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儒学的兴起，是有其必然之势的，并非偶然之事。因为改正制度，兴起教化，非儒家莫能为。武帝即位时，年仅十六，成童未几，安知儒学为何事？所以与其说汉武帝提倡儒学，倒不如说儒学在当时，自有兴盛之势，武帝特顺着潮流而行。

——摘编自吕思勉著《吕著中国通史》上册

材料二   宋王朝建立之后，对民间文化的发展、对经济事业、对社会生活等方面，都没有过多的干预，从而形成了一种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这样的环境，为士大夫群体力量的形成，为士大夫参政议政和学术创造力的发挥，提供了适宜的外在条件。……说到宋代的学术成就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到“新儒学”。其实新儒学并没有什么新的儒家经典，所谓“新”，是指它对既有儒家经典的新阐释。这样的新阐释，是建立在中唐以来学术发展的基础上的。在唐代，很多儒学家反对佛学的教义，但是整体来说，那个时候儒家的力量并不足以和佛学抗衡。而发展到宋代，以禅宗为代表的佛学思想，以及道家的一些观念，被儒家学者吸纳，融会贯通。一方面，儒、释、道之间有排斥、有辩驳；另一方面，也有吸纳。在这样的前提下形成的新儒学，其代表人物是格局更加宏大、知识更加渊博的一批精英人物。

——摘编自许宏、刘国忠等编著《中国通史大师课》

材料一 岛上（海地） 有约三万名自由之身的白人，还有人数约略相当的黑白混血儿和四十八万名奴隶。蔗糖使奴隶这种古老劳力和现代形式的工业资本主义结合在一块儿，甘蔗园或许是世上最早的现代工厂，它有一大批严守纪律的工人，园主常是不住在当地的法国资产阶级显赫人士，例如商人、银行家。法国大革命后，“人权宣言”与法国的殖民意向相冲突，岛上的矛盾情势随之引爆。巴黎的革命人士愿意将选举权扩大适用于海地的自由白人，乃至自由的黑白混血儿，却无意废除奴隶制，以免断掉法国岁入的一项主要来源。于是，海地的黑人雅各宾党决定自行解放，从而爆发世界上最早的现代民族解放战争之一。

材料二 经历百余年奴隶政权的严酷统治，这些得到自由之身的黑人决心放个长假。重返工作岗位后，他们不愿替甘蔗园卖命，反而展开土地改革，将大庄园分割成小块土地。同时，独立后的海地赫然发现自己基础设施贫乏，资本稀少，农民未受教育且无治理经验。占人口少数的黑白混血儿贵族兴起，他们剥削广大农民图利自己，国家却几乎停滞不前。贵族统治不稳时，美国出手相助（1915—1934年遭美国占领），以维持“稳定”。海地找不到可取代糖的产品，这处热带天堂变成悲惨贫困的落后地区。

——以上均摘编自[美]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

材料   自19世纪末年开始，北京作为中国三座大城市之一，人口大幅度增加，从1881年的87万人，增加到1910年的100多万人，1932年则增加到150多万人。……从1924至1948年，北京共开辟了6条电车线路，总通车里程约48公里，在北京城墙之内纵横交错，为北京内城和外城间、东部和西部之间提供了跨越城区的交通联系，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城市交通网络。但是北京电车系统却面临许多严重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乘坐率低。1929年10月，北平发生了人力车夫砸毁电车事件。最终电车公司不仅没有能够扩大电车网络，降低票价，而且被维持昂贵的票价，最终使电车成为多数城市居民承受不起的消费。另外，为有效使用电车，需要铺设轨道，架设电线，或是拓展街道。但是作为历史文化古都，城门、城墙和牌楼之类古代标志，既是封建都城权威的象征，也是传统建筑美学的体现。对扩展电车轨道、竖立电线杆而言，它们都构成极其严重的障碍。在许多人看来，现代技术将会破坏古都的风貌的宁静。有些人还搬出中国所特有的“风水”观念，宣称电车的到来，将给城市人民带来厄运。电车公司开始时曾请求市政当局批准拆除影响施工的牌楼。然而，当这一消息泄露后，立即受到社会各界的猛烈谴责。市政当局不仅拒绝了电车公司拆毁牌楼的申请，而且命令其修复在安装悬空电线和铺设轨道期间遭到破坏的所有牌楼。电车公司不得不取消最初计划，另寻电车路线。这在无形中增加了电车公司的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尽管如此，电车、汽车这两种最主要的现代交通工具在各个大城市还是比较普遍地被使用着。

——摘编自李长莉等著《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

材料一   中世纪后期，英国的自由传统奏响了序曲，也为专利制度的孕育提供了技术劳动力和商品经济环境以及科学革命和文艺复兴等思想文化支撑。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英国重工主义的经济政策鼓励自由建立新产业，催生了1624年的《垄断法规》（专利成文法），该法规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共同促进了初始工业化时期英国专利的实践。17世纪末到18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推动专利制度与产业革命之间相互影响，专利法治体系更加成熟。19世纪上半叶，英国专利制度和经济实践因其存在的大量缺陷而面临巨大危机，引发了一场席卷欧洲的专利制度存废大论战，最终促进了专利制度的全面改革。

——摘自李宗辉《17-19世纪英国自由传统与专利制度的演进研究》

材料二   西欧在19世纪30年代之后技术创新潮流开始放缓，自由贸易经济开始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在这样的经济形式下，自由贸易理论开始兴起，在贸易自由、契约自由的旗帜下，通过授予专利权使一些工商企业受到保护、免受竞争的现象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注意。同时，专利制度自身的问题也日益引发人们的不满，当时英国专利制度尤其令人诟病。19世纪中期之前的英国仍然坚持专利特权制度，其授权程序复杂、成本高昂、费时不菲且含糊不清，专利诉讼也存在较大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下，19世纪50年代西欧爆发了如火如荼的反专利运动，但19世纪70年代之后，这种反专利运动最终还是消退了。

——摘编自袁锋《专利制度的历史变迁：一个演化论的视角》

材料一   北宋朝廷在成都设茶场司，在熙河设买马司，分别管理买卖川蜀茶叶、交易番区马匹事宜。……川陕甘一带人口稠密、村镇密布，有大道，有捷径，道路呈网状分布。官府在四川至熙河道路的沿途“添置递铺，十五里辄立一铺”，或差发厢兵，或招募苦力，充当脚夫运输茶叶。同时官府以盐引之法鼓励川商参与茶运。通过茶马贸易昔日以军政用途为主的唐蕃古道蜕变为商贸繁荣的茶马古道。

——摘编自张洁《茶马古道线路兴替：基于官办茶马贸易的考查》

材料二   明初，政府在“以茶驭番”方针指导下，从茶叶的产销到马匹的交易管理都形成了一套较为严密的管理体制。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封建官营体制内难以克服的弊端，茶马贸易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冲击。于是弘治三年，明廷出台“召商中茶”政策，“令陕西巡抚布政使司出榜招商中，给引赴巡茶御史处挂号，于产茶地方收买茶斤，运赴原定茶马司，以十分之率，六分听其货卖，四分验收入官。”允许商人参与茶马贸易活动。

——摘编自王晓燕《官营茶马贸易研究》

材料一   丹麦是福利社会主义的典型，形成了“高税收、高福利”的模式。它特别强调以国家为中心，拥有强大的干预性政府、强势的官僚机构以及就业人口数量庞大的公共部门。所有公民都有权通过获得实物型和现金型福利，享受基本的社会权利。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他国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国内老龄化加重了丹麦社会福利负担。

材料二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丹麦政府从传统的“消极的福利政策”转变为“积极的福利政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丹麦社会性福利开支逐步缩减，并减少由于福利制度漏洞而导致的资金浪费，使享用社会服务的各种条件更加严格。1997年“社会救助法案”规定没有工作就无权接受公共津贴，只能接受地方政府的安排，每个人都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以达到国家、单位和个人三者之间权责平衡。1998年，丹麦政府通过税收改革逐步降低低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免税限额和降低公司税。

——摘编自吴玲赵建云《丹麦福利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