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支持下，河北省一些民俗体育得到挖掘继承，其中井陉拉花1957年进京参加了“全国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汇演”；一些艺人将空竹搬上舞台，成为深受群众喜爱的杂技表演项目。受政治环境影响，“文革”期间河北民间民俗体育受到严重打击。如在邯郸市流传了600多年的民间活动“彩布拧台”因“破四旧”被迫中断，与民间信仰、庙会相关的民俗活动，诸如高跷、狮舞、龙灯、武术，寸跷、旱船，更深遭破坏。改革开放后，河北省通过举办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充分展示珍珠球、木球、蹴球、毽球、秋千、射弩、陀螺、武术、民族式摔跤等传统体育项目，带动了全民健身的热潮。有些民俗体育活动，如跳绳、打沙包、竹竿舞、象棋围棋甚至走进了学校课堂。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当代民俗体育项目面临着传承人减少、参加者兴趣减弱、资金缺乏等问题。
——摘编自李静体、武建征《近代以来河北民俗体育的发展历程及其经验启示》
材料二 将传统文化现代化，使其更加贴近现代生活，才能更加适应现代人的思维习惯。如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两个鲜明个性的转换，一是“实用主义”的现代转换；二是“天人合一”理念的现代化转换。创编当代文艺作品，以当代人物形象演绎传统文化精神或以古代人物形象演绎当代人文精神。如电影《英雄时代》、电视连续剧《大境门》等，通过现代化传媒让承载传统文化走入现代人心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内容，符合河北自“胡服骑射”所创立的敢为天下先的创新变革精神和“海纳百川”的文化包容精神，我们需要结合时代精神，树立河北人民自由与平等的意识，强调大局意识和共享意识，继续秉承宽厚坦诚的朴实民风、“燕山月下多狼烟”的为国赴难的自觉传统以及“舍生取义”的燕赵气节。
——摘编自李智深等《浅议河北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河北民俗体育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转换的方式。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如何促进优秀文化的传承。
材料一 新石器时代村社的文化一向是自发而单一的。所有的村民都有着同样的知识，共同的习俗，所保持的生活方式也不由外界决定。但是，随着文明的到来，出现了一个更加复杂的新社会。除村社农民的传统文化外，现在又有了种种新文化，即书吏的文化——书吏通晓神秘的书写艺术，祭司的文化——祭司知道天国的秘密，艺术家的文化——艺术家懂得怎么绘画和雕刻，商人的文化——商人与在沙漠和大海以外的所有地区交易货物。因而，文化不再像过去那样是单一的。被称为“高雅”和“低俗”的两种文化开始发展起来。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
材料二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是我国古代藏书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官府藏书、寺观藏书、书院藏书一起构成藏书事业的整体。根据现有的研究结果：我国古代的私家藏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到了汉代，安定统一的环境和宽松的政策，给私家藏书带来了契机。唐代私家藏书的规模及人数大幅增长。宋代图书品种和数量大量增加，是宋以前历朝各代从未有过的。有的藏书楼为了方便读者使用自家的文献，一般还开辟专门的处所供人们阅览借抄。同时，私家藏书的地域分布也由北向南发展，并遍布全国，在明清进入了鼎盛时期。
——摘编自余述淳《试论中国古代私家藏书对文化典籍传播的贡献》
(1)根据材料一，概括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文化的变化。结合世界古代史内容，举例说明“书吏文化”和“艺术家文化”的成就表现。(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国古代私家藏书发展的特点，并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说明私家藏书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 阿拉伯帝国政权机构完善，在哈里发以下设各部大臣，辅佐哈里发分掌行政、财政和宗教等方面的事务。其中以掌管财政、税务的部门最为重要。地方行政方面，全国分为9省(后来改为5省),行省总督称艾米尔，由哈里发任命，掌全省军政大权，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另有税务官掌全省的税收，直接对哈里发负责。行省的宗教首领由总督或地方法官兼任。大法官通常从宗教学者中选拔，除办理案件外，还负责管理宗教基金及孤寡的财产等工作。
——摘编自赵永伦《阿拉伯帝国在中亚的统治初探》
材料二 (阿拉伯帝国)呼罗珊总督在中亚扶持自己的傀儡政权，实行顺之则抚逆之则灭的政策。布哈拉女王哈吐思就是阿拉伯人武力扶持的一个政治傀儡。阿拉伯人在征服过程中，每征服一地，就以原有的城市作为统治据点，然后以部落为单位将阿拉伯人分别安置在各个城区内，这些阿拉伯人既占有土地，还可领取丰厚的年金。屈底波征服中亚地区以后，以武力为后盾，命令河中地区居民让出一半房屋给迁入中亚的阿拉伯人定居。他把布哈拉城划分为阿拉伯区和布哈拉居民区。阿拉伯人极力维护中亚地主贵族德赫干的利益，拉拢这些地主贵族为阿拉伯人服务。阿拔斯王朝为了巩固在中亚的统治，又鉴于中亚当地贵族是推翻倭马亚王朝的同盟者，决定让这些贵族参政。从曼苏尔到哈伦·拉斯德时期，河中各地区基本上由当地封建贵族，主要是出身于中亚古老文化中心巴里黑的巴尔马克家族和萨曼家族出任宰相(瓦齐)进行管理、
——摘编自[英]穆尔《阿拉伯帝国》
(1)根据材料一分析阿拉伯帝国的国家机构特点。(2)根据材料二.概述阿拉伯帝国对中亚的统治措施。
材料 中华文明强大的创新性，形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样态。从源流上来看，中华民族自始便是多元的，民族文化间交往交流交融是历史的常态。博采众长、有容乃大，是中华文明诞育之时便携带的文化基因。正是在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互联、重构融合中，打破了原生性民族的封闭性、保守性和落后性，不断促进中华大地多元民族群体的交流融合，推动中华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19世纪中期，中华文明在挫折磨难中加速向现代文明转型发展。一方面，我国面临着内部社会矛盾激化的挑战；另一方面，工业革命为基础的西方文明极大冲击了中华传统文明。在反复实践中，中华文明的创新性被重新激发出来，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走上了向现代民族、现代国家以及现代文明的全方位转型之路。
——摘编自朱军、张兰《论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根据材料，结合中国历史相关知识，就“中华文明的创新性”自拟论题，从整体或局部任一角度进行阐释。（要求：主题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逻辑清晰，不得抄袭材料中的案例）材料一 在拉美，最早而且可能是最关键的对现代化的抵制来自乡村。在19世纪前半叶，政治混乱和不便的交通运输使土地价格维持在低水平。19世纪中期以后，自由主义者力图打造一个小农阶级，他们相信，这个小农经济将能仿效英格兰和美国榜样形成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两者的基础。但他们打碎天主教教会地产和土著村社共有土地的努力却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因为这些财产的很大一部分不可避免的最终被政客和大地主所获得。一些国家特别是阿根廷和墨西哥，将公有土地赠送给有密切政治关系的人，这进一步提高了土地集中程度。并非人人都接受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是好事的观念，除了对侵扰地方特有权利的中央政权极端不信任外，还存在一系列其他抵制现代化的原因。在许多场合，乡村居民用暴力反抗现代化。
——摘编自[美]谢里尔·E.马丁马可·瓦塞尔曼《拉丁美洲史》
材料二 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过程中，农村社会转型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矛盾冲突。众所周知，历史地看待中国农村社会，虽然朝代不断更替、贫富状况和生活方式各异、习俗也有所变化，但农村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生活观长期以来却没有多少根本变化，广大农村的自给自足与自得其乐状态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然而，随着近现代以来的西方思想冲击与文化浸透，也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结构的根本变化，乡村社会的超稳定性被打破，阶层利益关系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摘编自赵秀玲《中国农村现代化的难度与治道变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独立后的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缓慢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和拉丁美洲现代化道路的相似性。
材料一 1492年，航海家哥伦布踏上了美洲的土地，不仅打破了世界各大陆间的隔绝状态，还使得新大陆的玉米、马铃薯、番茄、花生、橡胶、可可以及烟草等种植作物传入旧大陆。15～16世纪，玉米、马铃薯先后被带入西班牙，并在欧洲传播，最终被引入亚、非诸国，成为人类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其中，土豆每到一个国家都获得一个或几个名称，如：意大利人称其为“地豆”，法国人称其为“地苹果”，美国人称其为“爱尔兰薯”，中国人称其为“洋芊”“土豆”等，马铃薯高产、易储存的特点，使其备受欧洲人推崇，爱尔兰人曾一度主种马铃薯，因此引发了马铃薯晚疫病，导致粮食大危机。
——摘编自马莉《美洲印第安物质文化在世界的传播》
材料二 明清之际，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与推广，不仅改变了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种类的构成，还使边际土地得到充分利用。棉花与玉米、玉米与甘薯的间作以及小麦与玉米、水稻与甘薯的套种模式也在各地获得一定发展。西葫芦、笋瓜、辣椒等也在部分省区渐成蔬中要品、每食必备；烟草、花生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也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成了农民谋生致富的重要手段。
——摘编自王思明《美洲原产作物的引种栽培及其对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美洲作物在世界传播的原因及其特点。(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美洲作物传播对明清社会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新航路开辟以来，葡萄牙、荷兰、英国、俄国等国家先后开展与中国的茶叶贸易，茶叶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化贸易的重要商品。中国茶叶中，海路贸易以葡萄牙、荷兰、英国为主；陆路贸易以俄国为主。1617年，茶叶传入俄国并逐渐在宫廷贵族中推广。18世纪末以来，茶叶逐渐成为俄国人日常必备的饮品。茶叶最早在中俄间以入贡和赐赠的方式交流。清廷赐赠俄国主要有绸缎、布、茶叶等。所赐茶叶种类有砖茶、白毫茶、绿茶等。鸦片战争后，茶叶贸易操控在俄国商人手中。伴随着长江沿岸港口被迫开放，轮船和汽船营运贸易成本低，沿江沿海港口逐渐成为区域性的茶叶对外贸易中心，水运成为中俄茶叶贸易的重要选择。
——摘编自陈文华《清代中俄茶叶贸易路线变迁》
材料二 “万里茶道”是中俄之间专业的“茶叶之路”，特指自17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中国出发经陆路运输到俄罗斯等国的茶叶贸易之路。它从福建武夷山下梅村开始向北延伸，经过了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并一路向北，越过蒙古戈壁草原，直到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然后向西延伸途经西伯利亚，到莫斯科、圣彼得堡和欧洲各国。 “万里茶道”途经多种地理环境和不同民族地区，沿途民俗文化多样，自然、文化遗产类型非常丰富。2019年， “万里茶道”跨国文化线路被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摘编自王楠、于海志《作为文化线路遗产的“万里茶道”演化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鸦片战争后中俄茶叶贸易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万里茶道”的现实意义。
材料一 18世纪，伏尔泰、狄德罗等人自称为哲人。同时期，反对哲人的人自称“反哲人”。“反哲人”中既有纯粹的虔诚传统的代表，也有因循传统的保守派人士，还有想煽动冲突并火中取栗以获取物质或象征性好处的人。他们认为，哲人“既颠覆王座，也颠覆祭坛”，对启蒙运动展开持久的抵制，形成了反启蒙运动。
——摘编自石芳《从“伪君子”到“阴谋家”——反启蒙运动塑造的启蒙哲人形象》等
材料二 哲人与“反哲人”并非如字面上这样明确对立。由于信念上的分歧或利害关系，部分“反哲人”与哲人存在巨大的妥协空间。如，弗雷隆在诸多政治、财税、社会问题上的看法与伏尔泰非常接近，以至于被视为一个反伏尔泰的伏尔泰主义者；帕里索尖锐抨击狄德罗等百科全书派成员，却始终崇拜伏尔泰。
——摘编自石芳《反启蒙运动的两种研究范式——反启蒙思想与反哲学运动》等
材料三 “反启蒙运动”这个概念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便利，但如果就此预先假定“启蒙运动”是一个独一的、和谐的整体，而“反启蒙运动”就成为其立场观念一致的对立面，就意味着，抹去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色彩。众多“启蒙思想家”根本就没有两个人在观点上绝对一致，甚至有些人能否被称为“启蒙思想家”都存在尖锐争议。如，卢梭被一些人奉为伟大的启蒙哲人的同时，又被另一些人说成是“反启蒙”的先驱。启蒙运动异常复杂，并不存在界限分明的启蒙运动与“反启蒙运动”。
——摘编自高毅《浅论启蒙运动的内在紧张》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反哲人”群体出现的时代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反哲人”思想中的内在矛盾之处，并简析其产生内在矛盾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历史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
材料一 中国山水画家群体由士大夫或文人组成，画家们重“立意”，追求超然于世。笔墨技法中以形写神、以景写情、情景交融，山水景致是画家心中之景，形的精准与否，却不是关键，更多的是作者个人情怀体现的载体。黄公望曾言“不以刻画真山真水为目的，即使描写一石一木，也不能被笔墨所约束，不能失去文人的气派。”线条作为中国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画中被赋予生命与个性特征，是山水画家表达景物与抒情的必要手段。山水画家善于运用各种线条与各式皴（cūn）法塑造山石特性，大胆运用空白、突出主体，借助观者联想与想象自由发挥。
——摘编自黄宏《浅谈中国山水画与西方风景画之差异》
材料二 西方艺术受基督教教义的影响，需要真实的再现自然。受此影响，早期西方风景画家在作画时，选择忠实的再现自然，画其所见之景，感受自然之美，遵守科学、合理、写实的法则。在西方画家看来，艺术之美在于真实，感情则是对真实性的补充。同时为了更真实的再现自然，画家们痴迷于研究透视、色彩、光影，并运用油画材料的特性和技法，逐步深入的将各种造型因素在画面上体现出来。通过科学的绘画分析、程式化的构图、准确的线条块面、务实的笔触、浓烈的色彩、微妙的光影变化真实再现自然风景。
——摘编自方苹《中西传统绘画特点的异同与其背后原因的比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分析推动中国山水画发展的因素，并简析山水画的价值。(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比较中国山水画和西方风景画的不同。
材料一 华夏服饰传承发展了数千年，形成了多样的服饰风格和丰富的服饰文化。春秋时期的深衣、汉代的曲裾和直裾、唐代的襦裙、宋代的圆领袍衫、明代的比甲等，展现了华夏服饰的美观大方与纷繁多彩。将华美的形式与威严的礼仪融为一体，是华夏服饰的一大特色。古代统治者将服饰视为一种礼仪、礼制，通过服饰的不同来区分尊卑，划分等级。长期以来，华夏服饰被人们视为道德的重要载体，表达着人的情感，传达着道德的规范和内涵。通过服饰与天地相和合，从而带来福瑞和平安，是古人美好的愿望，也是古人的一种习俗、文化和信仰。
——摘编自《中国衣经》《服章之美与礼仪之大——华夏服饰中的儒家文化内涵》
材料二 “服妖”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对封建礼制中“服制”象征体系的背叛和挑战；其二，“服妖”为一种“妖风”“妖象”，可能对封建政治统治造成威胁。魏晋南北朝时期“服妖”现象多发，如最高统治阶层“好胡”之风，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社会习俗、服饰习惯等方面的“胡化”。唐代时出现“时世妆”一词，到明清两代“时尚”“时髦”一类名词的出现，不仅仅是服饰冲破礼教拘束的例证，更是从深层次反映了人们在服饰生活上对时尚的憧憬和追求。明末，“服妖”现象发展到极致，出现僭礼的现象。
——摘编自周韦《从“服制”与“服妖”论中国古代服饰的社会功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内涵。(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服妖”现象出现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