，但对日本来说比较实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引进技术工作从重工业、化学工业等基础技术扩大到电子、合成纤维等一系列新兴工业技术领域。20世纪70年代以后，技术引进延伸到原子能、飞机、宇宙开发等领域。日本善于把外国成功的经验学过来，变成自己的。他们严格地依据自己的“支付能力”和“消化能力”，从实际出发，一切强调经济的合理性。20世纪80年代.在世界 43个主要技术领域，日本已经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
——摘编自马琳《再谈日本的技术引进》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防工业、基础工业和科学技术都有了较快的发展，在尖端技术领域汇集了一批高水平的专家，并开展了一些科研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同时，苏联政府也表示愿意在原子能及导弹技术方面给予中国援助。1955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定。1958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国防科委，统一领导核武器、导弹武器和常规武器装备的科研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已初具规模，国防科技工业的领导管理体制也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已逐步建设了兵器工业、航空工业、造船工业、军事电子工业以及包括导弹核武器和航天技术的国防尖端工业；先后组建了导弹、核武器、飞机、舰艇、军用无线电、兵器等研究院，初步建立了比较配套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
——摘编自姬文波《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国防科技工业领导管理体制的形成和发展》
(1)根据材料一，概括二战后日本技术引进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技发展的特征及其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中日技术引进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材料一中国古代档案立法的思想根源是儒家和法家思想。历代统治者的统治思想骨子里都是儒家仁、义、礼、信的封建伦理纲常，体现在文书档案工作中就是浓厚的封建等级思想渗透到文书档案工作的各个方面，自然地体现在文书档案立法的各项内容和规定之中。从文书的文种、格式、抬头、避讳制度、用印到档案管理人员的选拔、任用，及档案的利用范围等，便可得知是如此的等级森严。从秦代到清代，历朝历代统治者都进行了档案立法活动，都意识到用法律手段来维护封建专制的重要性。档案立法包含于国家刑法典或行政法典，零星地分散在王朝立法的不同条款之中。古代档案立法总是和国家封建立法紧密相连的，秦律严苛，则秦代档案立法同样以严刑酷法著称；宋律细琐，则宋代档案立法也表现为事无巨细皆有法。
——摘编自杜道运《中国古代档案管理思想研究》
材料二近代以来，以罗振玉、王国维等为代表的史学家们从史料管理的角度出发，研究档案史料的范围、功能、搜集、辨伪、校勘、整理、利用，并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视野。他们把档案的视野从“官方”记载逐步拓宽到实物、雕刻、歌谣、民俗等。近代有识之士纷纷研究搜集、整理、编纂档案史料的科学方法，促进了近代档案学的发展。近代时期的档案法制体系包括三个等级结构∶一是中央政府级档案法规；二是各级地方政府级档案法规；三是各类档案管理机构制定的规章制度。近代已经具备完备的档案立法体系，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时代性的特点，民主法治、集中统一是这一时期档案法治思想的立法基础，为我国档案法制建设提供了思想源头。
——摘编自张盼《试论近代档案思想的历史贡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档案管理的主要特点，并分析其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近代档案思想发展的主要因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中国古代与近代档案思想给我们的启示。
材料一 随着黄道婆的手工棉纺织技艺在松江地区的传播，逐渐开始辐射到整个江南，随后向中原、湖广等地扩展，掀起了一场明清时期的“棉花革命”。在明清政府的推动下，棉花作为经济作物被大量种植，加之河南、山东等地的棉花伴随着地区商品市场的发展作为大宗商品贩运至江南，为江南地区棉纺织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由于棉纺织业的发展，对纺织劳动力需求进一步增大，出现了雇染匠、研匠“往来成群”的现象，在织造、染色和平整等流程上的分工也越来越细。棉纺织产品不再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范畴，而是大量投入市场销售，迎合了明清时期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棉布成为“寸布皆有”的主要布料，并远销海外。
——摘编自毕东海《棉花的革命》
材料二 近代开埠通商以来，洋商凭借雄厚的资金及本国国家权力为后盾，使我国棉花贸易基本落入外人之手，而华商大多资本短缺，金融周转不灵难以与洋商抗衡。近代国际市场棉花贸易日益标准化，且一般采用国际通行的机器打包，棉包密度有严格规定，而中国市场棉花贸易缺乏量化标准，打包的形色也颇有参差，部分棉商甚至为了谋求利益，人工掺水掺杂。洋商在航运交通上的优势大大缩短了交易周期和经营成本，而这也使得华商望其项背，加之战争对船只、火车运输的阻断“贸易几至完全停顿”的现象偶有发生。然而在国际贸易大背景下，在华洋行为华人棉商提供了模仿和学习的机会，棉业公会相继确立，业务涵盖了从国内贸易到国际贸易，从零收贩运到加工业务，从设行收花到居间介绍。
——摘编自于新娟《近代国际化背景下的江南棉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明清时期棉花革命的特点，并分析产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以来中国棉花贸易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材料一：宋代大批官员的主要来源是科举。唐代已经实行科举，但被门阀贵族操纵，取士很少。北宋初年，科举向文人广泛开放，即使“工商、杂类”及其子弟，只要有“奇才异行”也可应试授官，甚至僧、道有时也可应试。宋太祖时取士较为严格，朝廷下令：考试及第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以防止形成宗派。进士及第要经过皇帝亲自“殿试”考选，从此成为定制。殿试后并在殿前“唱名”，由皇帝“赐及第”。宋太宗时，录取人数逐渐增多，一科进士可多到三、四百人，诸科多到七、八百人。
——摘编自范文澜《中国通史》
材料二：明代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明初科举会试取士中分为南、北两榜分别录取。宣德、正统年间，又分南、北、中卷，“以百人为率，则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后来，虽在比例上有所增减，但其制不变。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与唐代相比科举取士的不同之处。
(2)根据材料一、二，归纳明代科举取士的特点。
(3)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代科举取士呈现上述特点的原因。
材料一
材料二
材料三 截至2017年底，中国已与157个国家签署了文化合作协定，累计签署文化交流执行计划近800个，初步形成了覆盖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间文化交流与合作网络。大力推进文化交流品牌建设，举办中国一中东欧、中国一东盟、中国一欧盟等十余个文化年、旅游年。自2015年起连续3年以“美丽中国一丝绸之路旅游年”为主题进行系列宣传推广，成功打造“欢乐春节”“丝路之旅”“青年汉学研修计划”“中华文化讲堂”“千年运河”“天路之旅”“阿拉伯艺术节”等近30个中国国际文化和旅游品牌。另外，还举办了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等综合性文化节会。
——整理自2018年11月《人民日报》海外版
(1)据图1并联系所学，归纳唐朝丝绸之路上中外交流的基本特点，简析唐朝丝绸之路繁荣的主要原因。
(2)指出图2所述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与图1相比，联系所学知识，简述新航路开辟后世界交流的主要特点。
(3)根据材料三，概括当下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特点。结合上述材料，谈谈中国在三个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商路中的地位变化给予你的启示。
材料一 当杰弗逊出任第三任美国总统期间，他的政府首次组织了大规模的科学考察计划，为科学活动拔专款，承认科学研究的自主性，尊重科学家。美国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工厂中心实验室”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科学家跳出了纯科学的圈子，从大学实验室走出来到企业工作，寻找科学应用于技术的道路。在1860—1914年间，美国的科学活动已向组织起来的集体形式发展。1915年美国国会批准建立了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这是政府建立的第一个军事研究机构。1940年，罗斯福总统在参战前夕大カ动员国家的科学技术资源，为此采取一系列集中化的组织措施，先后组建了国家国防委员会和科学研究与发展局，战后美国的工业和大学系统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它们成了美国两支巨大的科学技术研究系统。
——据夏源《国外科技体制的历史演变》整理
材料二1970年4月，勃列日涅夫第一次提出了经济发展战略。苏联通过组建科学生产联合公司的形式，对科技进步实行统一计划领导，消除了研究和采用新技术各阶段的裂痕，缩短”科研生产”周期。1979年7月通过的新决议规定，所有工业部门都要在部一级建立科技发展统一基金，基金的来源由企业和联合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利润提成建立。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苏联进步提出了改革科研体制，加速科技进步的措施。为了迅速发展信息业和计算机生产，苏联设立国家计算技术和信息学委员会，综合、协调地加速发展计算机生产和信息业；调整科研机构的设置，建立跨部门科学技术综合体，下放某些科研和设计机构的领导权，精简科研机构。
——据宁健强《苏联科技体制的发展及其改革》整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美国发展科技事业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苏联科技体制改革的原因。
(3)综合材料一、二，谈谈你从美国、苏联推进科技事业发展中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在人类历史上，希腊人第一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性自然观，这正是科学精神的最基本因素。希腊人把自然作为一个独立于人的东西加以整体地看待，而许多古老的民族则缺乏一个独立的自然界概念，或者被认为与人事密切相关…自然界表面无序而多样的现象背后存在着普遍、统一而稳定的秩序和规律，而他们发展了复杂精致的数学工具，以把握自然界的规律。
——吴国盛《科学的历程》
材料二 英国著名诗人亚历山大蒲伯曾经写过一首赞美牛顿的诗：“自然和自然界的规律，隐藏在黑暗里。上帝说：让牛顿去吧！于是，一切成为光明。”牛顿却说：“我之所以能够看得远一些，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哲人受牛顿影响，相信存在着不仅控制物质世界、而且控制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他们开始将理性应用于所有领域，以便发现种种有效的自然规
——据（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等
材料三 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了许多天才人物，他们的发明可以使我们的生活舒适得多。我们早已利用机械的力量横过海洋，并且利用机械力量可以使人类从各种辛苦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最后解放出来。我们学会了飞行，我们用电磁波从地球的一个角落方便地同另一个角落互通信息但是，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却完全是无组织的。人人都生活在恐惧的阴影里，生怕失业，遭受悲惨的贫困。而且，生活在不同国家里的人民还不时互相残杀。由于这些原因，所有的人想到将来，都不得不提心吊胆和极端痛苦。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群众的才智和品格，较之那些对社会产生真正价值的少数人的才智和品格来，是无比的低下。我相信后代会以一种自豪的心情和正当的优越感来读这封信。
——爱因斯坦1938年《给后代的信》
（1）请从材料一中归纳古希腊“理性自然观”的内涵，写出希腊先哲研究和教学自然哲学的重要“学园”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以力学为例概述牛顿“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研究并纳其思想方法，说明牛顿的科学成就与启蒙运动的关系。
（3）根据材料三，概括爱因斯坦对当时世界的总结，并以20世纪发生的重大事例加以说明。
材料一 在古希腊社会，…这个时期有科学研究活动，而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这些科学研究活动及其发现是没有固定的社会角色即专职的科学家的情况下进行和取得的，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人是由当时的“哲学家”和“技术人员”包括医生兼职的。例如，……亚里士多德虽然是古典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创始人，但是他公开的社会身份是哲学家，研究科学是兼职的。
——王顺义《西方科技十二讲》
材料二 政体政府以一人为统治者，凡能照顾全邦人民利益的，通常就称为“王制”君主政体，凡是政体以少数人，虽不止一人而又不是多数人，为统治者，则称“贵族贤能政体”。……以群众为统治者而能够照顾到全邦人民公益的，人们称它为“共和政体”。…借主政体以一人为治，凡所设施也以他个人的利益为依托；寡头少数政体以富户的利益为依托：平民政体则以穷人的利益为依托。三者都不考虑城邦全体公民的利益。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亚里士多德对世界思想文化的主要贡献。并简要分析古希腊科学研究能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说明亚里士多德对“政体”分类执行的标准，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所处时代政治环境的不同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分别用一句话概括孔子、亚里士多德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政府以片面的《美日安保条约》和《日台条约》为基础，对新中国奉行孤立不承认、“两个中国”和“政经分离”政策，导致从1949年至1972年23年间，两国政府间并无正式外交关系。尽管如此，两国在民间交往、经贸合作和文化往来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62年11月9日，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签订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当年中日贸易颜就达到1.37亿美元。70年代初，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尼克松访华，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创造了契机。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关系正常化。1978年8月，中日两国又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法律上结束了两国间的战争状态。
——摘编自林代昭《中日关系史》等
材料二 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国际格局的变化和日本政局的不稳，中日关系逐渐出现重新调整的波动式局面。1995—1996年，中日关系甚至陷入最低谷，出现了“政冷经热”局面。虽然1997年出现了短暂的回暖，但2001年以后，小泉纯一郎首相在五年间六次参拜请国神社，并提出所谓的“文化特殊论”导致中日关系陷入比20世纪90年代中期更冷、更长的第二次“政冷”低谷。此后，安倍、福田先后出任日本首相，中日关系逐渐“回暖”，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了被称为“暖春之旅”的正式访问，与福田首相一道，为站在新历史起点的中日关系做了重新的定位和定向。
——摘编自冀伯详《论战后中日关系》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日关系的变化及其成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20世纪90年代后中日关系处于波动局面的国际因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中日关系演变的历史启示。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之一。在灾害面前，政府承担起抗灾救灾的重要责任，建立起了一整套抗御各种灾难的政策和措施，至今仍然行之有效。
材料一 通常情况下，地方遇到大的水旱灾害之际，皇帝通常会和宰相等高官商议对策，并颁布诏令，指示地方采取蠲（juān免除赋税）免、赈济等具体的措施来对灾区进行救济。为更好地指导地方救灾，唐朝皇帝还多次派遣使臣以宣抚使、赈给使名义亲临灾区，勘查灾情，临机指挥救灾。对于那些在地方救灾过程中处置得当，表现突出的官员予以褒奖，而对于那些弄虚作假，无所作为的官员给予严惩。另外，多数皇帝还会下诏反省和检讨自己的过失，并采取避正殿、减膳撤乐、虑囚、求言等禳灾措施来应对自然灾害的发生，虽然这些举措对于灾民没有物质上的帮助，但对于修明政风、缓和灾区社会矛盾、增强灾民生存的自信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毛阳光《唐代灾害救济实效再探讨》
材料二 面临1929年全国范围的水灾，国民政府向社会发行赈灾公债1000万元，年息8厘，基金由中央银行保管，1938年12月偿清本息。在1931年江淮大水期间，国民政府特设救济水灾委员会，预计以两期发行8000万元公债，年息8厘，以国税担保。除发行赈灾公债之外，也由政府向美国争取到了45万吨麦贷用于救灾。灾害发生之后，国家除承担起“救荒活命”的重任，还积极采取了疏河流、巩固防、修堵决口等措施等来进行灾后重建。
——摘编自刘方健《中国历史上的救灾思想与政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救灾的主要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南京国民政府救灾的主要措施并简要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