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代儒学经历了从“经书”到“经学”的发展历程，中国传统社会的“经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其属性正在于它的权威性、神圣性、非批判性。汉武帝即位开始，儒学之士所研习的传统典籍开始了一个日益被推崇的上升之路。汉武帝之后，在汉代儒学发展史上发生了两个异乎寻常的重大事件，即皇帝亲自出席、“称制临决”的石渠阁会议和白虎观会议。两次会议的目的完全一致，即评定《五经》异同，使关于《五经》的解释“整齐归于一是”，并“永为后世则”，以皇权认同的《五经》作为经国治民的根本大法。在汉宣帝立十二博士后，儒学出现了同一经而有数家博士并立的情况。于是，同经各家要相互区别，就有了对同一经的不同的解说、不同的章句；弟子们要记住自家老师的章句，就又演化出章句之学。严守自家师说，固守家师的章句，是师法的要害或本质。

——摘编自李振宏《汉代儒学的经学化进程》

材料二   经过汉代的发展，不但儒家本身凭借着经学的独特地位而成为知识体系中最主要的部分，而且儒家的价值观念也随着统治阶层的推行而成为一套规范人们行为的制度，也可以称之为“礼法”“名教”。但是，一种思想一旦占据独尊地位，就会出现许多负面的东西，比如有些人内心未必真正孝顺，但是他要通过一些表面上的仪式来获取“孝”的名声。因此，有一些人对这些礼法进行批判。东汉末年的政治动荡，使名士们对现实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而汉代经学的不断烦琐化，使得儒家内部也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方式来超越经学的束缚。

——摘编自干春松《儒学小史》

材料一   18世纪初，法国思想家们对现实生活做了冷静的思考；国王的昏暴肩朽、宫廷的荒淫无耻、费族的骄奢淫逸……这就是法国的社会现实，他们开始调整自己的批判矛头：不仅要指向天主教，更要指向封建专制制度，新的批判，需要新的理论武器。1701～1703年，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法军被英军赶出尼德兰，引起全法震动，法国人认为英国取胜的秘诀是英国的自由。路易十五统治时期（1715～1774年），统治阶级忙于改革财政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在思想文化上的控制相对放松。于是，在法国出现了一股"学习英国热"。

材料二   伏尔泰说："我最先敢于用明显的语言向我国人民解说牛顿的发现。当我称赞洛克时，一个既反对我又反对他的浪潮就掀起来了。"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浸透了他对专制制度的强烈敌对情绪，但对于用何种政治制度去取代专制制度，却没有明确的结论。到英国后，通过考察英国政制，孟德斯鸠才找到了自己苦苦思索的理想政制——君主立宪制，他希望法国仿效之。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李永清《法国启蒙思想家与英国文化》

材料一孔子指出：“子不语乱力怪神（违背常理或不易解说的事）……未知事人，焉知事鬼……敬而远之”。儒家学派主张“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仁者人也”“仁者心也”“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理学家张载说：“天地以生物为心”。朱嘉说：“仁者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这些思想主张，后来成为儒家思想的根本命题。

——摘编自李泽厚《论语今读》等

材料二梁启超指出：“兴民权”“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康有为言：“民为主而君为客，民为主而君为仆，故民贵而君贱易明也。”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更使民主成为“反专制”的一把利刃，直取君主专制的要害。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材料三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分析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双重含义：“一是人民当家做主人，二是人民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义对自身的事务当家作主”。

——摘编自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