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德意志帝国建立后，已经成为帝国宰相的俾斯麦推行所谓的大陆政策，选择了拉拢可能成为法国盟友的国家，按照俾斯麦自己的话说，“如果法国不愿和我们保持和平，我们就必须阻止她找到盟友。只要没有盟友，法国就对我们构不威胁”。
1890年俾斯麦下台，德意志帝国在对外战略方面开始改弦易辙，继俾斯麦之后的卡普里维政府在德皇威廉二世的授意下，打出了“新路线”的旗帜，在国际战略方面开始滑离俾斯麦所制定的欧洲安全政策的轨道。威廉二世宣称：“巨浪在有力地冲击着我们的国门，并且催促着我们作为一个大国维持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换言之，遵循一个世界政策。”1897年12月6日，比洛夫在帝国议会一次涉及对华政策的演说中对“世界政策”做了明确解释：“德国人让他们的一个邻国占有陆地，另一个邻国得到海洋，而只给自己留下天空，自命清高，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总之，我们不想将他人挤到阴影中去，但是我们也需要阳光下的地盘。”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德意志帝国对外政策的转变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学校体育思想十分活跃，武术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张之江建立中央国术馆，随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国术馆，国术馆对当时武术的传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使人们对体育的认识不仅仅局限于对体育运动赛事的关注。抗日战争时期，体育对于提供兵源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体育锻炼也可以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这可以使人们在战争中更好地生存下去。由于当时的社会形势，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一些国内知名学校开始迁到云南以及四川，这些学校不仅在校内自行组织体育活动，也会在学校之间、区域之间举行体育比赛，这些体育比赛活动使得体育在社会之间的传播更为广泛。
——摘编自陈茂春、刘中强《晚清民国时期学校体育思想演变探究》
材料二 1949年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指出：“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将“爱劳动”列为国民五项公德之一。……1954年，因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仍普遍存在，部分小学和初中毕业生不愿毕业后成为劳动者，对无法如愿升学产生不满。在此背景下，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文件，提出要加强劳动教育，提高生产技术水平。……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要克服教育工作中的右倾思想和教条主义，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改编自刘向兵《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论纲》
材料三 20世纪70年代初，著名的“乒乓外交”打破了冷战时期的外交僵局，书写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历史佳话。70年来，我国与180余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体育友好关系，与100余个国家签署了双边体育合作协议，与国际奥委会、亚奥理事会及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在国际体育事务中的话语权显著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体育对外工作不断深化，体育成为“元首外交”的新亮点。国家主席习近平亲力亲为，通过体育助推民相亲，向世界展现出中国的开放自信、友善包容，用体育谱写中国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新篇章。
——摘编自苟仲文《新中国体育70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体育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成立初期劳动教育的背景和影响。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新中国的体育外交活动。
材料 课吏馆原本是各省为候补官员设立的学习机构。湖南巡抚陈宝箴于1897年将课吏馆纳入湖南维新大业，他认为，外患日亟、国运不昌之际，要想有所作为，“其要者，在懂吏治、辟利源，其大者在变士习、开民智、敕军政、公官权”。同年十二月，梁启超上书陈宝箴，将“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视为“一切之根本”，而“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
1898年，由署按察使黄遵宪拟定的《会筹课吏馆详文》刊发。改造后的课吏馆，最高负责人为“总理”，实质性的下设机构称为“问治堂”。……馆中各课分为六类：一是“学校”，凡兴学育才、移风易俗、开启民智等等。二是“农工”，包括农桑、种植、工艺、制作，希以此养育民众、丰富物产，借此收复利权，提高与日见增多的洋货的竞争能力。三是“工程”，四是“刑名”，五是“缉捕”，六是“交涉”，“凡通商、游历、传教一切保护之法，均归此类。”课吏馆另有“馆规”，有学习制度等。……考核采用积分制，共分三类：“勤业”“善问”“进益”。每人均按上述三类计分，列入表格，每月以90分为合格。
课吏馆新定的章程，既有对旧有制度的合理吸收，更多的是结合维新需求而作的改弦更张。……可惜事与愿违，“办理不善”“未闻实效”八字几乎成了戊戌维新时期湖南课吏馆的定评。随着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的辞别，湖南维新事业很快跌入谷底，紧随其后的便是政变发作，各项新政摧毁殆尽，课吏馆也因早产而夭折。
——改编自张求会《近代湖南课吏馆初论》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近代湖南课吏馆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1880,前直隶提督刘铭传上奏《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一石激起千层浪，刘铭传的奏议引发了一场朝廷内部关于铁路问题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壁垒双方，旗帜鲜明。李鸿章等洋务派力陈铁路之用，"考铁路之兴，大利有九端":便于国计、便于军政、便于京师、便于民生、便于转运、便于邮政、便于矿务、便于轮船招商、便于行旅。除此之外，洋务派还认为，铁路具有“快捷、安全、制敌、弥内乱、节俭军费”等特点，因此，开通铁路有"万国缩伏，三军必皆踊跃"的作用。同时，也有官员对修筑铁路极力反对。以驻英副使刘锡鸿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修筑铁路的主要弊端有三： 一是有害风水，“山川之灵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二是有害课税，“则走私漏税之弊百出，国课益以不供”;三是有害国防，千里铁路“势难节节严守",外敌“一奋臂可直入室矣”。
这次论战，守旧势力占据上风。清廷于1881年2月14日发布上谕：“叠据廷臣陈奏，金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著毋庸议。"刘铭传修建铁路的主张虽然夭折，但洋务派主持修建的唐胥铁路却在1881年建成。唐胥铁路计长20余里，由开平矿务局投资修建，主要用于运输开平煤矿生产的煤炭。
——摘编自曾凡炎《洋务派对中国早期铁路建的贡献》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刘铭传主张修建铁路一事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 20世纪20、30年代，一批当时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等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章士钊一战后曾游历欧洲，目睹其满目疮痍后，片面地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归因于工业化。因此，为避免中国重蹈覆辙，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他于1923年8月发表《业治与农》一文，他宣称“吾国当确国是，以农立国”。此文一出，争议不绝于耳。
梁漱溟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发展的根本在农业，工业发展应摆到农村、农业发展之后，“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的唯一道路”。在董时进看来，世界工业国已有许多，竞争激烈，如果中国再加入其中，不会有太大发展空间；中国如以工立国，必然导致外资入侵，进行资源掠夺；相较而言，以农立国更适合中国国情，以农立国能保持社会稳定，无所谓失业和罢工。
吴景超对董时进的观点提出了批评，称其观点为“经济上的复古论”，中国要摆脱经济上的落后面貌，必须采行西方“机械的生产方法”。他指出，“在目前这种外患严重的时期，我们对于如何使中国由弱而强一问题，一定看得比如何使中国由贫而富一问题更为重要”。张培刚指出，“只有政府实际负起责任来，加以社会人士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农国的工业化。这是对梁漱溟、晏阳初等知识分子主导乡村建设派的一个善意提醒，也是对政府在乡村建设和农业工业化过程中作用发挥的呼吁。
最终，“以工立国”这一观点获得了政府更多政策支持，对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同样大有裨益，这两派对于近代中国发展的贡献都应予以肯定。
——摘编自李蕴哲、陈旭东《“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近代中国发展道路之争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发展道路所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一 熙宁元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进行了改差役为募役的改革。它规定，从前为轮差的衙前、户长等役一概改为雇募。募钱来源有三：一为免役钱，即有役人家以钱代役。二为助役钱，即无役而出钱者。三为官买扑酒税。募钱的征收方法是：“乡户自四等、坊郭户自六等以下免予输钱，其余人户每年分夏、秋二季随等输钱。至于收钱多少，均视州县应需雇值多少而随户等摊派。在雇值既足的情况下，率其数增取二分，以备水旱等非常之用。”
——摘编自《宋史·食货上五·役法上》
材料二“又农家所有，不过谷帛与力，自古赋役，无出三者。”而免役法等“多责见钱”。旧日差役之时，上户虽差充役次有所陪备，然年满之后，却得休息数年，营治家产，以备后役。今则年年出钱，无有休息，或有所出钱数多于往日充役陪备之钱者······旧日差役之时，下户元不充役。今来一例出免役钱，驱迫贫民，剥肤椎髓，家产既尽，流移无归，弱者转死沟壑，强者骤为盗贼。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使之充役，无宗族田产之累。作公人则态为奸伪，曲法受赃；主守官物则侵欺盗用。
——摘编自《司马光奏议》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争论。
材料 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伴随着历史的脚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褒贬议论几经变动，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近900年来分作三个时期：南宋至晚清；20世纪前半叶；20世纪后半叶。
宋高宗赵构认为：“安名之学杂以伯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宋廷的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朱熹对荆公新学的评价：一是斥王安石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刑名度数”：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根据，予以无情打击。《宋史·王安石传》记载，“‘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了王曾瑜先生的《王安石变法简论》，对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随之而热烈的展开，标志着20世纪王安石变法研究的新阶段。研究宋史的专家邓广铭先生从两个方面肯定王安石变法。一是这次变法是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一场激烈斗争，社会历史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阶级之间、新旧之间的矛盾之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王安石变法派同保守派们的矛盾斗争，正是属于新与旧之间的矛盾斗争。而这次斗争，是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内，极其激烈也极其重要的一个回合。二是为天下理财的成效，发展了生产、扭转了积贫的局势。变法派所制定的一些政策法令及其实践，虽还远远谈不到解放生产力，但对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总还是有一些帮助的，因而是发生了积极作用。
——摘编自李华瑞《九百年来王安石变法评议的演变和发展》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对北宋王安石变法的看法。（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 道光中期以来，民众的抗争事件日趋频繁……咸丰四年（1854年）底爆发的瞿振汉起义以乐清为中心，其触角伸展到黄岩、临海和永嘉大罗山一带影响温州府城，并曾与海上的武装力量“粤艇”联络。起义领导人还有过夺取温州府城进而“传檄全浙”的部署。虽然计划实施受阻，但也一度攻占乐清县城并建立政权。尽管起义延续时间不长，但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起义失败后，乐清士绅留下的记述文字，大抵持正统的政治立场，将瞿振汉起义斥之为“逆党倡乱”。民国以后，开始有人把瞿振汉称为“与异族抗衡”，光复汉族河山的“革命先烈”。此后，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看法是将其看作一场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
——摘编自李世众《19世纪中叶“儒枭”集团的崛起与地方权力角逐》（2023年）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瞿振汉起义看法的变化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一 严复（1853—1921），福建侯官县人，5岁入私塾，13岁放弃科举“正途”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船泊驾驶，24岁时，作为公派留学生，前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深造。在课堂上积极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在课余阅读了大量西方社科人文学术著作，并实地考察英国的政治、法律、教育等机构，深化了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和思想理论的认识。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等名著，宣扬的社会进化论思想，是启蒙维新的有力思想武器，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
材料二 孙中山（1866—1925），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1875年孙中山入村塾读书，1878年，随母赴檀香山，先后在檀香山、香港等地较系统地接受西式近代教育，并成为西医医师，19世纪末期，目睹中华民族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决定抛弃“医人生涯”，进行“医国事业”，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
材料三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同时也对西方的科学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最初学医，但后来观看日俄战争教育片时，深受刺激，决定弃医从文。归国后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1918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支持和参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为中国文化的独立和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近代留学青年生涯规划的特征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书写工整）
材料一《黑奴吁天录》是美国斯托夫人所写的小说，讲述了黑人奴隶汤姆最初的主人因欠下债务，便将他以及女黑奴伊丽莎的儿子出卖抵债。伊丽莎携子出逃，最终辗转至加拿大；汤姆后来多次被卖，最后因拒绝说出逃亡女奴的下落，被奴隶主鞭打致死。
材料二
材料三
(1)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指出两则材料的史料价值，并结合所学知识对相关历史进行推断。
(2)根据所学知识，在材料三所给的地图上绘制两条移民迁徙的路线，并简要评析。（要求：不得使用材料一和材料二所给的信息）
